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書法分為前妻和後期

北宋時期的書法，受到了歷史變革的影響，書法明顯與唐代的“法”拉開了距離，這是因為，五代之亂後，以前那種口傳手授的時代一去不返，以歐陽修、蘇東坡、黃庭堅、米芾等人為核心的文人們只能去自己感受和摸索書法藝術性的表現方法了。

因此，在北宋，人們不再“遵法”，而是另闢蹊徑，尋找書法中另一種意義，最終還是找到了以“尚意”為代表的書法精神。這就是“尚意”書法的最初形態。

歷史的更替也為書法的繼承和創新帶來嚴重影響，可以說，北宋時期的書法與唐代的書法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系統，唐代是一個完備的、全面的“遵法”系統，而北宋始，就要面對一個全新的、需要重新構建的書法系統了。但是，在重構過程中，又會出現一些“守舊派”與“創新派”之爭，這樣的爭辯誰會是主導地位？當然是以蘇東坡為核心的“創新派”建立了“宋尚意”書法，最終完成了生根、發展的過程，成為書法史上的另一個藝術高峰。

01“尚意”書法的主張

書法是經過人們一代代傳承而來的，但各個歷史時期都有不同的傳承方式，唐代的書法仍然是繼承的六朝書法的遺韻，尤其是一些江東舊族，如虞世南、賀知章、張旭等書法名家們，仍然把筆法作為一個主要的傳承方式，作為書法中的主要綱領進行傳播。最典型的是張旭向顏真卿傳授筆法，使得顏真卿的書法得到了突飛猛進的進步，這在歷史上是有文字記載的，而虞世南也向他好友的兒子褚遂良講授書法，從而使他成為唐初書法“四大家”之一。

但是，歷史不是一成不變的，經過唐末成五代之亂後，這種口傳手授的方式，或者說是“面對面”的教授方式已經不復存在，其原因就是書法書法已經逐漸走向了衰落地步，趙宋皇室經過禪讓得位後，大舉使用文人，可以說，這種理政方式為後面書法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帝王為了重用文人，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啟用文人站在政治舞臺上，並且允許文人“犯事”後可以不連坐，因此可以說，這種對文化的復興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使得文人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為文人在文化創造方面奠定了基礎。

帝王對書法的愛好推動了書法的生髮。北宋初期的帝王宋太宗趙匡義尤其喜愛書法，並且書寫能力也非常之強，甚至有人讚美他的小草都有“飛白”功夫。朱長文在《續書斷》中記載到：“上語近臣曰：‘朕君臨天下，亦有何事於筆硯，特中心好耳。江東人能小草，累如詰之，殊不知向背也。小草字學難究，飛白筆勢罕工，吾亦恐自此廢絕矣。’……”當然，現在看來，宋太宗的書法水平並不是很高，只是他在帝王時期所建立的書法環境是有非常的影響力。由於對書法的喜愛，他還命人將內府所藏曆代法書彙集編著成《淳化閣帖》，其中收錄了王羲之、王獻之為主的許多作品，對後世書法學習影響深遠。

歐陽修是北宋初期非常有影響力的文學家和歷史學家，他雖然在書法方面沒有多少建樹，尤其是他本人的書法水平並不高，但他對書法卻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到了晚年，他非常喜歡討論書法，由於他的影響力，他的一些言論也被久遠傳播。他對書法的談論主要有以下思想：一是為唐末兵戈之亂後，書法衰落感到悔恨，如“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餘每以為恨”。二是他倡導人們在學習書法中要把它當作一件“樂事”去做，因為書法中有“深趣”，是文人們的必修之課。三是學習書法還要“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必須要以“人品為上”。

歐陽修的書法思想給後來的蘇東坡的書法認識帶來很深的影響，也就是說，蘇東坡的書法思想是受到歐陽修的影響最大。他是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詞人和畫家，繼承了歐陽修的一些書法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書法論斷：“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就很直白地說出了書法根本不必拘泥於某些點畫如何去寫，而是要根據自己的心意去創造，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是符合書法本質意義的。

