《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所蘊含的三重悲，鑄造了詩聖杜甫

天寶十四載十月，杜甫自長安往奉先縣探望妻兒。與此同時，唐玄宗正攜楊貴妃在驪山華清宮尋歡作樂，而安祿山正磨刀霍霍，準備舉兵造反，一場盛世下的危機，即將爆發。

這一切並非沒有預兆，杜甫敏銳地感受到了山雨欲來的氣息，長安困頓十年干謁生涯，以及至奉先沿途的所見所聞，他發現自己深愛的這片山河，已經沒有開元年間的光彩。君王的鬆懈、官員的腐敗、百姓的貧苦，使杜甫感慨萬千，一腔悲憤化作盛世危言，寫就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此詩構想於杜甫往奉先的路上，成於十一月初，這是他十年干謁生涯的總結，亦是他悲憫的開始。因為不久後安史之亂爆發，杜甫結束了前半生較為安定的生活，開始了後半生的漂泊。這首詩作於唐朝國運的轉折點，也作於杜甫命運的轉折點，同時也是杜甫詩歌風格的轉折點。

杜甫以自身不幸的命運，觀照勞苦大眾的生活，歌詠成詩，並形成了沉鬱頓挫的現實主義風格。在反覆品讀《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之後，我發現此詩蘊藏著杜甫心中的三重悲，而這三重悲，則奠定了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情感基調，一直貫穿著他後半生詩歌創作的主題，塑造著他偉大的人格，由此，鑄造了杜甫詩聖之名。

被稱為詩聖的杜甫寫的詩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

《絕句》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晴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杜甫被 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後人稱為“詩史”。

杜甫，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於河南鞏縣。由於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後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杜甫被後人稱為“詩聖”。

　杜甫的詩相關資訊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大多是積極的。比如《望嶽》。後期由於戰亂，杜甫的詩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變得感傷，大多都是憂國憂民的。他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後人稱為“詩史”。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迴旋往復，標誌著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於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並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他的生活從20歲後可分為四個時期。

　　漫遊時期：從玄宗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載（745）。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遊。他在這兩次漫遊裡，過的是登山涉水、高歌遊獵的浪漫生活。他在這時期寫的詩只有二十幾首流傳下來，主要是五言律詩和五言古體詩。

《望嶽》便寫在這個時期。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遊齊魯，結下深厚的友誼。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遊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後沒有再會面，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長安時期：從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杜甫在長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杜甫“嘗困於衣食”，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充當“賓客”，同時，他結交一些與他同樣貧困的朋友，也比較廣泛地接觸勞動人民。

他的足跡從貧乏的坊巷走到貴族的園林，從重樓高閣互競豪華的曲江走到徵人出發必須經過的咸陽橋畔，仕途要求的失敗使他能客觀地認識統治階層的腐敗，個人的飢寒交迫使他能體會到人民的疾苦，這兩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詩中得到反映。

天寶十一載以後，他寫出《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後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天寶十四載冬，杜甫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寫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表達了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深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概括了社會上尖銳的矛盾，又描繪了“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的家庭景況，這是他十載長安生活的總結，也標誌著唐朝盛世最後的總結。這時期流傳下來的詩約一百餘首，其中優秀的詩篇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任職左拾遺與流亡時期：從肅宗至德元載（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祿山起兵後，長驅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陽、長安。杜甫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杜甫陷城中將近半年，看著莊嚴整飭的京城一片荒涼，生靈塗炭，聽著唐軍兩次反攻，先後在陳陶、青坂兩處都全軍覆沒的訊息，滿腔悲憤，寫出《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詩。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受任為左拾遺。八月，完成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先後媲美的長詩《北征》。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視舊居，歸途上親眼看到人民在官吏們殘酷的壓迫下蒙受的苦難，寫出著名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組詩六首，後人簡稱為“三吏”、“三別”。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展轉走上艱難的蜀道，後來到了成都。

　　漂泊西南時期：從肅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曆五年（770）。11年內，杜甫在蜀中8年，在荊、湘3年。實際上他在成都先後住過5年，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

但他並不曾忘記流亡失所、無處安身的人們，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名句。寶應二年春，延續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結束，杜甫聽到這個訊息，驚喜欲狂，脫口唱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七律，迸發出內心的歡悅，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樂的高歌。

　　大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後兩年，他沒有定所，往來於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他在大曆五年冬死於長沙與岳陽之間湘江上的舟中，終年59歲。杜甫死後，靈柩停厝在岳陽，43年後即憲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移葬於河南首陽山下。

　　杜甫和李白齊名，世稱“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著為解救人民的苦難甘願做自我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

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鬱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

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

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杜甫寫的詩通常揭示的是社會的動盪、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比較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和批判精神。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他勇於攀登，傲視一切的雄心壯志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的詩從精神境界上來看：愛國憂民；從寫作格式上來看：工整簡潔；從內容反映上來看：通俗易懂。

1、足以稱為詩聖的詩我認為非詩聖杜甫的七言律詩巜登高》莫屬。

2、《登高》全詩如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3、該詩前半篇寫景，後半篇抒情。一開篇便將不盡長江的秋景圖描摹得如三維AR立體再現，一寫便寫成了千古佳句，古往今來描寫長江的佳句不知其數，但唯有此詩達到了獨步古今的句中化境，再無出其右者。

4、前兩聯極盡寫長江秋景之高妙，直到頸聯（第五六句）才點出一個“秋”字，頸聯出悲秋定，漂零萬里，年老多病，“萬里”“百年”的悲愴豈足為外人道焉？！尾聯對結，詩人備嘗艱辛潦倒之苦，國難家愁，貧病交加，白髮日增，欲尋一杯濁酒排譴悲秋亦不可得，無限悲涼溢於言表。

5、此詩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只是全篇可法，而且用字用句皆古今人必不敢道，決不能道者。故而此詩博得了“曠代之作”的盛譽。

此詩若不能當詩聖之譽，世上從此再無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