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
相當於商二里岡文化期。鄭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測定碳14年代為公元前1620年，正合於商湯立國的時期，但是二里岡文化的下限還不大清楚。二里岡遺存分上下兩層，上下層青銅器的差別不是屬於風格方面，而是上層比下層的器類有更多的發展。商代早期青銅器在鄭州出土很多，這是由於鄭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岡、白家莊、張寨南街、楊莊，南關外、銘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體分佈在商城的南面和東南角。在城的東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銅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發現了商代早期青銅器多起。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徽嘉山泊崗、江西清江吳城等地也有重要的發現。以上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商代早期青銅器，以二里岡上層的居多。
綜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計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樑壺、瓠形提樑壺、中柱盤、盤等，包括了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門類。較早的器類比較簡單，但是爵、觚、斝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現。二里岡上層青銅器的器形更為發展，商代青銅禮器的體制業已形成。屬於二里岡下層的青銅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岡上層的青銅器，有的器壁巳相當厚重。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範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鬥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甚狹而長。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例項。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後側有一大鋬可執，在本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樑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樑的。
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銅器的合金成分經測定：含銅量在67.01～91.99%之間，含錫量在3.48～13.64%之間，含鉛量在 0.1～24.76%之間，成分不甚穩定。但含鉛量較高，使銅液保持良好的流動效能，與商代早期青銅器器壁很薄的工藝要求是相適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
在商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間，有幾批青銅器出土。這些器物有某種商代早期的特點，然而已有較多的演變；也有某些殷墟時期青銅器特點的肇始。比較典型的是河北地區藁城臺西下層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豫西的靈寶東橋，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這類器物發現，如小屯232號墓所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和小屯331、333號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銅器。但這一類器物在殷墟發現並不多，而在其它地區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為典型而精好，如今還找不出像二里岡或殷墟那樣生產這類青銅器的商代大都邑。盤庚遷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岡期之後，殷墟期之前這批青銅器是客觀存在。由於這類青銅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過渡特點，所以有的將之斷在二里岡期，有的斷為殷墟文化早期。這類青銅器的分佈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而其時生產它們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岡文化期之後，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劃出一個稱之為商代中期的階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確定，下限約在武丁之前。
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早期雖已出現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 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展為體型比例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巨型獸面紋罍是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相比，有所縮小。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稱，成為以後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時芯範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肥西的斝與爵，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第二類是出現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則無論是頭像還是體軀都沒有明顯的區分。這方面的例項如藁城的瓿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採用較多的高浮雕附飾，但線條輪廓有渾圓感，與晚期浮雕輪廓線峻直銳利的風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銅器一般仍保持著不鑄銘文的習慣，但個別器上發現鑄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但是沒有發現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稱。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
自武丁至於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採用鄒衡的四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後的發現，大體上都沒有越過這個界限。而殷墟的青銅器分期則有張長壽的三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還有—些其它的說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後期起計，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這樣長的時期內，按照具體情形， 又可區別為前後兩個階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現的器類有方彝、觶、觥等。方形器大為發展，幾乎所有的酒器都為方形。紋飾方面，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有寫實感，主體花紋和地紋明顯區分，地紋常為細雷紋，與主體花紋構成強烈對比。主體花紋多采用浮雕手法，風格有渾圓、峻銳兩種。銘文多為一二字，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變化較大，除通常樣式外還出現了分檔鼎。方鼎都是槽形長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為無耳，腹變淺，最大腹徑上移。觚的造型向細長髮展，喇叭口擴充套件，大十字架鏤孔退化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體爵大減，圓體爵盛行。斝的變化是斝板上始見獸頭裝飾。三足明顯增高。戈出現了帶胡帶穿。
2、商代晚期後段：器類方面，無肩尊和扁體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見馬銜等車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類。這一期紋飾最為發達，藝術裝飾水平達到高峰，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體的獸面紋空前發展。紋飾不僅僅施在器身，有些視線不及的底部也裝飾花紋。花紋總體風格森嚴莊重。這一期出現了記事形式的較長銘文。但最多不過三四十字。銘文鑄工精細，內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賞賜、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現了蹄形足；圓鼎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變化是雙耳簋急劇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為細長身喇叭口。爵的變化不大，仍為圓體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後移。斝仍見獸頭裝飾，繼續流行袋足斝，但體較低而寬，柱飾粗壯。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國青銅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從文物鑑定的角度來說，無疑增加了鑑定的難度，鑑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即中國青銅器時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延續時間約一千六百餘年。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主要分為禮樂器、兵器及雜器。樂器也主要用在宗廟祭祀活動中。圖為東周早期的青銅鴞首提樑壺由終身獨身日籍名醫森承一郎傳承人呂默齋（志強）持有，日本傳奇古董商坂本五郎代為操作。本件青銅屬私家藏品且據合法性，青銅器是資深藏家最認可的板塊之一，但青銅器屬珍貴文物，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來加以保護，對青銅器流通有嚴格管制。可以在市場上合法流通的青銅器大致有如下兩類：1949年以前出土，流傳有序，並有明確著錄可以佐證的青銅器；從海外迴流的青銅器。因此，青銅器在國內市場上一直不溫不火，大多屬於私下交易，而中國藏家進入國際拍賣圈也不過5年左右。一般指戰國末年至秦漢末年這一時期。傳統的禮儀制度已徹底瓦解，鐵製品已廣泛使用。到了東漢末年，陶瓷器得到較大發展，把日用青銅器皿進一步從生活中排擠出去。至於兵器，工具等方面，這時鐵器早已佔了主導地位。隋唐時期的銅器主要是各類精美的銅鏡，一般均有各種銘文。自此以後，青銅器除了銅鏡外，可以說不再有什麼發展了。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
