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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市興安縣的界首渡口,清碧的湘江靜靜流淌。在這裡,它只有一百多米寬。

    1日上午,再走長征路的記者團,以及紅軍後人的代表,來到江邊祭奠紅軍烈士。

    祭詞在陰雲下雄勁蒼涼地迴響:“英勇紅軍,揮師西向,前有強敵,後有虎狼……數萬將士,血灑湘江,為國捐軀,長眠山崗……英雄事蹟,牢記心上,千秋萬代,永誌不忘。”

    黨史專家說,1934年底的湘江戰役,是紅軍長征出發以來最壯烈的一仗,也是關係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仗。

    “勇於突破、勇於勝利、勇於犧牲”

    國民黨軍在湘南的第三道封鎖線被紅軍突破後,蔣介石投入30萬重兵,佈置了一個大包圍圈,企圖在湘江以東將中央紅軍殲滅。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記載,11月26日,紅軍主力進入廣西,並於次日佔領了從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點。11月28日,蔣介石嚴令桂、湘兩軍按原計劃對紅軍已過河之先頭部隊進行夾擊,對未過河部隊進行堵擊。

    紅軍在廣西灌陽縣、全州縣和興安縣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山嶺叢林間的戰場遺址至今尚存,前來祭奠的人將一個個花圈擺放在紅軍墓前。

    從28日開始,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四、十五團和軍委炮兵營,在新圩阻擊桂軍兩個師及第七軍獨立團的進攻,他們的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堅持三天至四天”。新圩阻擊戰異常慘烈,紅五師參謀長、紅十四團團長以及副團長、參謀長、政治處主任都英勇犧牲。

    29日,紅三軍團第四師在界首南光華鋪打響了阻擊戰。彭德懷把指揮部設在離界首渡口僅有幾百米遠的一座祠堂裡。紅十團團長沈述清中彈犧牲。隨即,彭德懷任命杜中美接任紅十團團長。當日,杜中美又壯烈捐軀。

    30日,紅一軍團第二師也在腳山鋪開始了對湘軍三個師的阻擊戰。敵軍的兵力越來越多,在十多架飛機掩護下,輪番猛攻。紅一軍團第二師五團政委、已身負重傷的易蕩平,搶過警衛員的槍,實現了自己決不當俘虜的誓言。

    據《紅軍長征史》記載,經過從28日到30日的左、右兩翼阻擊戰,中央紅軍以重大的代價,終於保住了向湘江前進的通道,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及直屬機關得以順利透過湘江。

    至12月1日晨,除軍委兩個縱隊已過江外,全軍12個師,過江的只有4個師。凌晨1時半,中革軍委向全軍下達了緊急作戰命令,兩個小時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又聯名下達指令,指出“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勝負關係全域性”“望高舉著勝利的旗幟向著火線上去!”

    12月1日,這是關鍵的一天。戰鬥達到白熱化。紅軍與敵軍展開白刃戰。至中午,紅軍主力渡過湘江。

    黨史專家說,湘江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在湘江以東圍殲紅軍的圖謀,保全了黨中央和紅軍主力。

    “偉大事業不可能一帆風順,必須進行偉大斗爭。紅軍展現了勇於突破、勇於勝利、勇於犧牲的精神,值得後人繼承發揚。”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史研究室專家農丕澤說。

    “轉折的契機”

    《紅軍長征史》說,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紅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中央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減少到3萬餘人。

    全州鳳凰嘴渡口旁,蔣濟勇老人坐在竹椅上,向再走長征路的記者們講述自己11歲那年躲在牆角看到的場面。“有兩架飛機,扔彈,還打機關槍。”老人回憶道,“江面上漂了很多紅軍屍體。”

    鳳凰嘴附近建安司村的村民蔣士發告訴記者,爺爺曾經多次提起湘江血戰。“爺爺說,當時不敢去看,只聽到槍聲、喊聲,等戰鬥結束過去,看到堆成小山的屍體,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長征行》中寫道,湘江戰役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提供了契機。

    85年過去,紅軍過江的多處渡口建起了大橋,鳳凰嘴渡口的大橋也即將興建。人們已經很難想象,紅軍戰士當年為了渡過這百多米寬的水面曾是怎樣的艱苦卓絕。

    界首三官堂曾是紅軍渡江指揮部,因當地群眾紀念紅軍,後來被稱作“紅軍堂”。始建於明朝的界首古街被稱作“紅軍街”,紅軍當年曾在這裡向老百姓借門板搭浮橋。

    在新圩阻擊戰陳列館,一隊隊前來瞻仰的人把展廳塞得水洩不通。灌陽縣委黨校教師文玉鸞已經為五六個參觀團隊做了講解。她說,每天都講,每一次都心潮澎湃。

    在興安縣華江瑤族鄉水埠村,有一座埋葬著12名紅軍烈士的墓地,96歲的趙良英一家三代數十年如一日做著守墓人。墓碑上書寫著:“一九三四年紅軍長征經過我地。陳玉春等十二位同志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事業而英勇就義,他們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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