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教育入手，加強宣傳引導，吸引人們的視線聚焦儒學。

     他“立太學，置明師”。設立太學，只傳授儒家思想。召集全國名儒入太學做老師，為他們設定“博士”官職，博士官的學生則稱為“博士弟子"。這樣就意味著：入太學，學儒家的人受到國家的認可，引導社會各界承認儒學的主流地位。其它各派學問做得再好，得不到國家的承認，得不到社會的認可，終究沒有大的發展，於是社會目光都聚焦在儒學上。

     其次，將儒學教育和進入官僚體系掛鉤，學儒學的人，將來能夠做官。

     太學畢業的儒生，經過考試，就可以邁入官場大門，取得了仕途通行證。儒家思想一家子就火了！畢竟人們想要有作為，有地位，做官是當時唯一的途徑。

      當時有個著名的學問家叫公孫弘，本來是學“雜學”的，到了四十多歲，忽然看到儒家火了，就改學儒學，結果後來做上了宰相。

     把學問和做官聯絡在一起，效果太明顯了。班固總結儒學興盛的原因，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改利祿之論，然也”。儒學興盛的關鍵，在於與功名利祿掛鉤。

      第三，將儒學應用於日常政務活動中。

      漢武帝為了將儒家思想真正引起官員們重視，下足了功夫。不但與官員考核掛鉤，還要求官員們平時討論問題，要用一兩句儒家思想話語，不會講儒家話語，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官員。“勿以抒情，要以儒學經典作為一種學問”，討論問題不要像以前那樣，興致所至，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要引用一兩句儒學經典，才算有學問。

     最厲害的一招，是將儒學經典用到法律上。

     光在社會上層的官員們那裡推行儒學不行，要讓儒學得到全社會的認可。

     漢武帝想到了法律，他倡導“秦秋決獄，儒家定位”。意思如果法律和儒家思想發生衝突，法官斷案要以儒家經典為準。

“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就是把儒家學說作為封建正統思想，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學說的讀書人，均受排斥，武帝還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在長安舉辦太學。

太學是中國古代最高學府，以儒家五經為主要教材，不學習其他各家學說。“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在中華傳統文化舞臺上獨領風騷兩千餘年，受到歷代統治者所推崇。但是漢武帝並非限制其他各家的發展，只是大力提倡儒家的發展儒法結合，即所謂的“儒表法裡”。比如夏侯始昌既研習儒家又通曉陰陽五行家；宰相公孫弘兼治儒法兩家；主父偃以縱橫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馬談司馬遷以黃老學說起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同年，武帝採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衛綰沒有直接指斥黃老之言，但是好黃老的竇太后（武帝祖母）仍然力加反對，藉故把鼓吹儒學的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繫獄。儒家勢力雖然暫時受到打擊，可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設定五經博士，儒家經學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齊備。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竇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術的田蚡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並且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封建正統思想。這種情況對於學術文化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封建社會的條件下，有利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