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三教並存的思想結構體系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然在其久遠博大之中，卻“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若由著述載籍而論，經史子集、萬億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周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為其淵藪；如由學術統緒而言，三教九流、百家爭鳴，則以儒、道二家為其歸致。東晉以後，歷南北朝隋唐，由印度傳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國傳統文化，釋氏之典籍與統緒因而也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輔相成，構成了唐宋以降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語，轉引自元劉謐著《三教平心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基本結構特徵。

首先，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佔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儒學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主流。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體系充分體現在《大學》所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中，總的說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即從哲學的高度認識宇宙，以倫理準則規範人生，落實到治國平天下，最終實現天人和諧。

其次，道家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國哲學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遙灑脫人生的精神資源。漢代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談及道家時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特別是《老子》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的思想外化發展影響極大。《老子》五千言，上承古代文化，下啟近代之學，中國歷史上各家學派，無不從其汲取學術思想養分。例如，它的天地觀，經過後人的發揮，成為魏晉玄學源頭之一，並影響到宋明理學；它的無為觀，應用於西漢政治，成為歷代之統治術之一；它的玄德觀，經孔子發揮，成為中國兩千多年來德治主張的主要內容；它的用兵之道，經過孫、吳的發揮，成為變化莫測的軍事理論；它的柔雌觀，成為詭辯家的理論基礎，造就了蘇秦、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中華武術、內家武功以及歷代氣功家，也都從道家中受益——“知變，因變，應變”可謂道家之特長。

第三，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開始生根、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種倫理道德色彩相當濃厚的宗教，它以人生為苦，因而追求人生的解脫，為了實現這個理想，它提出了一套去惡從善的理論和倫理道德準則。初始，它的眾生平等、出離家庭和超越當前社會秩序的觀念，曾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及儒家倫理道德形成尖銳的矛盾，因而引發出不斷的摩擦。後來為適應中國社會的特殊需要，最終形成調和儒家、宣傳忠孝觀念的中國佛教倫理道德，其心性修養途徑也為唐以後儒家學者所吸取，並熔鑄為儒家的道德修養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又與儒家的“惻隱之心”、人性本善的思想相通，更與中國的國家本位與民本思想的文化傳統相接近，因而在歷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以《易經》為本源，以道儒為“教”“術”，以相容幷蓄外來佛教等和思想體系，博採眾長，融會貫通，發展出“法”“德”思想及其治世工具，並以追求智慧和永生為終極目標，熔鍊和鍛造了民族科教興國、以和為貴、勤奮不惰、勇敢無畏、既順應又變革自然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核心思想。雖經千難萬險，也曾萬般輝煌。這一核心思想，為中華民族和社會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不斷注入生生不息的強大動力，使中華民族和世居祖國巍然屹立於世界強族大邦之林。

天地人和而為一，從容發展。人應順應天道、地緣以謀發展，以善為本共同謀求生存。任何禍端都屬歹心所致。善有所德，惡有所報，無一例外。

中華民族思想史的核心是毛澤東思想：黨的百年曆史用理論和實踐經驗證明，只有堅決捍衛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華人民才有幸福，中華民族才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