相當於商二里岡文化期。鄭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測定碳14年代為公元前1620年，正合於商湯立國的時期，但是二里岡文化的下限還不大清楚。二里岡遺存分上下兩層，上下層青銅器的差別不是屬於風格方面，而是上層比下層的器類有更多的發展。商代早期青銅器在鄭州出土很多，這是由於鄭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岡、白家莊、張寨南街、楊莊，南關外、銘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體分佈在商城的南面和東南角。在城的東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銅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發現了商代早期青銅器多起。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徽嘉山泊崗、江西清江吳城等地也有重要的發現。以上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商代早期青銅器，以二里岡上層的居多。
綜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計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樑壺、瓠形提樑壺、中柱盤、盤等，包括了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門類。較早的器類比較簡單，但是爵、觚、斝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現。二里岡上層青銅器的器形更為發展，商代青銅禮器的體制業已形成。屬於二里岡下層的青銅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岡上層的青銅器，有的器壁巳相當厚重。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範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鬥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甚狹而長。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例項。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後側有一大鋬可執，在本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樑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樑的。
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銅器的合金成分經測定：含銅量在67.01～91.99%之間，含錫量在3.48～13.64%之間，含鉛量在 0.1～24.76%之間，成分不甚穩定。但含鉛量較高，使銅液保持良好的流動效能，與商代早期青銅器器壁很薄的工藝要求是相適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
在商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間，有幾批青銅器出土。這些器物有某種商代早期的特點，然而已有較多的演變；也有某些殷墟時期青銅器特點的肇始。比較典型的是河北地區藁城臺西下層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豫西的靈寶東橋，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這類器物發現，如小屯232號墓所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和小屯331、333號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銅器。但這一類器物在殷墟發現並不多，而在其它地區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為典型而精好，如今還找不出像二里岡或殷墟那樣生產這類青銅器的商代大都邑。盤庚遷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岡期之後，殷墟期之前這批青銅器是客觀存在。由於這類青銅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過渡特點，所以有的將之斷在二里岡期，有的斷為殷墟文化早期。這類青銅器的分佈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而其時生產它們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岡文化期之後，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劃出一個稱之為商代中期的階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確定，下限約在武丁之前。
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早期雖已出現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 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展為體型比例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巨型獸面紋罍是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相比，有所縮小。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稱，成為以後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時芯範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肥西的斝與爵，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第二類是出現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則無論是頭像還是體軀都沒有明顯的區分。這方面的例項如藁城的瓿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採用較多的高浮雕附飾，但線條輪廓有渾圓感，與晚期浮雕輪廓線峻直銳利的風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銅器一般仍保持著不鑄銘文的習慣，但個別器上發現鑄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但是沒有發現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稱。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
自武丁至於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採用鄒衡的四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後的發現，大體上都沒有越過這個界限。而殷墟的青銅器分期則有張長壽的三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還有—些其它的說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後期起計，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這樣長的時期內，按照具體情形， 又可區別為前後兩個階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現的器類有方彝、觶、觥等。方形器大為發展，幾乎所有的酒器都為方形。紋飾方面，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有寫實感，主體花紋和地紋明顯區分，地紋常為細雷紋，與主體花紋構成強烈對比。主體花紋多采用浮雕手法，風格有渾圓、峻銳兩種。銘文多為一二字，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變化較大，除通常樣式外還出現了分檔鼎。方鼎都是槽形長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為無耳，腹變淺，最大腹徑上移。觚的造型向細長髮展，喇叭口擴充套件，大十字架鏤孔退化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體爵大減，圓體爵盛行。斝的變化是斝板上始見獸頭裝飾。三足明顯增高。戈出現了帶胡帶穿。
2、商代晚期後段：器類方面，無肩尊和扁體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見馬銜等車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類。這一期紋飾最為發達，藝術裝飾水平達到高峰，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體的獸面紋空前發展。紋飾不僅僅施在器身，有些視線不及的底部也裝飾花紋。花紋總體風格森嚴莊重。這一期出現了記事形式的較長銘文。但最多不過三四十字。銘文鑄工精細，內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賞賜、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現了蹄形足；圓鼎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變化是雙耳簋急劇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為細長身喇叭口。爵的變化不大，仍為圓體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後移。斝仍見獸頭裝飾，繼續流行袋足斝，但體較低而寬，柱飾粗壯。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國青銅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從文物鑑定的角度來說，無疑增加了鑑定的難度，鑑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即中國青銅器時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延續時間約一千六百餘年。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主要分為禮樂器、兵器及雜器。樂器也主要用在宗廟祭祀活動中。圖為東周早期的青銅鴞首提樑壺由終身獨身日籍名醫森承一郎傳承人呂默齋（志強）持有，日本傳奇古董商坂本五郎代為操作。本件青銅屬私家藏品且據合法性，青銅器是資深藏家最認可的板塊之一，但青銅器屬珍貴文物，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來加以保護，對青銅器流通有嚴格管制。可以在市場上合法流通的青銅器大致有如下兩類：1949年以前出土，流傳有序，並有明確著錄可以佐證的青銅器；從海外迴流的青銅器。因此，青銅器在國內市場上一直不溫不火，大多屬於私下交易，而中國藏家進入國際拍賣圈也不過5年左右。一般指戰國末年至秦漢末年這一時期。傳統的禮儀制度已徹底瓦解，鐵製品已廣泛使用。到了東漢末年，陶瓷器得到較大發展，把日用青銅器皿進一步從生活中排擠出去。至於兵器，工具等方面，這時鐵器早已佔了主導地位。隋唐時期的銅器主要是各類精美的銅鏡，一般均有各種銘文。自此以後，青銅器除了銅鏡外，可以說不再有什麼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