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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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豫東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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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你不要當真
絕對地公平從來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機會確是實實在在的。這可以算是宏觀領域的公平。
公平一直存在,權利是冒名頂替者父輩掌握的資源,強行讓這種可利用可繼承的資源失去的價值,是不是也算是不公平?
公平是個偽命題,就像自由、民主這類概念一樣。
所以,公不公平不重要,關鍵是合不合法。只要法律授予終生追責的權利,公道終將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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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Justice執言者
高考當然是一次公平公正的考試。可以說,在中國範圍內沒有比高考更加公平的選拔方式了,但是萬物無絕對,絕對的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一定會有舞弊的現象,這是無法避免的。
說它公平,表現在以下方面:
1. 統一性,它由國家統一組織,各地同步進行,而且在全國範圍內具有統一的認可度。
2.保密性,高考的各個環節要求都極其嚴格,甚至有軍隊作為保障,洩題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
3.無視階級,在中國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高考,只要你有知識就可以考入名牌大學改變命運。
至於說公平的相對性,就是大家經常說的地域教育資源不平衡,類似仝卓之流的舞弊分子,以及最近流傳的冒名頂替上大學的事件。
但是!!!這些不正之風也正在被逐漸剔除,教育資源也在逐漸的趨於平衡,可以說高考是越來越公平的,我們沒有理由去質疑高考,它仍然且會長期是中國寒門學子改變命運最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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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蘇教之聲
相信,不能因噎廢食。高考一定是相對公平的一個制度,不能因為發生一些問題就否定這一點,更不能因此選擇或產生一種不可靠的新制度。高考需要豐富,但絕不能全盤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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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聾校姬老師
世上的事沒有絕對的公平,但我覺得高考相對來說是公平的。
最近網路上爆出了一些高考改學籍或冒名頂替之類的問題,讓很多人對高考的公平性產生了懷疑。
其實,仔細分析這些事件,都是發生在很多年以前的事,那個時候網路不發達,導致一些程式不透明,現在中國的網路化管理已經達到科學化水平,人為操作的空間越來越小,高考已經實現Sunny招生錄取,每個考試的考試和錄取過成非常明晰,對高考舞弊行為的舉報方式也很簡單,每年都有作弊行為被舉報曝光。
因此,我覺得還是要相信高考的公平性,只有考出了理想的分數,就有很大希望考取自己心儀的學校!
中國高等教育至今的百年發展史中,入學考核方式(比如高考)的“效率與公平”之爭始終存在。教育主管部門在無法兩者兼顧的形勢下,不惜以“低效率”換取更大範圍的“公平”。面對千萬量級的高考考生,有“西化”傾向的高考改革只能首先服從“脫貧”目標。
中國高等教育至今的百年發展史中,入學考核方式(比如高考)的“效率與公平”之爭始終存在。教育主管部門在無法兩者兼顧的形勢下,不惜以“低效率”換取更大範圍的“公平”。面對千萬量級的高考考生,有“西化”傾向的高考改革只能首先服從“脫貧”目標。
中國高等學府的出現要追溯到1895年的北洋大學、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當時華人對這些西方的“舶來品”知之甚少,況且科舉制度的影響力仍很大,因此高考也就無從談起了。
1909年廢除科舉後,公派留美考試成為官方倡導的、帶有科舉性質的奇葩“高考”。透過測試的考生得到官方資助,進入美國大學深造,學成歸來還可以進入官場——留學、就業兩不誤,填補了由於舊制度崩潰帶來的社會真空。
民國興起後,教育當局對社會辦學限制較少,中國私立大學也興旺起來。大教育家馬相伯、張伯苓、陳嘉庚等彙集社會資本興辦的復旦、南開、廈大等名校,多是著名的私立大學演變而來的。胡適、徐志摩、呂思勉、黃炎培等知名學人進入新興大學,參與教學和研究工作,將當時的高等教育推向了新的歷史高度。
民國時期沒有全國統一高考,大學各自出題、自主招生,選拔的標準嚴格,能被錄取的人數非常有限,加上學費昂貴,從五六十塊大洋到三四百大洋不等(蔡元培在早期教育部任職時給魯迅開的年薪差不多三百大洋,算是高薪了),大學基本上是貴族學校,一般的社會階層只能望洋興嘆。
解放後,很多過去的私立大學收歸國有,又興建了一批新的公立大學,高考制度也隨之建立。歷史學家施展在《樞紐》一書中描述的從晚晴開始的“現代平民社會”,在1949年以後終於以高考的形式向最廣泛的社會群體放開了高等教育的准入權利。
當然,其間頻發的政治運動一度關掉了“考試上大學”的通道,轉而按階級成分“推薦”,工人、農民、解放軍是主要招生物件。按照歷史資料的統計,1966年至1977年,中國累計培養了94萬“工農兵大學生”。
1977年恢復高考後,中國大學的招生量迅速上升。在20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學院升級大學、大學擴招的政策出臺後,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進一步提高。
不過,中國高等教育至今的百年發展史中,入學考核方式(比如高考)、人才選拔機制的“效率與公平”之爭始終存在。教育主管部門在無法兩者兼顧的形勢下,遵循類似醫保改革的路子,不惜以“低效率”換取更大範圍的“公平”。
其實英美“高考”的備考強度也不小,但西方人準備大學入學考試是個人行為,找家教、上興趣班也好,找“寫手”炮製推薦信也罷,基本由市場調節。而中國高考是體制內的大包大攬,備考成為以高中任課教師為主導的、為期一年的超長“集訓”,人生中讀書的黃金時間用在死記硬背、鑽牛角尖兒的“奇技淫巧”之上。
另一方面,大學錄取又面臨著世界上最龐大的生員體系。據預測,2018年高考報考人數將再次突破1000萬人大關,回到2009年的高度。政策天平再一次向“公平”傾斜。
於是,教育部為了提高“效率”從2003年開始實施的90所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試點,到2014年《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規範高校自主招生試點工作的意見》又開始回撥,“自主權”再次受限,要知道,相比2914所中國大學,這不到百所高校的招生量不過是各自招生指標的5%而已;
於是,以奧數、文藝、體育為代表的高考加分項,從2014年開始逐步取消;
於是,2015年5月發生的江蘇、湖北“減招事件”中,教育主管部門再次強調招生指標向西部落後地區傾斜……
中國高考再次出現鼓勵“硬考”的公平局面。
相比而言,英美“高考”的加分項、佔坑班依然存在,尤其是以私立大學為主的美國高等教育體制,在向全球開放招生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客觀、主觀標準相結合的錄取模式。
但在中國“巨國效應”(吳曉波語)的壓力下,有“西化”傾向的高考改革只能首先服從“脫貧”目標,“效率”問題也只能再次推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