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作為歷史名臣，以諫臣而名世。他的諫諍規避了朝政失誤。如他規諫太宗與民休養生息，力戒奢靡之風，反對營造宮室臺榭和對外窮兵黷武；他規諫太宗廢除隋的嚴刑峻法，代之以寬平的刑律；他規諫太宗用人要“才德俱兼”。在刑賞問題上，他認為刑賞之本在於勸善懲惡，在王法面前，“貴賤親疏”一律對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他規諫太宗兼聽廣納，“兼聽則明，偏信則闇”，以防止下情不能上達。他還規諫太宗要以“亡隋為戒”，接受教訓，居安思危，力戒驕奢淫逸。凡是有關國家治亂、社稷存亡的問題，魏徵上諫時都堅持原則，據理力爭。

貞觀六年，群臣請太宗去封禪，魏徵表示反對。唐太宗有些不高興，問魏徵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國內未安、四夷未服、年穀未豐嗎？”魏徵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人口並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來賀。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慾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什麼要做呢？”封禪一事只好作罷。

魏徵向太宗面諫五十餘次，前後兩百餘事，數十萬言。最為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力勸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簡”，太宗置於案頭，奉為座右銘；《十漸不克終疏》直指太宗十個方面行為不如貞觀初期謹慎，太宗親筆書於屏風之上，時刻提醒自己。

魏徵的作用，還表現在無私無畏，敢於擔當上。魏徵不僅敢說，而且敢做，面對矛盾和問題能夠將個人得失、進退、安危置之度外，一心為公，忠心輔國。貞觀元年，河北一帶原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的舊屬因玄武門事件人人自危，李世民派魏徵前往河北進行安撫。路上，魏徵遇見太子和齊王的舊屬李志安、李思行被押往京城，魏徵下令將二人釋放。魏徵這樣做，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因為玄武門事變前，他曾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職。魏徵當然清楚，在這敏感時刻，以自己特殊身份，如果下令繼續將他們押送至長安，可以表明與李建成餘黨劃清界線，顯示對李世民的忠誠。但這樣做，將損害國家政令的威信及社會人心的安定。因為朝廷已經下令，對李建成、李元吉餘黨不予追捕。下令將他們釋放，會讓人懷疑，自己仍與李建成舊部藕斷絲連，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極有可能受到影響。一邊是國家公義，一邊是個人命運，他最終選擇了為國為公而不是為己為私，義無反顧，慨然下令，當場釋放李志安、李思行二人。訊息傳到長安，李世民不但沒有心生嫌隙，相反十分高興，讚賞了魏徵的做法。

魏徵身上體現的正是人們常說的無私無畏，敢於擔當的精神。魏徵不僅是雕琢“美玉”的良工、矯正君過的“人鏡”，更重要的作用體現在對貞觀初期國家政策的制定上。

魏徵鑑於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太宗偃革興文，布德施惠，實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太宗採納了魏徵的建議，制定了經國治世的基本國策，開創了大唐盛世。唐太宗曾頗有感慨地說：“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懾四夷，遠人自服。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

唐太宗對魏徵“敬之重之，同與師傅，不以人臣處之”。 魏徵的確發揮了“帝師”“帝王之心”的作用。“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這是唐太宗對魏徵的評價，也是對魏徵人生價值的最佳註釋。

魏徵作為歷史人物，不論當世還是後世，都是一面“人鏡”。

宰相肚裡能撐船，魏徵從唐朝長遠利益業發，為維護李世民的政權，能人善用。

為了安撫河北李建成的舊部，唐太宗派魏徵前去，並給他見機行事的權力。走到磁州，魏徵遇到被押解進京的李志安和李思行。這兩人分別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魏徵對副手李桐客說，我們出來時，陛下告訴我們，前太子和齊王的人一律既往不咎，如今這兩人又押著進京，這不是把前太子和齊王的人都拒之門外嗎？也顯得咱們的皇帝說話不算數啊。

就這樣，魏徵自作主張放了李志安和李思行兩人，而河北，也因魏徵這一舉動立刻人心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