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一高校內，學生見快遞員分揀包裹十分粗暴，感到很氣憤。而面對制止，快遞員的迴應是：“摔壞了我們賠，哪家公司不是這樣，為什麼偏偏找我們。”實際上，關於“快遞員暴力分揀”的事情，早已不是什麼“新聞”。要不然快遞員也不會用這樣的話語來搪塞學生，不得不承認“暴力分揀”是一種存在的事實。

當然，把一件事情奉為“暴力”的標籤，已經不只是在“分揀快遞”的問題上。我們所處的生活裡，貌似各行各業都存在“暴行”。人們一邊渴求彼此的尊重，一邊又總是為討好自己而偏離底線。於是，滿世界都在“暴”，“不暴”就好像是一種吃虧。

在這種“潛臺詞”的引領下，人與人之間越來越沒有耐心，有的只是苛責與Diss，藉口和理由。不管是問題的發現者還是問題的迴避者，都沒有站在規則的範圍裡進行。於此，在結果上也就很難走向大同。往往形成的局面是“你找我麻煩，我給你難堪”。

站在“物品擁有者”的角度上而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物品不被損壞”。可作為，快遞員而言，效率和速度往往又是生存的基本條件。這種時候，不免各說各有理。實際上，卻只是自己有理而已。

我們很容易能想明白，服務質量的提高會影響服務者的工作效率，如若這部分“效率損失”有人去買單，想必也就不會出現尷尬的“暴力分揀”場面。另外，作為“物品擁有者”，如果自己的物品沒有被損壞，卻也希望快遞員能“溫柔的”對待自己的物品，這種附加值的服務，到底算不算增值服務，這也是一個值得考量的問題。

因為，就目前的快遞員收入而言，基本上就是“投遞收入”。雖然行業內部也有相關的細則，要求快遞員有耐心，有責任心，有公德心，但這些依舊停留在職業道德層面，而非工作制度層面。這也導致，如果寄件方投遞的物件是“易碎物品”，只能在包裹表面標註“易碎說明”，希望快遞員能有所照顧。

但從具體的實施過程來看，該碎的還是碎，該壞的還是壞。所以，寄件方也就不得不努力提升包裹內部的提防措施。就現在而言，損壞的情況相對比較少一些。就算損壞，最終也是寄件方和快遞承運方負責，收件方只負責檢查質量問題。

從這個層面上來講，過分強調“暴力分揀”。實際上，體現的是人們對於服務態度的一種要求，而非服務本身造成什麼損失（絕大多數情況）。不得不說，人們越來越注重尊嚴的獲取和服務的質量。

不過，在這種獲取或者完善的過程中，應該基於行業層面去要求和改變。而非在天下烏鴉一般黑情況下，對個體進行打擊。這種方式非但不會改變什麼，反而會讓被打擊的個體更加情緒扭曲，更加肆無忌憚，更加沒有敬業精神。

我一直覺得，想讓一個行業變得健康起來，是應該讓參與者們都發聲，而不是“一邊倒”的局面。哪怕快遞員的“暴力分揀”有悖人們的認知，也應該讓他們說出自己的不滿。畢竟剔除職業和站位，每一個人都是最獨立的個體，而這種個體尊嚴的顯現，才能更好的反哺所謂的行業。

所以，在給快遞員分揀“貼標籤”的時候，有時候也應該反過來思考“自己在所處的行業裡有沒有類似的暴行”。只有這樣互換角色的思考，最大限度的“容忍”（這個指給別人說話的權利），才能推進行業實質上的完善和進步。要不然單靠生硬的猛懟，終究迎來的是小範圍的觸動，而對於大環境並沒有實質上的益處。

今天剛報出來的新聞已經上了熱搜，在西安一個大學內，快遞員暴力分揀快遞。這種事情不僅僅是發生在快遞行業，更應該追溯到一個個人與公司的關係上。

對於所有的快遞員來說，這個公司是快遞公司，而不是自己的公司，也就是說他只能在基礎的工資上儘可能的多幹活，而多幹活的一個方法就是暴力分揀，所謂的暴力分揀也並不是說刻意的使用暴力，而是在分揀的過程中過於粗暴，沒有細心的時間，如果是一個快遞員細心的檢查快遞，然後又細心的分類排序的話，那麼所耗費的時間將是粗暴分揀的幾倍。

而且快遞公司對於損壞快遞是有規定的，不需要快遞員個人承擔，這就更加助長了她在分娩過程中的一個廚寶，不僅僅是在分裂在運輸打包等過程中，成千上萬的包裹怎麼能做到一一細心的對待呢，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值得人深省的應該是，在這個快遞員所說的那家不一樣，上面也就是說現在的快遞行業都是如此沒有區別，如果別人這麼做，為什麼不這麼做呢？從眾心理誰都有看怎麼運用罷了。換另外一個角度想，如果你是快遞員，你會認真的分點嗎？還是說為了圖效率和工資粗暴的對待快遞?

如果我是快遞員，我只會想：反正是你的快遞，不是我的快遞。而快遞的工資是我的工資，而不是你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