另外，他與歐陽修書法以“人品為上”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蘇東坡認為，書法家都應當加強人的自身修養，要飽學文化，增加閱歷和學養，只有這樣，才能提升書法境界水平。他說：“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在他看來，書法與人的作文一樣，“腹有詩書氣自華”都是相通的。“蕭散簡遠”是書法的最高境界，而書法的“意”就是其境界，書者當有修養，才可達到這一境界。

黃庭堅與蘇東坡是好友，也是師生關係，他們常常在一起探討書法與詩文，黃庭堅在某些觀點上與蘇東坡的基本一致，不過黃庭堅是以另外的方式來表達書法的意境之美的要求，他認為書法不是在於法度如何，而是在於“韻”的表現如何，“凡書畫當觀韻”、“書畫以韻為主”，這些都是書法對“意”的表達方式。

上述都是北宋書法“創新派”的一些典型觀念，而這些觀念在以蘇東坡為核心的影響下，在北宋時期得到了書法家們的積極響應，並付諸於實踐之中，使“宋尚意”書法的形成成為書法史上的一個新的豐碑。

02“傳統派”的觀點

在“尚意”書法未有建立之前，人們都是沿用唐人楷書的法則去學習書法的，其實這個學習方法就“創新派”也有記載，這也許是宋代人們學習書法的基本路徑。例如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記錄了自己學習書法的過程就是一個證明，他說：餘初學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如出於歐，乃學歐。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摹褚而學最久。又慕段季（展）轉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並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鍾方而師師宜官司，《劉寬碑》是也。

從上面可以看出，儘管宋人“尚意”，但他們在學習書法中仍然是沿用學習唐人楷書的方法路徑的，至於“遵法”如何不得而知。較蘇東坡早一些的蔡襄也有自己的觀點，他在《端明集》中說到書法要遵唐人之法：“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於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從這裡可以看出，蔡襄認為書法應當“遵法”，遵守傳統，透過一步步學習，才能“神逸有餘”。

而到了北宋後期，由於受到蘇東坡、黃庭堅書法思想的極大影響，這種新思想已經蔚然成風，成為人們學習書法的一種風氣，但是，正是由於這種風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一些人在書法方面卻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使得書法發生了質的變化，人們學習書法不遵守法度和規矩，而把“意象”放在了首位，還所謂是“創新”，這些現象不能不引起傳統派的強烈反對。

黃伯思對書法很有研究和建樹，是一位書法學問家，他對古代遺蹟考證精到，著有《東觀餘論》等書法著作。他認為：“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皆為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是掠，磔不是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嬙，而手足乖戾，終不為完人。”他還說：“學須先曉規矩法度，然後加以精勤，自入能品。能之至極，心悟妙理，心手相應，出乎規矩法度之外無所適而非妙者，妙之極也。由妙入神，無復蹤跡，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曉規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於能，能之不已，至於心悟而自得，乃造於妙，由妙之極，遂於神。”

03“兩派”觀點與書法根本分析

黃伯思等傳統派的上述觀點正是說到了書法之根本，沒有法度規矩，談何“意”？並且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北宋後期一些書法家們的大力支援和贊同，可以說，這些看法及時扭轉了那些打著“創新”旗號的人，不去學習法度的人的思想，糾正了一些偏見，為北宋書法向“尚意”方向發展指出了問題的癥結，其實，與其說黃伯思是守舊派，還不如說他為“創新派”或“尚意”書法從根本上發展在搖旗吶喊。

對於“尚意”書法來說，“我書意造本無法”，並非是完全地不遵守法度規矩，這也不是蘇東坡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他是把書法中的“意”放大來看，而把“法”縮小來看，只有這樣，才能突出“意”的可能性，這是北宋時期最明顯的書法特徵。

對於“傳統派”來說，一味地守法度、遵規矩，只能是對前人的不斷重複，而缺乏創新和新變意識，儘管黃伯思等人提出“法”大於“意”，但他們也是要求人們要去創新，只不過是在有了“法”的基礎之後，“加以精勤，自入能品”，從這個觀點上來說，“兩派”實際上都是有著相同的觀點。

只要本著這樣的觀點看待“宋尚意”書法，才能對“兩派”之爭給出一個公正的判別，當代書法何嘗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