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詩發表於1903年，堪稱里爾克最負盛名的佳作。奧古斯特·施塔爾對本詩的一句評語可以視為本詩的創作背景：“自然的生活空間的喪失或者對它的威脅是世紀更替時的一個重要題目。”的確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詩人對動物自然空間喪失的不滿，並且以他獨特的觀察視角和生動形象的語言對豹子生活空間給與了淋漓盡致的描繪，使我們羞愧地意識到人類為了自己的趣味無情而抹殺動物的天性，卻還心安理得地把這種樂趣看做理所應當，殊不知這種精神上的折磨比劊子手更加的殘忍。

然而筆者認為詩裡豹子的象徵意味更加深刻。詩人由困在籠子中的豹子聯想到現實中的人類，不光使我們認識到自身對動物的殘害，也使人類對自身精神的禁錮陷入到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使人們開始反思自身。所以筆者認為本詩的最大魅力就在於將這兩種價值透過詩人獨特的視角和形象的語言進行了完美的結合與闡釋。

詩的開始因為束縛而感到異常的“疲憊感”，這也是非正常現象之壓抑感。鐵欄裡的兇猛形象早已退去，不再成為霸主，只是一直不再享受自由的恩惠。於是“什麼也不能收留”。這裡本身只剩下孤獨之存在，與虛無相協調的關係延續著。

　　我們知道里爾克受象徵主義和存在主義影響，無論安排（這裡只是假設）豹鎖在鐵欄裡來回不安與走動，任憑其怎麼掙扎，最後走累了顯得無力和絕望，這都只是“徒勞的形式”而已。一下來了只是逆來順受，才能夠享受尊貴？（這裡的疑問有些偏題了。）

　　這本身也是反抗的無力感，這種急躁轉化為平緩的凝視，一下來了個迅即的大過渡，這種形式足以顯得巧妙。

　　我欣賞的是“強韌的腳步邁著柔軟的步容，步容在這極小的圈中旋轉”這句，人物的感情因此也有了深刻的隱申，精神在這裡得到集體體現。而後面的則在緊扣這“一箇中心”的描述，這個將大的動作緩慢化，讀起來也有特殊的意味在內，著實需要很多的手法，而“於是有一幅影象浸入”一句話就像對一個世界的概括。這也證明了詩人的洞見，不只是在鑄造豐滿的意象上下功夫，而是空間移換了想象，存在與虛無之間的轉換，就像一個宇宙的安靜。所有的躁動再次迴歸到一種“烏有”，不再是存在卻已經深刻無比，至少是與偉大齊名。

　　“於是有一幅影象浸入，

　　透過四肢緊張的靜寂——

　　在心中化為烏有。”

　　一切形如沒有發生過，這只是記憶在象徵中演化，可豹這個強悍的動物依然是大家關注的焦點，只是將詩的精神傳送到我們的腦海，在這些過程中反映出的生存狀態與環境的惡劣，這是客觀的存在與反映的，如同我們的想象力，在現實的空間蔓延......

　　本詩發表於1903年，後收入《新詩集》，為“詠物詩”的代表作，堪稱里爾克最負盛名的佳作。奧古斯特·施塔爾對本詩的一句評語可以視為本詩的創作背景：“自然的生活空間的喪失或者對它的威脅是世紀更替時的一個重要題目。”本詩的含義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含蓄地表達了作者在探索人生意義時的迷惘、彷徨和苦悶的心情。”(楊武能)

　　埃德加，奈斯認為本詩的特點在於詩人“從動物的內心狀態出發進行敘述，彷彿他與它化為同一”。全詩“圈出了豹的本質”，刻畫出“對令人絕望的無聊和單調的想象”。“詩的中心含義在第二段第3、4兩行，它們勾勒出這一尊貴動物的本質和命運：最充沛的力量和潛能，但是被壓抑，陷於‘昏眩’——透過鐵欄後的關押，透過監禁，透過剝奪自由，而它是屬於自由的。”希珀則認為：第三段乃是高潮所在：“豹的靈魂在這裡變得清晰可見；僅僅一幅影象：慢慢睜開的眼睛，然後‘四肢的‘靜寂’，最終‘心’——被監禁的動物的存在‘在那裡’完整無缺。”

　　袁可嘉將里爾克的創作方法歸入“思想知覺化”。他分析本詩說：“與其說是在描寫關在鐵籠中的豹子的客觀形象，不如說是詩人在表現他所體會的豹子的心情，甚至還可以說是他借豹子的處境表現自己當時的心情。”

　　各家評論對本詩的解釋基本相同，即詩人透過與“豹”的“同一化”反映了“豹”同時也是詩人自已“被監禁”的感覺。可是，“詠物詩”的宗旨在於揭示事物自然、真實的內在本質。如何解釋這一內在矛盾呢?不妨從另一角度來理解這首詩，把它看作里爾克對“詠物詩”的新的創作手法——“客觀的忠實描寫”以及這一手法所包含的藝術原則所作的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