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20年七月，即嘉慶二十五年，皇帝率領著浩浩蕩蕩的隊伍赴熱河秋獮（打獵），隨行的除了一般的王公大臣和滿洲的八旗兵勇之外，還有當時已經39歲的和碩智親王愛新覺羅·旻寧，即後來的道光皇帝。隊伍行進了整整一週才到達避暑山莊，還未來得及好好休整，一則驚人的訊息就在行宮的上空炸響。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前幾日還生龍活虎的皇帝突然駕崩。

關於嘉慶皇帝的死因，歷史上一直眾說紛紜，誇張的說法甚至認為他是遭雷擊而死。不過對比他的祖先就可以發現，從順治的“出家說”、康熙的“毒死說”再到雍正的“呂四娘砍頭說”，清代皇帝的死因往往都籠罩著一股神秘詭譎的色彩。由此看來“雷擊說”更像是民間野史的穿鑿附會。普遍為大眾所接受的觀點則是嘉慶皇帝中暑後，身體虛弱，再加上他年事已高、體型肥胖，很可能某種心血管疾病就此誘發，導致了他的暴亡。

皇帝突然撒手人寰，紛繁複雜、千頭萬緒的國家事務無人處理，帝國從上到下都面臨著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儲君的人選。依據雍正朝立下的儲君人選一律透過“秘密立儲”來決定的家法，大臣們開啟藏有皇位人選詔書的鐍匣，宣讀了大行皇帝（死後尚未確定諡號的皇帝）的旨意，皇次子旻寧承繼大統。八月，在護送大行皇帝的梓宮（皇帝、皇后的棺材）回到京師後，旻寧正式在太和殿登基，改元道光。

從智親王搖身一變成為了萬人之上的皇帝，此時的旻寧不能不說是風光得意，只不過這種喜悅的情緒不會在他的心中停留太久，因為他很快就意識到父皇留給他的是一個何等複雜的局面。

其實在祖父乾隆帝統治的後期，對外聲稱處在“康乾盛世”的清帝國就已經開始衰落。彼時的乾隆帝在自己一系列的政治目標實現後開始志得意滿，好大喜功，他“十全老人”的自稱就是這一心理最為有力的印證。於是晚年的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著自以為豐厚的帝國財富，大興土木、六下江南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備受寵幸的奸臣和珅更是讓朝廷之內的貪腐之風大為盛行。

不過乾隆帝並沒有認識到帝國已經急速衰落的事實，反而認為他的江山可以永遠地繁榮昌盛下去，自大的情緒由上及下，瀰漫在整個朝野之間，以至於在面對英國使臣馬嘎爾尼通商的請求時，皇帝高傲地回答道：“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待到乾隆太上皇去世，親政的嘉慶帝首要的任務就是剷除和珅。這個堪稱有清以來最大貪官的倒臺讓皇帝賺得盆滿缽滿，民間的俗語：“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反映的正是這一事實。不過除掉和珅並沒有讓清代官場已經深入骨髓的腐敗得到根本性解決，終嘉慶帝一生，都在治理貪腐的道路上艱難地前行。

道光帝即位之初，就表現出對先皇重臣們的不滿，時任的軍機大臣們都已經年老昏花，對年富力強的新皇帝倚老賣老。因之撤換軍機大臣就成了新帝最為迫切的願望，這也正好印證了古語所謂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在經歷了大規模的政治洗牌後，曹振鏞成為了最大贏家。這位一直被道光帝所倚重的軍機大臣是魏武帝曹操的直系後代，只不過他的行事作風卻和祖先們大相徑庭。

清人曾作詞《一剪梅》來諷刺他的圓滑：“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這詞句句戳中要害，文辭辛辣，不過卻一點都沒有冤枉這位已經位極人臣的大學士，“多磕頭，少說話”一直是其奉為真理的官場哲學。百官之首尚且如此，下面的大臣更是有樣學樣，所上的奏章都是“語多吉祥，兇災不敢入告”。

