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學說中的博愛主要依存於仁學的懷抱。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固然有戰爭、瘟疫、剝削和壓迫等苦難，但“和”為一箇中華民族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它是先民們在相互尊重和互助互惠中創造出來的歷史。作為一種跨越血緣而撫慰人心的崇高情懷，博愛突出的是人與人相愛的美好境界。

　　仁者愛人，仁愛是博愛的母體，博愛主要體現了仁愛的普遍之愛價值。人需要愛和尊重，這既是人的情感和人格自尊的需要，也是社會交往中應當信守並通行的原則。作為社會性的動物，人是在人與人的互助中得以生存的。從愛、親、孝、慈的個體關愛到愛國愛社會的崇高境界，既是價值內化的表現，也是社會教化的結果。儒家文化支配下的社會教化，使得報答和互惠（愛）的意識在兒童時期就已經孕育。傳統上，人們大都接受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觀念，相信仁愛和美德終究會有好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有愛心、愛人、愛物，自己才會被人物所愛，愛的公共性和互惠性品格由此得以彰顯。

　　自秦漢開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形式運行了兩千多年，從思想的層面維護這一制度，便是漢代國家倡導的以孝治天下。《孝經》適應這一氣候而成為最通行的經典，其中就有關於“博愛”這樣的文字表述。在董仲舒筆下，博愛整合了儒家和墨家的相關思想內容，以緩和當時嚴重的貧富不均導致的社會矛盾。儘管董仲舒的主觀目的是要禁絕包括墨家在內的諸子，但對博愛的提出與墨家宣揚的兼愛卻又是殊途同歸。

　　儒家關於博愛的論述發展到漢唐時期，主要側重於經驗和應用的層面，並將其與宇宙觀相結合。而從形而上的層面闡釋和論證博愛的精神與價值，則是宋明理學承擔的任務。但不論是經驗還是理性，貫穿的都是公天下的博愛情懷。“大道之行”的“天下為公”，並不隨著“小康”禮制社會的到來而中斷，它在講求公平和博愛的意義上存在於中國社會，並因之可以跨越血親“小家”而走向萬物一體的“大家”。理學家發掘了傳統儒學的理論資源，從陰陽氣化的和合走到了一氣一性和同心、同理、同善。

　　“同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在宋以後發展為“天人一身”的“大身”觀。“大身”基於自我的擴充，“同善”則體現為人際間的關愛。仁既是個體的美德，也是天道之善的生生流行。以生生論仁善，講仁者生也，是宋明諸儒將孔孟的仁說與《易傳》的“生生之善”貫通起來的結果，並在實踐中為明後期興起的“同善會”的慈善救助提供了可能的路徑。

　　進入近代社會，一方面因為中國遭受的屈辱而導致了對自身傳統和歷史的不公正評判，“博愛”成為了西方先進文化的象徵，儒家的仁愛因含有差等之愛而變成落後的標誌。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先進人士卻希望透過改造儒家的仁愛體系，闡揚儒家學說中博愛的重要價值，使傳統仁學體系和西方現代文明銜接起來。

摘要：儒家的核心思想即為仁，仁愛精神在中國文化史上源遠流長。仁愛是一種人道思想， 仁是人之為人的本質特徵。]早期儒家的仁愛觀與現代和諧社會的以人為本有著根本的區別。但是其中的博愛精神和仁德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現代意義。

一、給出仁愛精神的定義解釋

仁愛精神，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仁愛不僅要愛人，也要愛生物兼愛萬物，方才稱得上大仁大賢之人。對孔子所提倡的“仁愛”，學者們普遍認為就是人要有愛人之心，這當然不錯。但孔子的仁愛思想不僅是指對人要有仁愛之心，同時也指對萬物要有仁愛之心，對自己也要有仁愛之心。所以嚴格說來，孔子的仁愛思想是包括這三個層次的。這三個層次的思想，涉及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的身與心的關係。

博愛，是對全人類的廣泛的愛！

博愛是一種特殊的愛，很無私的愛，因為愛的物件是全人類，所以程度上絕對不會是像“愛情”的“愛”一樣！

博愛是要人與人之間有一種互相關心、互相幫助，那麼最基本的條件是“人人平等”“有一顆

熱忱的心”但是，博愛的“愛”是有程度限制的，因為這種愛因為範圍的廣泛，所以只能是一種“泛泛的愛”最簡單的對博愛的定義就是“對其他人有一種熱忱的心，去幫助所有需要關心的人”。

博愛，既是無私的，又是廣大的。既能把這種愛給予親人，給予朋友，也能把這愛給予不認識的人。甚至是在平時反目的敵人遇難的時候也能伸出援助之手！

愛是能讓人心胸廣大的，既然心中有了愛，再暴躁的人也會在愛的感召下變得柔情似水。百鍊精鋼都能化為繞指柔，可見愛的力量是多麼偉大。然，這種愛並不是濫施濫愛。博愛乃為仁者之愛！

博愛精神體現一種人間大愛，絕不侷限於個人悲歡，在國家層面他的表現是有強烈的愛國情懷，甚至為了祖國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在社會方面，他的表現是有極強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做事和做人都規規矩矩，不斷地為社會創造財富。

在家庭方面，他的表現是能把自己的家庭經營好，關愛家庭每一個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