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甲骨文發現於中國安陽市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時代遺址，範圍包括河南省安陽市西北小屯村、花園莊、侯家莊等地。這裡曾經是殷商後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稱為殷墟。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統治者的占卜紀錄。考古工作者又進行了多次調查、發掘，大體弄清了殷墟的範圍和佈局。位於河南省安陽市區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為中心，東西約6公里，南北約5公里，總面積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帶是殷王居住的宮殿區，發掘出宮殿基址數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積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區，先後發掘出十幾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宮殿附近發現了兩座甲骨文件案庫和鑄銅、制玉、制骨、燒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殷墟發掘延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收穫之豐，是中國考古史上罕見的。為了紀念殷墟考古的偉大發現，1987年秋，安陽市在宮殿遺址區東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復原和再現了3000年前殷王宮和一些建築的風貌。1976年春，在宮殿區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處，發掘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將軍婦好的墓。甲骨文記載，婦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邊境發生戰爭，雙方相持不下，婦好自告奮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猶豫不決，占卜後才決定派婦好起兵，結果大勝。此後，武丁讓她擔任統帥，從此，她東征西討，打敗了周圍20多個方國（獨立的小國）。有一片甲骨卜辭上說，婦好在征戰羌姬時，統帥了1?3萬人的龐大隊伍，這是迄今已知商代對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婦好墓是殷墟發掘的唯一儲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銘文，是唯一能與甲骨文、歷史文獻相印證，從而能確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對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對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證與發現：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宮殿區發掘出一個甲骨坑，儲存著帶字甲骨17096片，記錄著商王武丁時期的許多活動，看來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件案庫，這批甲骨片的出土，對考證武丁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有極寶貴的價值。發掘時坑中還發現埋有一個身體蜷曲、側臥的屍骨，其身軀大部分壓在甲骨上，專家認為可能是檔案庫的看守人。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發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與這批甲骨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製品，這種甲骨與陶器共存的現象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資料。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園莊東地發掘出一個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疊壓厚度卻達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記載內容豐富，而且問卜者都是武丁時期的王族成員和高階貴族。說明這個時期，占卜活動已不限於最高統治者國王，王室貴胄都可以利用占卜來預測吉凶了。甲骨文的發現以及由此引發的殷墟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之前的學者，只是在書齋中研究碑文和銅器銘文，從不去田野裡考察和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然後是 1927年開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的早期發掘。但當時對這兩處的發掘，不是由中國學術部門獨自承當的，而是由當時政府聘請外國學者主持，或由中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真正由中國學術機關獨立進行的田野考古，是從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殷墟的首次發掘開始的。它對中國田野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絕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長起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後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們培訓出來的。因此稱殷墟是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誕生地，確屬當之無愧。2013年07月11日， 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考古發現，在出土的器物上發現刻畫符號和部分原始文字，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原始文字。這些文字比甲骨文還要早。 殷墟甲骨刻辭的發現亦為研究商代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數十年來在這方面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歷譜》是董作賓以12年時間利用甲骨文等資料撰寫的研究殷代曆法與周祭祀譜的鉅著。在本書第一卷中提出商人採用干支紀日，一直連續至今日而未間斷；商人之月為太陰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過14或16月後連置兩大月；他認為當時採用陰陽合曆之年，故有置閏月之法，19年而7閏，並依其新舊派之分的見解，指出舊派（如武丁）年終置閏（設13月），新派（如祖甲）則為年中置閏。在第三卷他還討論了卜辭所見日、月食，企圖證明當時已有古四分術與正月建醜之制。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進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說法，同時作了修正，認為年終或年中置閏在一個時期（祖庚、祖甲）內曾並行。