只不過此時的道光皇帝並不會考慮到未來的發展局面，他依然沉浸在新官上任的洋洋得意中，準備效法堯舜做一個千古明君，將祖先打下來的基業牢牢守住併發揚光大。不過理想與現實常常不能相符，祖先傳到此時的基業宛如縮水的服裝，愈來愈小。與乾隆年間相比，國家的收入相差無幾，可國庫的積蓄卻大打折扣。此中道理不言自明，朝廷的支出較康雍乾時代已經成倍地增加，其緣由除了國家財政要供養越來越多的皇室成員外，還包括腐敗的吏治以及日益增加的軍費。

道光決心改變國家入不敷出的財政現狀，不過在處理實際問題上卻遭到了來自祖制的掣肘，康熙帝制定的永不加賦政策堵塞了這位皇帝想要開源的道路。面對這一現狀，皇帝選擇了自認為機智卻實在是天真的做法，即依靠儉樸的作風來挽救帝國的財政危機。道光元年頒佈的《御製聲色貨利諭》正式確立了新帝提倡儉樸的大政方針。在這篇宣言書中皇帝明確規定不蓄私財、停止各省進貢以及不再增建宮室樓閣。皇帝的旨意傳達到全國各地，各省官員表面上極力擁護，實際上依然我行我素，不願放棄進貢這一能帶來巨大利潤的行為。好在多年的官場歷練讓這些官員處事極為圓滑，將進貢的名義改成了孝敬皇帝，大玩文字遊戲。

各省官員的行為使初登大寶的皇帝感到自己推行的法令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實施，不過大臣們早有對策。他們向皇帝上奏，稱各省所運之物乃是生活必需品，陛下如果不收，內務府大臣們依然要去採辦。深受內務府大臣加價之苦的皇帝聽聞此言，馬上下令“賞收”。如此一來，所謂廢除進貢一令，形同虛設。

在頒佈檔案宣揚節儉的同時，皇帝本人更是身體力行。據有關史籍記載道光“衣非三換不異”，意指他一個月才能換一套衣服，每日的膳食也只有四菜一湯，與他的兒媳慈禧相比，富有四海的道光皇帝的生活不可不稱之為寒酸。

古語有云：上行下效，皇帝的帶頭節儉迅速取得了成效。在道光年間你會看見這樣一種奇異的景像：每日早朝之時，滿朝文武都會穿著打上或大或小的補丁的衣服來商議軍國大事，這一行為的用意不外乎是用來彰顯自己受皇帝感召而生活日趨節儉的優良作風。道光本人對此也格外滿意，他有理由相信從京城乃至全國各地的官員受到自己的影響，清廉儉樸之風將會吹滿整個官場。只是興致勃勃的皇帝不知道，他忠心耿耿的臣子們為了發揚儉樸精神，甚至不惜將自己的新衣作舊，打上補丁，北京城內的舊衣鋪子也因皇帝的這一號召而門庭若市。

由於皇帝本人久居深宮，缺乏社會經驗，內務府大臣就經常利用這一點來謀取私利。相傳有一次道光意外從大學士曹振鏞處得知宮外的補丁價錢僅為三兩銀子，而內務府大臣向皇帝的補丁報銷卻足足有上千兩。皇帝立即傳召有關官員，進行責問，不過內務府大臣巧舌如簧，振振有詞地說道：“陛下您的衣服需要用浙江產的專用布料，為了對上原有衣服的花紋，工匠更是裁減了兩百多匹才得以完成。再加上沿途的運費和護送人員的薪酬，一千兩已實在是少之又少了。”皇帝聽後啞口無言，只得作罷。從此以後道光的衣服再也不敢經內務府之手，而是選擇讓後宮嬪妃親手去補。由此可見，皇帝本人的節儉除了讓朝廷大臣配合他上演了一出鬧劇之外，於日益嚴峻的國家財政形勢毫無用處。

