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試圖透過自然去體悟宇宙，賦予了自然以特殊的價值。親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從容的、自如的、更富於詩意的生命姿態。
記不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各地為了擴大對本地山川人文的宣傳，時常邀請和組織文化人的採風，我蒙不棄，也曾多次忝列其中。每次我最為專注也最為興奮的是可以由此飽覽各地的自然風貌。
這種對大自然的喜好，首先是源於天生的性情，其次是受到傳統的影響。
晉、宋之際的詩人興起了山水詩、田園詩的寫作，代表性的作家就是大名鼎鼎的陶淵明與謝靈運。有論者認為，華人此時才開始真正意識到自然美。近代美學家就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而事實上，中國古人對自然美的發現要早得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以至於要“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
人們對自然美的發現，固然因為“自然之美”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們所以發現並加以描述，卻是一種精神創造活動。只有與人的精神因素結合起來，自然之美才能顯示為對於人有意義的“美”。
中國漢代以後，獨尊儒術，強調秩序和道德，在此前提下給出了生命的意義。但因其現世性和實用性的特點，難以保持相對的超脫。正因此，自然以它永遠具有的無限可能，化生萬物卻始終保持自身的虛靜，不因世間的變化而發生任何改變的品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精神意義，成為人們擺脫俗世的成敗譭譽羈絆的一種寄託或至少是一種慰藉。
崇尚和熱愛自然，就是崇尚和熱愛自然本身，崇尚和熱愛自然所固有的無處不在的美好和情趣。
人多有慕名趨名心理。因而凡名山名川名景名勝名石名樹，人們便趨之若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呼朋引類，扶老攜幼，摩肩接踵，往來如織。由此有了“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的說法。
如果僅僅是為了極言泰山、黃山之勝，沒什麼不可以。如果真以為從此無嶽可朝，無山可看，恐怕就未必見得。
陶淵明“悠然見南山”，其心悠然，其身卻並不在南山；李白的《獨坐敬亭山》，後人贊之極具“獨坐”之神韻，而敬亭山則不過是宣城外一座尋常峰巒，有名的只是六朝以來的江南名郡宣州；寫了前後《赤壁賦》的蘇東坡，在一個極平凡的月夜遊了一座極平凡的寺廟，同樣留下傳頌千古的《記承天寺夜遊》；歐陽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其山水除因東晉琅琊王司馬睿避難而小有名氣外，並不是特別的名勝。
自然形勝的奧妙無可窮盡：“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何其高遠；“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何其壯闊；江南秀麗，塞北蒼茫；皇宮巍峨，村落淡遠。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中玄機，在於非止於目之所接，乃歸於心之所得。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種種不同，面對同樣的景觀，各人的感受完全可以是大異其趣的。
曾在火車上見到一位來自塞外戈壁的旅遊者，花了巨資專程來南方度假，並不尋訪名勝，而是一味地曉行夜宿乘車坐船，他需要的只是這滿世界的草與樹的綠色，水與霧的溼潤；平生但得機遇，能夠北上南下東奔西走，甚至遠涉重洋，歷覽五洲，自然是人生一大快事；然而，三五友人，浮生但得半日閒，相邀於所居既久的城市郊外，或疏林或荒湖，置幾碟小菜，舉幾盞薄酒，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其興不也足以使人不知東方之既白麼？
法國近代作家盧梭說：“只有一本書是開啟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書；正是在這本著作中我學會了怎樣崇奉它的作者。”（《愛彌兒》）盧梭所謂的“作者”是指上帝，而我以為所謂“上帝”不過是人的精神世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王羲之早有意義相似的表述：“仰望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蘭亭詩》）這是說：當我們凝視著遼闊而明朗的世界時，真理就自然地呈現在面前，我們能夠感受到一切存在之物都蒙受著造化的恩惠。
古人正是試圖透過自然去體悟宇宙本體，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由此賦予了自然以特殊的價值：親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對俗世榮辱與利益的超越，代表了從容的、自如的、更富於詩意的生命姿態。
