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異國仕官被諸侯列國所接受，儒家、法家、墨家尚賢思想
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戰爭不僅是軍事的戰爭，經濟的較量，綜合國力的競爭，更是人才戰爭，秦國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除了出現多代明君外，也與其引進的人才是分不開的。戰國時期，在人才流動方面曾有這樣的一個現象，“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而秦國自商鞅之後開始圖謀霸業，而商鞅是衛華人，秦惠文王重要張儀，在合縱連橫中崛起。
其他人才，例如樓綏是趙華人，魏冉、范雎也是魏華人，蔡澤是燕華人，呂不韋是南韓人，李斯則是楚華人，這些都被秦君所重要，用人不疑，由此可見，人才在秦國統一過程中的重要性。
對士人的選拔和任用是本著“尚賢思想”、“用人唯賢”原則進行的，但對於“尚賢”理論，當時對社會主流思想影響很大的儒家、墨家、法家都根據時代要求提出了尚賢理論。
儒家尚賢思想
儒家尚賢思想，起始於孔子提出“舉賢才”，但孔子的尚賢、尊賢思想是以周禮為基礎的，其目的是維護奴隸社會的君王統治，已經不能適應於當時社會發展的現實；到了戰國中期，孟子對孔子的尊賢理論進行了繼承發展，他提出“尊賢使能”，並把尚賢提高到國家存亡的高度，甚至強調君主不用賢，國家危亡也。
到了戰國末期，荀子又對孟子、孔子的尊賢思想進行繼承和完善，他提出可以破格用賢的思想，雖然在對待親友上仍有一定傾斜，但這比孔子、孟子的尊賢、尚賢思想有了實質性的進步，此時的儒家尚賢思想已經不從維護君主統治的奴隸制度，而是為適應社會發展新的制度做準備了。
墨家尚賢思想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的用賢標準包括德行、學問、才能等三個方面，其中德行是最重要的條件，人不僅要有才華，更要有品德，德才兼備才是墨子心中理想的賢者。墨子認為，尚賢是為政之本，君主有賢者輔佐，可以更好地治理國家，尚賢對老百姓有利，賢者管理老百姓，可以使其休養生息，豐衣足食；尚賢對國家有利，國家只有在賢能之人的治理下， 才能發展壯大。
賢者是國之珍寶，社稷的中流砥柱，賢者對於君主、國家、百姓都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墨子主張要廣納賢才，要賦予賢者重權、美名、高官、厚祿，這樣才能吸收更多的賢能之士，因為賢能之士的數量決定了國家的強盛興衰。在用賢原則上，也就是選拔人才的原則上，墨子否定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度，唯才是舉，無論貴族還是貧民，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把舉賢用賢的範圍擴大到了整個貧民階層，這就為社會下層人士登上政治舞臺製造了輿論。
法家尚賢思想
法家的尚賢思想與儒家、墨家不同，主張廢除舊制度，推行量能授官，任人唯賢，因功賜祿的人才選拔、選官制度，將人的行為結果作為論賢的標準。例如，商鞅以實際的功勞取人，提出“民盡力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
法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韓非子也同樣反對以德取人，他主張“記功而行賞”，提倡“程能而授事”，將實際的才幹納入考核體系，糾正了商鞅一味地重功勞而不顧職能的偏差，這也吸取了儒家、墨家尚賢思想理論的智慧。在法家尚賢理念中，重視以實際行動為社稷做出貢獻的人，顯然，在諸侯爭霸，變法圖強的戰國時期，法家的尚賢更有助於各諸侯國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秦國之所以能夠圖強，法家思想起主導作用。
戰國時期，異國仕官被諸侯列國所接受，儒家、法家、墨家尚賢思想
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戰爭不僅是軍事的戰爭，經濟的較量，綜合國力的競爭，更是人才戰爭，秦國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除了出現多代明君外，也與其引進的人才是分不開的。戰國時期，在人才流動方面曾有這樣的一個現象，“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而秦國自商鞅之後開始圖謀霸業，而商鞅是衛華人，秦惠文王重要張儀，在合縱連橫中崛起。
其他人才，例如樓綏是趙華人，魏冉、范雎也是魏華人，蔡澤是燕華人，呂不韋是南韓人，李斯則是楚華人，這些都被秦君所重要，用人不疑，由此可見，人才在秦國統一過程中的重要性。
對士人的選拔和任用是本著“尚賢思想”、“用人唯賢”原則進行的，但對於“尚賢”理論，當時對社會主流思想影響很大的儒家、墨家、法家都根據時代要求提出了尚賢理論。
儒家尚賢思想
儒家尚賢思想，起始於孔子提出“舉賢才”，但孔子的尚賢、尊賢思想是以周禮為基礎的，其目的是維護奴隸社會的君王統治，已經不能適應於當時社會發展的現實；到了戰國中期，孟子對孔子的尊賢理論進行了繼承發展，他提出“尊賢使能”，並把尚賢提高到國家存亡的高度，甚至強調君主不用賢，國家危亡也。
到了戰國末期，荀子又對孟子、孔子的尊賢思想進行繼承和完善，他提出可以破格用賢的思想，雖然在對待親友上仍有一定傾斜，但這比孔子、孟子的尊賢、尚賢思想有了實質性的進步，此時的儒家尚賢思想已經不從維護君主統治的奴隸制度，而是為適應社會發展新的制度做準備了。
墨家尚賢思想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的用賢標準包括德行、學問、才能等三個方面，其中德行是最重要的條件，人不僅要有才華，更要有品德，德才兼備才是墨子心中理想的賢者。墨子認為，尚賢是為政之本，君主有賢者輔佐，可以更好地治理國家，尚賢對老百姓有利，賢者管理老百姓，可以使其休養生息，豐衣足食；尚賢對國家有利，國家只有在賢能之人的治理下， 才能發展壯大。
賢者是國之珍寶，社稷的中流砥柱，賢者對於君主、國家、百姓都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墨子主張要廣納賢才，要賦予賢者重權、美名、高官、厚祿，這樣才能吸收更多的賢能之士，因為賢能之士的數量決定了國家的強盛興衰。在用賢原則上，也就是選拔人才的原則上，墨子否定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度，唯才是舉，無論貴族還是貧民，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把舉賢用賢的範圍擴大到了整個貧民階層，這就為社會下層人士登上政治舞臺製造了輿論。
法家尚賢思想
法家的尚賢思想與儒家、墨家不同，主張廢除舊制度，推行量能授官，任人唯賢，因功賜祿的人才選拔、選官制度，將人的行為結果作為論賢的標準。例如，商鞅以實際的功勞取人，提出“民盡力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
法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韓非子也同樣反對以德取人，他主張“記功而行賞”，提倡“程能而授事”，將實際的才幹納入考核體系，糾正了商鞅一味地重功勞而不顧職能的偏差，這也吸取了儒家、墨家尚賢思想理論的智慧。在法家尚賢理念中，重視以實際行動為社稷做出貢獻的人，顯然，在諸侯爭霸，變法圖強的戰國時期，法家的尚賢更有助於各諸侯國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秦國之所以能夠圖強，法家思想起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