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歷史上在中世紀的時候出現過很長時間的神權大過王權的情況，自基督教統一歐洲之後，教皇就成為了歐洲的實質上的最高主宰者，各國的世俗政權的首領並不掌握實權。因而出現了德國是教皇的奶牛等一系列說法。德皇亨利四世因為得罪了教皇，為了取得教皇的原諒，帶著妻子在雪地裡們站了三天三夜才得到了教皇的原諒，這在中國古代是無法想象的，也充分說明在宗教權力面前，世俗權力非常渺小。

中國歷史上有過神權與王權相結合的年代，比如商朝和西周初期，當時的商朝和周朝的統治者都比較迷信占卜等一類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甚至將其用到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以及重大軍政事件的決定上。不過，這也僅僅是一種神權與王權的結合，還談不上神權超越王權。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神權的色彩就已經很淡了。此後一直到王權被取消，神權雖然持續存在，但是不能對王權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之所以會是這樣一個情況與中國一直沒有神權存在的土壤有很大關係。神權存在需要堅定的神的信仰才行。中國古代因為從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有中央集權制度，因而世俗權力對地方的控制是非常嚴的，這樣的話宗教力量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存在，而不能以公開的方式活動，這樣自然會削弱神權的力量。

神權從西周之後逐漸被世俗權力馴服，後來出現的佛教、儒教等宗教實際上都是被政府馴服的宗教，並不是獨立的神權。

因而，中國歷史上很少出現神權壓倒王權的現象。

天人合一就是神權和王權統一，和諧共存，不存在誰壓倒誰。要說有區分，那就是“天道遠，人道近”，人定勝天。中國自古以來只有王權壓倒神權，很少有神權壓倒王權，正是天人合一跟人定勝天兩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起了決定性作用。

王權過度離譜時，會出現替天行道的起義，黃巾起義到太平天國都是運用神權反抗王權。一般都是失敗了，即便成功又會天人合一，殊途同歸。

因為中國早期科學的發展抑制了神權的上升通道。

這個古代中國科學，就是易經與陰陽五行。易經陰陽五行，都是“究天人之道”。

中國之所以以農業立國，形成農耕文化，與易經陰陽五行術數在中國的發展與應用，是分不開的。

日晷的出現，古天文學的發現和應用，古代大型遺址中無一例外的存在“天文臺”這樣的遺址形態，說明古人用天文指導農耕，由來已久。

正是農耕文明的發展，讓中國的農業足以養活眾多的農業人口，並且有富裕，又孕育了大量的非農業人口，社會的分化而導致競爭與早期國家的誕生，以及古代水利、建築的發展。

易經陰陽五行術數的發展，農業收益的提升，同時也提供了讓醫學產生的土壤。

所有這些，都是基於易經陰陽五行而來，也是基於天道而來。故而古人敬天道，遠鬼神。

鬼神莫測，而天道可循。因而在掌握了一定自然規律的古人，天道遠比鬼神更值得敬畏。

所以，宮廷裡有掌管天象的官員，有“天壇”，民間也有懂得陰陽之道的術士，有敬拜“老天爺”的習俗。

這種人力可為的意識，務實的而非務虛的“天道”，自然沒有神道的上升通道了。

題主提的問題很好，中國和歐洲主要區別就在於王權和神權的分配，從而走出不同的道路，並且長期沿襲下來，成為民心所向，關鍵在於中國形成了大一統的王權統治，利益和權利集中，王權太大，於是世家外戚軍閥文官集團各顯神通，至於神權（當時都是佛系的多），還要排在他們之後，隨著科舉的誕生，文官集團逐漸坐大，更加沒有神權出來的機會，儒家相容幷蓄的思想給神權一個有限而安穩的存在，也給後來者一個示範，最終國家還是由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治理的，其他勢力只能附庸其中，可以說，是大一統和儒家思想讓神權始終進不了核心權利圈。而歐洲一直沒有建立長期的大一統王權，而歐洲的神權排他性較強且深入人心，故而衝突不斷，同時反過來制約王權的強大，透過一系列戰爭造成神權的獨大，王權為了對抗神權，採用了議會的民主制度，給予各階層人士一定的權利，發動了群眾的力量，最終形成現在的社會形態，神權慢慢退出核心權利圈，讓位於民選制度

很簡單。因為“中華文明圈”是“先祖崇拜”。“天神”既“先祖”所以“王權既神權”。從這個角度講也談不上王權壓倒神權吧，因為已經合二為一了。這可能也是這塊土地上即使有王朝更迭也依然是大一統佔據主導地位的一個原因吧。

皇帝徵蚩尤，卦不詳，燒死了自己的女兒女魃，應該是神權壓制了皇權。

大禹治水，需要皇權集中排程社會資源，皇權壓制神權。最後神權皇權開始合併，夏桀就將自己比喻成太陽。

這是不瞭解史前史得出的結論，在夏朝前，神權一直壓制著王權，神農，炎帝，皇帝，包括大禹，他們即是人，也是神，政教合一。

再之前的女媧，伏羲就是神了，這二個人也是神的代名詞，女媧的女兒，孫女直到三國時期，統稱陽國公主，她們的話，皇帝都的聽。

從陝北神木縣石峁古城的這些出土物中，很明顯的看出，天神統治一切，包括王的兒女，都要順從天神的意志，甚至作祭祀物，就是活人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