但陳氏批評董氏所提出的殷代曆法為古四分術及正月建醜之說，認為“是完全錯誤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學家撰寫的《中國天文學史》肯定了董、陳氏對陰陽合曆與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紀日從殷代至今未間斷的看法，並肯定了年終置閏，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閏的可能性。殷代以太陰紀月，治甲骨文的學者如董作賓過去多認為是朔日為首。上舉《中國天文學史》與1984年張培瑜等發表的論文均認為應是以新月出現為首。同樣的看法，日本學者藪內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馮時發表《殷歷月首研究》一文仍認為殷人是以朔日為月首，因為相對疏闊的朔還是可以透過觀測取得。由此可見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今後還會繼續下去。有關商代地理的知識對於商代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前，文獻中有關的記載寥寥可數，因此殷墟卜辭中出現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學者的注意。開殷墟卜辭地理研究之先河者為王國維，他在1914（或1915）年撰寫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從當時已能見到的200餘地名中選了8個距今安陽較近而又見載於文獻的地名，考釋了其地望。此時還談不上地名間系聯。真正為卜辭地理研究創立了一種行之有效而又科學的方法的學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辭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獵卜辭為研究物件（此種卜辭多附記當日占卜地名，即田獵駐地），透過同版幾條卜辭干支之日差計算地點間的距離，而後又透過異版同名聯絡其他地名，從而結合文獻記載建立起地理區域構架。此後，雖有不少學者繼續開拓商代地理研究領域，但採用的方法皆本自於郭氏的干支系聯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績突出的有董作賓、陳夢家、李學勤、島邦男、松丸道雄與鍾柏生。董氏的成績在於將黃組卜辭的徵人方卜辭中經過地點系統地收集起來，按干支系聯，藉以考釋其地望，並繪出路線圖。陳氏則較全面地討論了商晚期諸種地理結構，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區與沁陽田獵區，勾畫了卜辭地名網，並在伐人方路線上修正了董氏之說。李氏的專著將沁陽田獵區作了更細緻的區域分劃，更正了郭沫若將“衣逐”之“衣”釋為地名的錯誤，指出“衣”當讀為“殷”，訓“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則從理論上討論了田獵地之間距離的推定方法，這是他超出其他諸家之處。鍾柏生的論文集將卜辭地名作了分類，分為田遊地理、農業地理、部族方國地理等。他詳細評析了以前諸家研究的成績與方法、觀點上存在的問題，在田獵地名研究上雖仍主要採用干支系聯法，但對辭例的條件作了較嚴格的規定。有關殷墟卜辭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鄭傑祥的《商代地理概論》，其特點首先是對地名作詳細的文字考證，以求字識準確；其次是卜辭資料更為齊全，不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資料，是他書所未採用的；三是書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資料。商代地理的研究雖然有較多成果，但由於卜辭資料本身的限制，對卜辭中出現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較大。其中最明顯的如商王田獵卜辭中所反映出來的主要田獵區究竟在哪裡，如今即有河南沁陽、山東泰山、河南濮陽（及新鄉以東、山東以西）三個地區三種看法。
絕大部分甲骨文發現於中國安陽市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時代遺址，範圍包括河南省安陽市西北小屯村、花園莊、侯家莊等地。這裡曾經是殷商後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稱為殷墟。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統治者的占卜紀錄。考古工作者又進行了多次調查、發掘，大體弄清了殷墟的範圍和佈局。位於河南省安陽市區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為中心，東西約6公里，南北約5公里，總面積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帶是殷王居住的宮殿區，發掘出宮殿基址數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積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區，先後發掘出十幾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宮殿附近發現了兩座甲骨文件案庫和鑄銅、制玉、制骨、燒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殷墟發掘延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收穫之豐，是中國考古史上罕見的。為了紀念殷墟考古的偉大發現，1987年秋，安陽市在宮殿遺址區東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復原和再現了3000年前殷王宮和一些建築的風貌。1976年春，在宮殿區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處，發掘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將軍婦好的墓。甲骨文記載，婦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邊境發生戰爭，雙方相持不下，婦好自告奮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猶豫不決，占卜後才決定派婦好起兵，結果大勝。此後，武丁讓她擔任統帥，從此，她東征西討，打敗了周圍20多個方國（獨立的小國）。有一片甲骨卜辭上說，婦好在征戰羌姬時，統帥了1?3萬人的龐大隊伍，這是迄今已知商代對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婦好墓是殷墟發掘的唯一儲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銘文，是唯一能與甲骨文、歷史文獻相印證，從而能確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對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對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證與發現：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宮殿區發掘出一個甲骨坑，儲存著帶字甲骨17096片，記錄著商王武丁時期的許多活動，看來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件案庫，這批甲骨片的出土，對考證武丁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有極寶貴的價值。發掘時坑中還發現埋有一個身體蜷曲、側臥的屍骨，其身軀大部分壓在甲骨上，專家認為可能是檔案庫的看守人。