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那個時候的文化主流是寫賦，賦的特點是比較冗長。而詩是唐宋才興起，詩的特點是比較短。

秦朝文學的低潮，和當時秦王對民臣的高壓政治有關，文學方面沒有什麼廣泛建樹。

秦始皇統一了政權，統一了文字，就開始統一思想，定於一尊，泯滅摧毀一切異端思想，不許“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秦始皇以法家思想為治，採納“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主之語，以吏為師”，信武功而輕文治，信法吏而賤儒生。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對待知識分子，無情打擊，將他們的學術精華，付之一炬。對於民族文化的摧殘與破壞，時至今日，都令人心痛。

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焚書坑儒是最沉重的厄運，秦始皇做為中華民族歷史的千古功臣，文化史冊，他卻是個罪人。

挾書有禁，藏書有罪，偶語詩書棄市的時代，秦國殘酷的文化專制政策有利於維護統治，但也把秦代文學的發展推向了低谷，文學不發達，自不待說，非但列國的諸王臣民不再有任何作品出現，就連秦地的文人，即便歌功頌德的文章也絕無僅有，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秦代文學一片凋敝。

戰國烽火不斷，秦國更是民風彪悍，越戰越強，越強越戰，自商鞅變法，天生勇猛的秦華人運轉更加高效，秦軍震撼天下，自一統後，秦始皇為了天下思想歸一，強行推廣度量衡標準法度和文字，諸國文學家在這一時期，可能連字都不會寫了，還怎麼創作？

加之秦朝立國之前，文化方向最具代表性的是《呂氏春秋》，其本身是秦始皇仇人帥人編著而成，走的又是整理吸納諸子百家觀點的路子，創作方向和創作意願都同樣處於低谷。

最後，秦以法家立國，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眼中“儒以文亂法”，始皇深以為然，不許“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

秦人自己不愛好創作，他國之人又是重新開始寫字，把寫作素材全部更你禁用，再弄一大批“犯規”的殺雞儆猴，一時間人人自危，連想寫篇拍馬文章都不敢寫了，生怕出錯，秦代的文學創作突然凝固凍結，再無生機。秦代留下的，只有寫作嚴禁，條例清晰的法律檔案。

中國歷史上短命的王朝，在焚書坑儒後的15年時間，再也沒有產生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有影響力的文學大師，可以想象，生活在一個苛政專權的時代，人們沒有文化營養，沒有精神食糧，自然沒有精神信念，這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重要原因，也加速了秦帝國大廈的崩塌。

無作家，無詩人，秦代唯一有作品流傳下來的文人就是李斯，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李斯“在文學上以散文見長。其文上承戰國荀卿，下啟西漢鄒陽、枚乘，不僅佈局謀篇構思嚴密，而且設喻說理縱橫馳騁，既重質實，又饒文采，往往文質互生”。他的散文現傳四篇，為《諫逐客書》、《論督責書》、《言趙高書》、《獄中上書》。此外，秦始皇先後巡行天下，都命李斯刻石表功，有《鄒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碣邪臺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等七通，《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均有記載。劉勰《文心雕龍·封禪》中也肯定了李斯的文采“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採也”。

秦世不文，唯有寂寞李斯，一枝獨秀，可悲可嘆。

這是因為秦始皇的埋葬書籍，埋葬書生的苟政造成的。

禁止攜帶書籍，收藏書籍是有罪的，甚至當詩歌和書籍被遺棄在市場上時，秦國殘酷的文化專制政策有利於維護統治，但也將秦代文學的發展推向了低谷，文學不發達。不言而喻，不僅其他國家的君王和臣民不再有任何作品，就連秦的文人也是獨一無二的，即使他們歌頌，每個人都處於危險和沉默之中，秦文學正在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