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中期以後，以儒家的消極保守思想下達一系列的內外政策。乾隆“持盈保泰”的應對舉措，便是用更多的時間去享受這盛世的繁榮。

除此之外，嚴重的腐敗問題，讓盛世的衰敗進一步加劇。乾隆六下江南，奢靡、浪費至極。整個王朝的官僚機構也變得更加腐化、墮落。

在社會層面，清王朝墨守成規下的制度，與不斷的注入鮮活的能力、刺激社會的發展、繁榮局面的社會需求嚴重相違背，這一切都是在彰顯著“康乾盛世”的走進了衰落。

就在我們被盛世下的繁榮自豪之際，整個世界的格局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大轉變。英國進行的以產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運動為標誌的社會大變革，讓其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第一， 從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四周基本是一直與其它文明割斷的。西南和南面，有連綿不斷的高山；北邊與西北，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和荒漠戈壁—這種自然條件在早期是人類難以逾越的。於是面臨著這樣巨大的推進阻礙，西方、中亞和南亞的文明就此止步，只有零星的滲透進入中國，並且很快被同化掉了。無論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還是帖木爾帝國的擴張，最終都未曾影響中國。

第二， 中華文明是長江、黃河流域發展起來的農業文明。優渥的自然條件養活了相對於西方更為龐大數目的人口。而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決定了這些人居住在以村莊為支撐的基本單位中，並由此組成更高階的既是行政也是社會生活的單位。龐大的人口數目和這種聚合型單位內部的互相影響性決定了中國對於外部影響強大的抵禦、同化功能。

第三， 中國很早就有了統一的漢字。即便各地的方言互相理解起來會有困難，但是書面形式的統一文明的傳播卻從來不是問題。中國曆朝歷代對於書面考核一個人的教育程度並確定他是不是人才的方法幾乎從來沒有中斷過。而國家的考核是一個人進入或者保持較高社會階層的最主要途徑，因而書面文化的統一性，由於國家的這種制度又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當統治者為自身目的大力宣揚孔儒文化，並且使它在國家考核中的地位不斷的提升甚至壟斷後，儒家文化不可避免的全面傳播乃至浸淫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儒家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樣，政治和道德融合在一起，個人忠於家庭，家庭忠於君王，而君王又作為一個大家長要樹立榜樣。

在第二點上形成的中國社會、文化的內聚性因此更加牢固，並朝向中央上層。伏爾泰甚至也曾經為此讚美不已。但是當西方在近代再次放眼中國併力圖接觸、牟取利益時，這些內聚性被一夕摧毀了。北面的俄國、東邊西化的日本在地理上不存在進入中國的自然阻礙，而其它西方國家的卓越的航海技術也使中國完全不可能再保持與世隔絕的狀態，何況英法等國還有與中國近在咫尺的南亞、東南亞殖民地坐陣。由此，西方文明進入中國，首先是透過其器械而非思想。

西方的機械甫一出現，就深深撼動了人力、畜力為主的中國。冰冷的機器原理令華人瞠目結舌，抹殺了中國傳統的人情、道德貫穿其中的社會和生產活動，明朝末年萌芽而又被野蠻的滿清統治者打壓下去的工商業重新抬頭，開始瓦解中國社會和行政的基本單位。“百代皆延秦制”。中國的社會政治傳統使人們看到的是迴圈無止盡的“天國上朝”。歷朝歷代都是被納貢的物件，即使短期的對外納貢過，王朝更迭之後的還是會完全改觀。

但是堅船利炮釀成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屈辱條約，嚴重打擊了華人千年來對於未來的盲目信心――尤其是裝備一流的北洋艦隊被日本全殲的慘痛使以為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華人徹底迷惑了，千年延續的治國思想和制度都被徹底的懷疑。一一統千百代的入世而實用的孔儒思想對擺在華人面前的問題無力解答。

這時的翻譯的盛行，使華人大開眼界，見到了種種政治、道德、信仰全新社會結構思想和模式，朝向中央上層的意志被普遍的民眾平等思想多多少少的開始啟蒙；孔儒思想陷入、乃至淹沒在了前所未有的難以計數的社會、政治流派、思想中。至此，中華文明延續千年不變的條件全部被減弱、摧毀，“千年未有之變局”也由此誕生。

李鴻章等人把中國近代遭遇的變局稱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與之前遭遇的變局相比較而言的。

近代遭遇西方文明，使中國進入了與遭遇到周邊族群的衝擊與佛教的挑戰時完全不一樣的處境。

首先是，西方文明世界擁有這樣一種全新的技術，它完全不同於冷兵器時代那種基於生活實踐的技術，而是一種以科學為基礎而基於理論知識的全新技術。因此，這種技術的突破不再是基於生活實踐的緩慢積累，而是基於理論知識的不斷進展，這一方面加速了技術的持續突破與不斷髮展，從而在把社會生產水平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的同時，也把社會分工帶進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化與精細化的加速軌道，另一方面從此也就中止了冷兵器時代“蠻力常可征服文明”這一歷史通則。

其次，尤其重要的是，這種以科學形態為其重要基礎的西方文明在產生出全新技術的同時，對人類自身的認識在近代也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對自然與人自身的這些全新認識不僅構成了改造自然的基礎，也構成建構人類新的社會制度與管理體系的基礎。

因此，無論是思想世界，還是社會制度與管理機制，都把西方文明帶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這意味著，中國近代面臨的挑戰，不僅不再是蠻族的蠻力的挑戰，也不只是佛教的思想上的挑戰，而是全方位的挑戰。這是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內涵所在。如何迴應這一大變局，是近代以來所有華人都無法迴避的一個處境性問題。迄今也仍是一個考驗華人之智慧、胸懷與遠見的處境性問題。

華人用這個說法最早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洋務運動領導人李鴻章提出的，一下子碰到西方從來沒有見過的這樣一種情況，是我們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說法就在民間也開始流傳。

一個就是西方從所謂的航海時代、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到現在五百多年，這個是數百年，還有就是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1776年，即十八世紀下半葉到現在兩百五十多年，這樣兩個時間我們叫數百年。它出現最大的變化就是西方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力量發生了機構性的變化，其他國家板塊上去了，其中最主要是中國。此時，整個世界的格局開始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