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發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與這批甲骨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製品，這種甲骨與陶器共存的現象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資料。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園莊東地發掘出一個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疊壓厚度卻達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記載內容豐富，而且問卜者都是武丁時期的王族成員和高階貴族。說明這個時期，占卜活動已不限於最高統治者國王，王室貴胄都可以利用占卜來預測吉凶了。甲骨文的發現以及由此引發的殷墟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之前的學者，只是在書齋中研究碑文和銅器銘文，從不去田野裡考察和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然後是 1927年開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的早期發掘。但當時對這兩處的發掘，不是由中國學術部門獨自承當的，而是由當時政府聘請外國學者主持，或由中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真正由中國學術機關獨立進行的田野考古，是從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殷墟的首次發掘開始的。它對中國田野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絕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長起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後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們培訓出來的。因此稱殷墟是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誕生地，確屬當之無愧。2013年07月11日， 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考古發現，在出土的器物上發現刻畫符號和部分原始文字，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原始文字。這些文字比甲骨文還要早。 殷墟甲骨刻辭的發現亦為研究商代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數十年來在這方面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歷譜》是董作賓以12年時間利用甲骨文等資料撰寫的研究殷代曆法與周祭祀譜的鉅著。在本書第一卷中提出商人採用干支紀日，一直連續至今日而未間斷；商人之月為太陰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過14或16月後連置兩大月；他認為當時採用陰陽合曆之年，故有置閏月之法，19年而7閏，並依其新舊派之分的見解，指出舊派（如武丁）年終置閏（設13月），新派（如祖甲）則為年中置閏。在第三卷他還討論了卜辭所見日、月食，企圖證明當時已有古四分術與正月建醜之制。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進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說法，同時作了修正，認為年終或年中置閏在一個時期（祖庚、祖甲）內曾並行。但陳氏批評董氏所提出的殷代曆法為古四分術及正月建醜之說，認為“是完全錯誤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學家撰寫的《中國天文學史》肯定了董、陳氏對陰陽合曆與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紀日從殷代至今未間斷的看法，並肯定了年終置閏，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閏的可能性。殷代以太陰紀月，治甲骨文的學者如董作賓過去多認為是朔日為首。上舉《中國天文學史》與1984年張培瑜等發表的論文均認為應是以新月出現為首。同樣的看法，日本學者藪內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馮時發表《殷歷月首研究》一文仍認為殷人是以朔日為月首，因為相對疏闊的朔還是可以透過觀測取得。由此可見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今後還會繼續下去。有關商代地理的知識對於商代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前，文獻中有關的記載寥寥可數，因此殷墟卜辭中出現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學者的注意。開殷墟卜辭地理研究之先河者為王國維，他在1914（或1915）年撰寫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從當時已能見到的200餘地名中選了8個距今安陽較近而又見載於文獻的地名，考釋了其地望。此時還談不上地名間系聯。真正為卜辭地理研究創立了一種行之有效而又科學的方法的學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辭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獵卜辭為研究物件（此種卜辭多附記當日占卜地名，即田獵駐地），透過同版幾條卜辭干支之日差計算地點間的距離，而後又透過異版同名聯絡其他地名，從而結合文獻記載建立起地理區域構架。此後，雖有不少學者繼續開拓商代地理研究領域，但採用的方法皆本自於郭氏的干支系聯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績突出的有董作賓、陳夢家、李學勤、島邦男、松丸道雄與鍾柏生。董氏的成績在於將黃組卜辭的徵人方卜辭中經過地點系統地收集起來，按干支系聯，藉以考釋其地望，並繪出路線圖。陳氏則較全面地討論了商晚期諸種地理結構，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區與沁陽田獵區，勾畫了卜辭地名網，並在伐人方路線上修正了董氏之說。李氏的專著將沁陽田獵區作了更細緻的區域分劃，更正了郭沫若將“衣逐”之“衣”釋為地名的錯誤，指出“衣”當讀為“殷”，訓“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則從理論上討論了田獵地之間距離的推定方法，這是他超出其他諸家之處。鍾柏生的論文集將卜辭地名作了分類，分為田遊地理、農業地理、部族方國地理等。他詳細評析了以前諸家研究的成績與方法、觀點上存在的問題，在田獵地名研究上雖仍主要採用干支系聯法，但對辭例的條件作了較嚴格的規定。有關殷墟卜辭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鄭傑祥的《商代地理概論》，其特點首先是對地名作詳細的文字考證，以求字識準確；其次是卜辭資料更為齊全，不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資料，是他書所未採用的；三是書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資料。商代地理的研究雖然有較多成果，但由於卜辭資料本身的限制，對卜辭中出現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較大。其中最明顯的如商王田獵卜辭中所反映出來的主要田獵區究竟在哪裡，如今即有河南沁陽、山東泰山、河南濮陽（及新鄉以東、山東以西）三個地區三種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