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今河南鹿邑人。和齊魯距離很遠。不能以齊魯相稱。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 “齊魯”一名，因於先秦齊、魯兩國。到戰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由統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後來的山東省區範圍大體相當，故成為山東的代稱。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

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 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

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併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絡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

“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絡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編輯本段齊魯組合為孔子命名 首先將齊、魯聯絡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絡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絡。但是，這裡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

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雲：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

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範圍。如《史記·儒林傳》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晉書．範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說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向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