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都賦》透過光武和明帝之政績，盛讚東漢的典章制度：興禮樂，尚法制，崇儉樸，抑奢侈；文教大興，德化大成。使百姓“棄末反本，背偽歸真”，從而“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總結了漢代立國興邦之基，長治久安之源。惟賦中“天人感應”思想較濃厚，是其侷限。
《西都賦》與《東都賦》雖分兩篇，實為一賦。前者透過西都之繁榮富裕反映漢代經濟文化建設之高度成就，後者透過東都之法度教化以反映漢代政治思想建設之重大成果。作者創作思想雖說是前抑後揚，但其藝術效果卻是相輔相成，使兩賦有如珠聯璧合，各呈異彩，共同為上升期中的封建王朝京都勾繪了嶄新的藝術形象。於光華說：“昭明選賦，獨冠《兩都》，正以兼揚、馬之長，義正而事實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這些評論，都準確道出兩賦高度的思想藝術價值。
《兩都賦》的前篇《西都賦》以紛繁的形象描繪極力誇耀西都長安的奢侈，並慨嘆禮儀法度的泯滅；後篇《東都賦》則轉換角度，變側重形象描繪為描繪與說理並重，著重敘寫東都洛陽的仁德禮儀。實際上是“序”中所言的“折以今之法度”的具體藝術實踐。
《東都賦》從禮法的角度，從制度上衡量此前讚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壯麗繁華實為奢淫過度FONT>無益於天下，而不在規模和繁華的程度上貶西都、褒東都。賦文語言博麗典雅，創新諷喻之方法，增強了諷諫的效果。
《東都賦》立意的重點借東都主人之口極有章法層次地表現出來，頗能發人深省。通篇稱頌今朝的盛事：光武中興、東都興建、禮儀制度之行、仁義威德之廣以及田獵、祭祀、宴飲等具體體現法度的活動等等，從而顯示了東漢王朝的聲威。然而作品突出的內容是以開國之君光武帝與守成之君漢明帝為典範所體現出來的仁德禮儀。也就是說，作品以“盛稱洛邑制度之美”為主體，雄辯地說明了建都洛陽的英明正確，以及東漢王朝在教化德行方面並不稍遜於西漢王朝的道理。
受時代禮樂文化復興思潮影響，班固對儒家禮樂理想充滿嚮往。在《漢書·禮樂志》中。他繼承ont FACE='宋體'>了《荀子·樂論》、《禮記·樂記》的儒家音樂理論思想，強調音樂的雅正和頌揚功能。賦中著力描繪了後漢的制度之美，盛讚光武帝重造綱紀之功和遷都改邑的重要決策。而對於身處其時的明帝朝，班同更爆頌美之語，褒揚了明帝朝崇盛禮樂、修明法度、巡狩萬國所取得的成就。
作品以大賦慣用的筆法鋪陳敘寫了增建宮室、開發苑囿、出頌德的目的。鋪排之後，又歸之於節儉：“於是聖上睹萬方之歡娛，又沫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這樣，既展現了東漢帝國的風貌，又塑造了一個“克己復禮”背偽歸真，業績輝煌又肯躬行節儉的帝王形象。無疑，這種意在“宣上德”的作品確有安定社會，維繫人心的積極作用。
此賦在文學技巧方面較以前的漢大賦有所獨創，如在行文上對偶句式的增加，敞文句式的減少。文中以四六句為主，使行文符合“終奏雅”的模式，加強了
諷喻勸導部分的篇幅，其主旨以諷喻為主。是對以往漢大賦結構謀篇的巨大發展。賦作的結尾部分嘲挪斥責了社會上那些言必稱“五經”的泥古不化者，鮮明地反映了作者反對褒古毀今的立場，透露出時代進步思潮對作者意識的影響。
《東都賦》透過光武和明帝之政績，盛讚東漢的典章制度：興禮樂，尚法制，崇儉樸，抑奢侈；文教大興，德化大成。使百姓“棄末反本，背偽歸真”，從而“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總結了漢代立國興邦之基，長治久安之源。惟賦中“天人感應”思想較濃厚，是其侷限。
《西都賦》與《東都賦》雖分兩篇，實為一賦。前者透過西都之繁榮富裕反映漢代經濟文化建設之高度成就，後者透過東都之法度教化以反映漢代政治思想建設之重大成果。作者創作思想雖說是前抑後揚，但其藝術效果卻是相輔相成，使兩賦有如珠聯璧合，各呈異彩，共同為上升期中的封建王朝京都勾繪了嶄新的藝術形象。於光華說：“昭明選賦，獨冠《兩都》，正以兼揚、馬之長，義正而事實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這些評論，都準確道出兩賦高度的思想藝術價值。
《兩都賦》的前篇《西都賦》以紛繁的形象描繪極力誇耀西都長安的奢侈，並慨嘆禮儀法度的泯滅；後篇《東都賦》則轉換角度，變側重形象描繪為描繪與說理並重，著重敘寫東都洛陽的仁德禮儀。實際上是“序”中所言的“折以今之法度”的具體藝術實踐。
《東都賦》從禮法的角度，從制度上衡量此前讚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壯麗繁華實為奢淫過度FONT>無益於天下，而不在規模和繁華的程度上貶西都、褒東都。賦文語言博麗典雅，創新諷喻之方法，增強了諷諫的效果。
《東都賦》立意的重點借東都主人之口極有章法層次地表現出來，頗能發人深省。通篇稱頌今朝的盛事：光武中興、東都興建、禮儀制度之行、仁義威德之廣以及田獵、祭祀、宴飲等具體體現法度的活動等等，從而顯示了東漢王朝的聲威。然而作品突出的內容是以開國之君光武帝與守成之君漢明帝為典範所體現出來的仁德禮儀。也就是說，作品以“盛稱洛邑制度之美”為主體，雄辯地說明了建都洛陽的英明正確，以及東漢王朝在教化德行方面並不稍遜於西漢王朝的道理。
受時代禮樂文化復興思潮影響，班固對儒家禮樂理想充滿嚮往。在《漢書·禮樂志》中。他繼承ont FACE='宋體'>了《荀子·樂論》、《禮記·樂記》的儒家音樂理論思想，強調音樂的雅正和頌揚功能。賦中著力描繪了後漢的制度之美，盛讚光武帝重造綱紀之功和遷都改邑的重要決策。而對於身處其時的明帝朝，班同更爆頌美之語，褒揚了明帝朝崇盛禮樂、修明法度、巡狩萬國所取得的成就。
作品以大賦慣用的筆法鋪陳敘寫了增建宮室、開發苑囿、出頌德的目的。鋪排之後，又歸之於節儉：“於是聖上睹萬方之歡娛，又沫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這樣，既展現了東漢帝國的風貌，又塑造了一個“克己復禮”背偽歸真，業績輝煌又肯躬行節儉的帝王形象。無疑，這種意在“宣上德”的作品確有安定社會，維繫人心的積極作用。
此賦在文學技巧方面較以前的漢大賦有所獨創，如在行文上對偶句式的增加，敞文句式的減少。文中以四六句為主，使行文符合“終奏雅”的模式，加強了
諷喻勸導部分的篇幅，其主旨以諷喻為主。是對以往漢大賦結構謀篇的巨大發展。賦作的結尾部分嘲挪斥責了社會上那些言必稱“五經”的泥古不化者，鮮明地反映了作者反對褒古毀今的立場，透露出時代進步思潮對作者意識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