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干政明朝厲害掌管東西二廠，排除異己，貪汙斂財，大肆刑獄，朝堂烏煙瘴氣.

宦官，作為皇帝信任的“家奴”、“內官”，在中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皇權時代曾多次擅權，雖然他們的結局都是被剿滅，但“宦官之禍”卻在當時已經遺毒幾十年，甚至已經對國家造成了巨大且不可挽回的傷害。那麼具體宦官是如何幹涉朝政的呢？真的僅憑他的三言兩語便可使皇帝對其言聽計從嗎？其實並非如此，今天我們便從東漢末年，唐朝晚期，明朝這三個宦官最為猖獗也是危害極大的三個時期分析論述中國古代的宦官之禍。

中國古代執掌國家政權的是皇帝一人，皇權至高無上，但是一些瑣碎的行政權是交由主要負責的政府官員進行處理。因此，如果官員結黨營私，一起矇蔽皇帝，那麼皇帝接收到錯誤資訊就容易導致誤判，把滿目瘡痍透過自己收到的資訊判斷為四海昇平，天下大同，如果最高統治者得不到治下的真實情況，是非常危險的。從這個層面來看，宦官勢力的形成與君主對政治平衡的需求不無關係。

（一）東漢末年的宦官之禍

說到漢朝，我們一定會想到外戚集團，呂后，篡漢立新的王莽，這兩位都是外戚集團的典型代表人物。外戚制約著皇權，如果漢朝皇帝稍稍鬆懈，他們就會趁虛而入，而皇帝則用提拔宦官的手段與之相對。尤其體現在東漢末年的桓帝，靈帝這兩個皇帝統治時期。

桓靈兩代年輕的君主之前為了規避風險或者政治平衡，常常提拔內侍給予信任並予之權柄，形成宦官位低權重的局面。如果宦官勢大，便會提拔士大夫來輔政，因此局勢並非不可收拾，即《後漢書》中所說的“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許多漢朝君主也主要依靠宦官來制衡外戚集團，但在東漢末年的時候形成了宦官和外戚兩大集團輪流“坐莊”專權的尷尬局面。桓帝，靈帝的手段一點也不高明，為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了伏筆。可見平衡這一手不是誰都能玩轉的。

在前文所說的兩個集團交替專權的局面下，新掌權的集團往往要比另一個集團有著更強大的影響力，當宦官執掌朝政時，不僅引起外戚貴族的不滿，同時也引起了清議士大夫階層的不滿，先後兩次攻擊宦官，如果皇帝此時約束宦官，那麼也許東漢可以繼續維持統治，但是桓靈二帝過於寵信宦官，“親小人，遠賢臣”，士大夫遭到了執政集團的嚴酷打擊，統治集團先後兩次捕殺當時民間稱讚的“賢人名士”，如太僕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範滂等士人，這些人因不滿宦官集團的橫徵暴斂，專權妄為，與之發生“黨爭”，史稱“黨錮之禍”。

兩次黨錮之禍後，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宦官更加為所欲為，殘害百姓，宦官之禍尤甚。後來外戚與士大夫轉變了思路，邀請地方武裝的力量協助清除宦官，但很快董卓這個武人專權，於國家並無好處，不僅最後激起了民變，釀成黃巾之亂，還使得中央政府對全國各地方的約束力徹底喪失。宦官之禍可以說是漢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唐中晚期的宦官之禍

唐中晚期的宦官專政對唐代的發展和政治穩定產生了深刻的不良影響，甚至一些時候宦官居然左右著皇位的繼承。比如唐肅宗就是在宦官李輔國等人的擁護下才得以順利稱帝。貴為一國之君的皇帝依靠宦官即位，由此可見皇帝對宦官的信任。

唐中晚期的宦官有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有一支武裝部隊作為他專權的支撐。

宦官掌兵起始於唐代宗時期，代宗時，宦官魚朝恩統領京師的神策軍。後來在唐德宗時期，宦官專權達到鼎盛時期，由於在德宗治下多地發生武裝叛亂事件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首都軍事政變，更有安史之亂的前車之鑑，他對於外臣以及武將高度不信任。唐德宗又需要有人為他統領軍馬，於是將目光轉移到了身邊的宦官身上，護軍中尉二人，中護軍二人，全用在他身邊的宦官擔任，統領左右神策軍。

這使得在德宗時期，宦官掌握禁軍成為慣例，後來憲宗時期，又增設樞密使一職，仍然選擇宦官擔任，後來宦官掌管樞密院成為了固定的制度，與此同時，一些反對力量作出抗爭，但都以失敗告終，宦官日盛。

政治上，由於宦官不讀史書，只知斂財，使得政治更加腐敗，而對於皇權來說，宦官與朝官的鬥爭曠日持久，“二王八司馬事件”、“甘露之變”等等鬥爭都變相削弱了皇權，而宦官的勝利也使宦官集團更加肆無忌憚，宦官之禍繼續蔓延。

軍事方面，唐朝的宦官監軍表面上可以讓皇帝得到最新情報，掌握各將領忠心程度，有利於皇帝治軍，同時也便於上傳下達，但實際上宦官在地方軍隊矯詔利己，不僅沒有沒有達到皇帝想要的節制武將效果，反而令將帥不得一，無法與外戰爭中團結一致，貽誤戰機在他們看來都是小事，至於殘害忠良更不必說，一旦有將領不得他意，便向上誣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軍隊戰鬥力。

