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猶太人科學被美國搶去了

1933年之前，美國曾有5位諾獎得主，而此前作為世界文化和科學中心的德國曾有31位得主。1933年後，以愛因斯坦為首的6位德國得主移居美國，此外還帶來了未來的11位新得主。

到了1945年，德國在1933年之前的得主有9人仍然在世，此外還有5位新得主，合計14位。但此時的美國，1933年之前的得主雖然只有7人在世，但新增得主達到18位，合計25位。換言之，短短12年間，曾經遠遠落後於德國的美國，實現了一場大反超。而且，在1945年後，又陸續有流亡美國的科學家獲得諾獎，再之後，又有大量隨父母流亡美國後，在美國完成學業併成為諾獎得主的“流亡者二代”。

另外一個數據同樣驚人：1969年，美國學術界公佈一份涉及所有學科領域的最傑出三百位流亡科學家名單，其中238人是從納粹德國逃亡出來的猶太科學家，佔比高達79%，美國科學領域各新學科的奠基人幾乎都出自這些猶太科學家

都去了美國。

在這場以種族和政治迫害為背景的文化清洗運動開始之初，諾貝爾獎得主、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馮·勞爾(Max von Laue)曾經勇敢地站出來，向納粹當局抗議這場清洗運動給德國科學造成的損害。但是，希特勒是這樣回答他的：“即使是為了科學，我們的民族政策也不會因此而撤銷或改變。如果驅逐猶太科學家意味著現代德國科學的毀滅，那就讓我們在以後的歲月裡，在沒有科學的狀況下，推行我們的民族政策吧！”

這場始於德國大專院校中的文化清洗運動，給德國的科學帶來了巨大損失。歷史統計數字清楚地顯示出德國科學潛能上的損失。 第一場決定性的解聘潮發生於1933—1934年冬季學期以前，一年之內總共解聘了1145名大學教師，其中有313名正教授，109名額外教授，284名非公職性的額外教授，75名榮譽教授，322名編外講師，11名練習課和外語課講師，13名臨時委託性的代理講師和18名尚未被正式確立職位的人，佔這一時期整個教師隊伍7116人中的16.09％。m在文化清洗運動來臨之前，德國大學的各類正教授與額外教授總計為4482人，而首場解聘潮就涉及各類教授781名，即佔整個教授集團的17.4％以上。

第二場解聘潮發生於1935年9月15日《紐倫堡法》頒佈後的一年a中。到1936年9月，又至少有494名科學家遭到解聘，這些人是因1933i年4月法律的例外條款而暫時保留在大專院校中的“非雅利安學者”，以至於從1933年4月至1936年9月，德國大學中被解聘的科學家總數a達到了1639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正教授或額外教授，其專業領域分佈如下：自然科學家497人(其中化學家165人，物理學家124人)；醫 學家459人；社會科學家392人(其中經濟學家148人，法學家112人， 歷史學家53人，社會學家40人，心理學家27人，教育學家12人)； 人文科學家291人(其中語言學家101人，藝術史專家62人，哲學家55人)。至此，解聘率上升到當時所有師資力量的33％以上。

第三場解聘潮發生於1937年1月26日頒佈《德意志公職人員法》之後。到1938年初，在解聘了160多名“擁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種類配偶”的教師後，遭到驅逐的科學家已高達1800人，至此，德意志高校教師隊伍的損失達到了39％，其中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損失達到47％，遠遠超過了平均率，他們所在的學科也成為損失最大的學科。而在1938年3月吞併了奧地利後，同樣的厄運也立即降臨到400多名有猶太血統或有猶太配偶的奧地利科學家頭上。

到1939年整個納粹德國大學教師崗位中的45％，已被納粹黨內不學無術的黨棍們佔領。（注：這45％的崗位中還包括正常死亡和退休者留下的空位，但接替這些崗位的，不是過去科學接班人隊伍中的編外講師，而是納粹黨的黨幹部。 從根本上講，這些遭到解聘的科學家今後只有三種可能：完全改變職業、“內心流亡”、“肉體流亡”。對於遭到解聘的非猶太科學家來說，不同學科的人之間是有區別的。那些因為有猶太血統的配偶而失去大學崗位的化學家、物理學家等專家，只要不在政治上招惹是非、出頭露面，不從原則上對政權表示懷疑，還有在工業或其他經濟部門中從事工作的可能。

而那些非猶太的人文、社會科學家，由於缺乏實踐和實際技能等，遇到了更大的困難。在“內心流亡”的情形下，環境的對抗性迫使他們與這個社會分離。在不能參與公開的科學活動的同時，他們抵抗著政治上的壓力，在孤立和秘密中繼續著他們的科學活動。然而，“他們已經脫離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迄今為止的科學和教育功能已被剝奪，過去與學生的接觸、與同事的交流也被截斷，因此，經濟上的拮据，不可信任的環境，內心感受到的那種佔統治地位的政治和精神空氣深深的敵意，是屬於這些在‘內心流亡’中生活的原大學教師們的”。

納粹極權獨裁透過教育與宣傳對私人生活的滲透越深，研究者個人的孤立化就越是尖銳。對政治事件的厭惡耗盡了他們的精力，這種精力在正常情況下本來是應該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結出豐碩果實的。總之，“內心流亡”實際上窒息了精神生產，“內心流亡者”的書桌是空的，沒有手稿，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納粹時代沒有真正知識分子的作品。

美國的高校體制在接受流亡科學家方面顯然具有好得多的條件，因為它正處於不斷擴張的過程中。“在1899—1900年，美國總人口為7599.4萬，只有237592名大學生，總共佔18—22歲年輕人中的百分之四十。而到50年後的1949—1950年，美國總人口達到15069.7萬，大學生的數量已上升到2659024名，即上升到年輕人中的19.27％。研究生的數量以更大的規模增長，它由1890年的2382人增長到1950年的237208人，即增長了大約100倍。”這表明，當1930年代初，納粹政權在德國的大學裡瘋狂貫徹文化清洗政策時，美國的高校正在經歷著一場從精英型教育向普及型教育的過渡。“到1930年，美國已擁有246所各類正規高校，以及總計為27000名授課者組成的教師隊伍，其中12000名是教授。”顯然，美國的覆蓋整個大陸的高校網路，有著比狹窄、有限的英國高校多得多的空間供流亡科學家填充。

其實最重要的是1944和1945年20萬德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被抓或逃亡美國。其中有德國原子彈計劃的科學家和其他重量級的高科技武器科學家，他們有的是被俘被抓，有的是看到德國毀滅了，不能再給他們提供研究條件了，只能向美國發展，還有的是出於對蘇聯的恐懼和德國戰後生活所迫，處於餓死和病死的威脅中，都主動去找美國，移民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