當然道光皇帝的救國之舉遠不止節儉這一項，在漕運成本日益增加導致帝國財政難以為繼的時候，他聽從臣民的建議大膽嘗試海運，此種舉動發生在這位因循守舊的帝王身上不能不稱之為奇蹟。在漕糧海運的過程中，陶澍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讓皇帝領略到了他的才華，得以讓其在後來修改鹽法的過程中大放異彩。這位賞識和提拔林則徐以及左宗棠的重臣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所幸上蒼待他不薄，讓他死在了1839年，沒有看到日後大清國千瘡百孔的景像。

不過皇帝人生中最志得意滿的時刻還要在道光八年五月，在新疆發動叛亂的張格爾此時已被大軍押解進京，皇帝在午門接受了受俘儀式，並頒發諭旨，痛斥張格爾種種天理難容的罪行。雖然此事不能和祖父平定大小和卓的卓越功勳相提並論，但是也足以證明自己沒有辜負祖先的期望，成為了一代守成之君。

不過事情並沒有如設想的一般順理成章地發展下去，一切都在1840年發生了徹頭徹尾的改變。一場失敗的戰役和一份喪權辱國的條約徹底讓皇帝本人的美夢破滅，愛新覺羅家族的江山在自己手中迎來了她無可挽回地衰敗。令人痛惜的是，在即位之初尚可稱之為躊躇滿志的帝王在此戰後選擇了得過且過，碌碌無為，並且把皇位交到了一個更加無可救藥的皇帝手中。最諷刺之極的一點在於，臨終時的道光還給他的兒子送上了一份大禮——廣西的洪秀全正在摩拳擦掌，準備大展宏圖。

在王朝的衰落期，執掌政權的君主更應該銳意改革，破舊迎新。可是縱觀道光的一生，總是在細枝末節上斤斤計較，國家大計卻始終不敢衝破祖制，也無外乎會被釘在中華民族的恥辱柱上。在那個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恰逢是道光這樣的君主掌權，實乃整個民族的不幸。

很高興回答您的問題，回答之前我先看了一下回答這個問題的一些答案，很多人都在說最節儉的漢文帝劉恆，清道光皇帝，隋文帝楊堅，大宋趙匡胤，仁宗趙禎不一而足。然而我認為最為節儉的是一位混戰年月的皇帝，答案有一位寫他的，個人覺得寫的很好，有理有據。他就是五代後周的開國君主——郭威。

最近在看《宋史》，裡面有很大的篇幅在寫宋之前的五代十國的混亂年代。短短几十年，經歷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周邊還有十來個割據政權，總之連年征戰，民不聊生。而這些統治者尚武之風甚盛，窮兵黷武，對人民死活不管不顧。而郭威就是生活在這個年代。

郭威是窮人出身，後來當兵，最後在後漢開國皇帝劉知遠的手下，逐漸髮際，後漢劉承佑繼位後，對他父親留下的顧命大臣不信任，誅殺了權臣，鬧得人心惶惶，最後把毒手伸向郭威，郭威的將士黃旗加身，回到京城，滅了後漢，建立了後周。這次兵變應該是趙匡胤陳橋兵變的預演。

後周建立後。郭威跟以前的五代君主不一樣。進行了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政策，他個人也以身作則，絕不鋪張浪費，登上帝位後，從沒忘記以前的苦日子，珍惜來之不易的江山，還去拜了曲阜的孔廟，推行文治。雖然只做了短短三年的皇帝，但是給後面的柴榮和趙匡胤做出了表率。

郭威最能顯示他節儉的地方是他的後事，他死前囑咐下人，不要大興土木建造陵墓，不要石人石馬石象，不要金銀財寶陪葬，只需要以山為陵，以磚代石，不要金縷玉衣和上好棺木，只要瓦棺紙人，不要守靈人只需要三十戶人家，不許動用百姓，要用工匠，給工錢。墓前立一石碑足矣。此節儉程度不是哪個皇帝可以比擬的，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每個皇帝都是厚葬。浪費太多的人力，物力，財力，而郭威能做到如此節儉，實屬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