而中央的禁軍同樣是上行下效，宦官依靠禁軍在政治上為非作歹，禁軍則倚仗高位宦官庇護，在京師橫行霸道，欺男霸女，極盡斂財手段，欺壓百姓，魚肉鄉里，與禁軍設立之初衷大相徑庭。不僅使得軍紀渙散，降低戰鬥力，也破壞了國家經濟，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

唐朝末年與東漢末年相似，宦官的專政局面也是在地方武裝力量的強力干預下才得到結束，但也與東漢末年一樣隨之而來的是武人專權，如果說唐朝皇帝給予宦官禁軍是為了約束各個權力極大的地方節度使，那麼當宦官被完全消滅後，中央政權也徹底失去了對全國的掌控力。

總之，唐朝在宦官專權的破壞下逐漸走向滅亡。值得玩味的是，宦官還在時，地方仍聽中央的命令，宦官被徹底消滅後，中央反而沒有了權力，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君主是宦官權力的來源，而如果這些宦官恪盡職守，忠君報國，那麼一定是國家之福，可惜歷史沒有如果，也許他們受提拔的時候也信誓旦旦得向皇帝保證我可以呢。歷史就是教訓，人治不能長久，只有法治社會才可以長治久安。

（三）明朝時期的宦官之禍

與我們前面所說唐朝的宦官之禍特點是有執掌的武裝軍隊不同，明朝的宦官權力並沒有那麼大，反而極端受制於皇權，終明一朝，宦官的權力只來自於皇帝信任，一旦失去皇帝信任，那麼這個宦官便不值一提。

那麼幾乎本身沒有任何權力的宦官是如何釀成明代的宦官之禍呢？我認為明代的宦官之禍本質原因就是皇帝牢牢掌握權力，享受權力卻懶於承擔統治義務，醉心於統治，執政，而不是行政。

明代的宦官長期參與朝政，雖然沒有正式權力，但倚仗皇帝，逐漸具備了制度合法性。明代作為封建制度進一步完善的朝代，很多制度得到了發展，宦官機構也是這樣。

明代的宦官機構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合稱“二十四衙門”，其中的主管稱“太監”。司禮秉筆太監或代皇帝進行批閱奏摺，大家都學過，也因此司禮監是“二十四衙門”之首。

政治方面，明代設立廠衛制度，就是大家熟悉的東廠，西廠，明代的政治社會活動中，特務監察佔有突出地位。各特務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宦官，這也是宦官參與政治活動的支柱。經濟上，宦官主要為皇帝服務，皇帝的“私房錢”就是拜託太監管理和賺取的，宦官不僅管理著皇店，也在各地擴張產業，增加皇帝稅收。當然，其中是進皇帝荷包多還是進宦官腰包多，我們心裡都有數。軍事方面，監軍宦官仍然隨軍監視，此時的監軍是有利於皇帝的。

說完了明朝宦官專權的制度基礎，我們在這裡列舉明代兩個大宦官干預政治導致為禍國運的案例：

（1）明英宗時期的王振擅權，王振曾陪君講讀文章，後成為司禮監，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入寇大明邊境時極力勸說英宗北伐，也許他想流芳百世卻因為實在無能再加上皇帝作戰經驗極少，屢次亂命，最終導致明軍土木堡大敗，英宗“北狩”，王振也為武將錘殺，留下千古罵名。從此，明軍從壓倒性的優勢轉為戰略防禦，被動防守一方。

（2）明熹宗時期的魏忠賢專政，他在熹宗年少即位時取得熹宗信任，成為司禮太監並掌管東廠，他趁皇帝年少，糾集極多黨羽，並大肆打壓東林黨人，當魏忠賢如日中天的時候，天下對其俯首稱臣，國士不敢言，百姓更加恐懼無敢直言以正視聽，更有諂媚者以九千歲呼之，天下唏噓。

此時的宦官勢力幾乎深入到國家官僚系統的方方面面，作為皇權的延伸，睥睨天下。魏忠賢也是死在這上面，新皇即位後，天下只知九千歲是誰，不知萬歲是誰，這怎麼讓新皇帝心安？於是這個皇權的延伸就被君主輕易剷除。可惜東林黨那些元老精英都遭到魏忠賢的迫害，導致崇禎一朝沒有培養出合格的一屆政府，這與崇禎皇帝頻繁更換內閣首輔也有關係。總之，魏忠賢除了聲望過高外沒有足夠定罪的行為，但是烏煙瘴氣的官場環境，唯利是圖，親近宦官以求皇帝賞賜的地方官，對政府不信任的民眾等等這些都是魏忠賢專政之害，明亡的重要原因不可沒有宦官之禍。

總結

宦官掌權是君主專制強化的表現，宦官專權往往伴隨著內部矛盾激化，政治暗無天日，百姓揭竿而起，最終導致舊王朝的覆滅。可以說，宦官專權與君主專制相生相剋，君主專制需要宦官專權，而宦官專權又會阻礙君主專制，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便不難理解“水至清則無魚”的古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