古人試圖透過自然去體悟宇宙，賦予了自然以特殊的價值。親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從容的、自如的、更富於詩意的生命姿態。
記不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各地為了擴大對本地山川人文的宣傳，時常邀請和組織文化人的採風，我蒙不棄，也曾多次忝列其中。每次我最為專注也最為興奮的是可以由此飽覽各地的自然風貌。
這種對大自然的喜好，首先是源於天生的性情，其次是受到傳統的影響。
晉、宋之際的詩人興起了山水詩、田園詩的寫作，代表性的作家就是大名鼎鼎的陶淵明與謝靈運。有論者認為，華人此時才開始真正意識到自然美。近代美學家就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而事實上，中國古人對自然美的發現要早得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以至於要“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
人們對自然美的發現，固然因為“自然之美”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們所以發現並加以描述，卻是一種精神創造活動。只有與人的精神因素結合起來，自然之美才能顯示為對於人有意義的“美”。
中國漢代以後，獨尊儒術，強調秩序和道德，在此前提下給出了生命的意義。但因其現世性和實用性的特點，難以保持相對的超脫。正因此，自然以它永遠具有的無限可能，化生萬物卻始終保持自身的虛靜，不因世間的變化而發生任何改變的品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精神意義，成為人們擺脫俗世的成敗譭譽羈絆的一種寄託或至少是一種慰藉。
崇尚和熱愛自然，就是崇尚和熱愛自然本身，崇尚和熱愛自然所固有的無處不在的美好和情趣。
人多有慕名趨名心理。因而凡名山名川名景名勝名石名樹，人們便趨之若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呼朋引類，扶老攜幼，摩肩接踵，往來如織。由此有了“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的說法。
如果僅僅是為了極言泰山、黃山之勝，沒什麼不可以。如果真以為從此無嶽可朝，無山可看，恐怕就未必見得。
陶淵明“悠然見南山”，其心悠然，其身卻並不在南山；李白的《獨坐敬亭山》，後人贊之極具“獨坐”之神韻，而敬亭山則不過是宣城外一座尋常峰巒，有名的只是六朝以來的江南名郡宣州；寫了前後《赤壁賦》的蘇東坡，在一個極平凡的月夜遊了一座極平凡的寺廟，同樣留下傳頌千古的《記承天寺夜遊》；歐陽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其山水除因東晉琅琊王司馬睿避難而小有名氣外，並不是特別的名勝。
自然形勝的奧妙無可窮盡：“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何其高遠；“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何其壯闊；江南秀麗，塞北蒼茫；皇宮巍峨，村落淡遠。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中玄機，在於非止於目之所接，乃歸於心之所得。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種種不同，面對同樣的景觀，各人的感受完全可以是大異其趣的。
曾在火車上見到一位來自塞外戈壁的旅遊者，花了巨資專程來南方度假，並不尋訪名勝，而是一味地曉行夜宿乘車坐船，他需要的只是這滿世界的草與樹的綠色，水與霧的溼潤；平生但得機遇，能夠北上南下東奔西走，甚至遠涉重洋，歷覽五洲，自然是人生一大快事；然而，三五友人，浮生但得半日閒，相邀於所居既久的城市郊外，或疏林或荒湖，置幾碟小菜，舉幾盞薄酒，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其興不也足以使人不知東方之既白麼？
法國近代作家盧梭說：“只有一本書是開啟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書；正是在這本著作中我學會了怎樣崇奉它的作者。”（《愛彌兒》）盧梭所謂的“作者”是指上帝，而我以為所謂“上帝”不過是人的精神世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王羲之早有意義相似的表述：“仰望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蘭亭詩》）這是說：當我們凝視著遼闊而明朗的世界時，真理就自然地呈現在面前，我們能夠感受到一切存在之物都蒙受著造化的恩惠。
古人正是試圖透過自然去體悟宇宙本體，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由此賦予了自然以特殊的價值：親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對俗世榮辱與利益的超越，代表了從容的、自如的、更富於詩意的生命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