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經歷層層內裂，從最宏觀的文明到最微觀的人心，最終全面衰敗。然而，當一個文明即將落幕，它的政治、經濟都在走下坡路，甚至快要跌落谷底的時候，哲學的巔峰往往才到來。
這是為什麼？因為哲學是一種反思，是對文明、對生活、對人心的反思。當文明處於上行通道時，社會沒有什麼大問題，人們都在追逐美好時代，哲學就比較沉默；相反，當文明進入下行通道時，聰明人就會識別出深層次的問題，並反覆拷問這些問題。比如，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把自己生活的時代形容為“禮崩樂壞”；莊子則認為不僅政治崩壞，連學術也四分五裂，“道術將為天下裂”。
哲學家們無法拯救即將毀滅的文明，但他們的思考會提出永恆的問題，讓新生的文明汲取其中的養分。我們先從柏拉圖的思考入手，一窺古希臘文明的“遺言”。
柏拉圖對民主提出抗議
民主在如今這個時代已經成了“政治正確”，成了標準格式，柏拉圖卻對當時的民主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抗議，這是為什麼？
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得先了解柏拉圖這個人。柏拉圖是雅典人，出生於貴族世家。他是西方歷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作品涉及神學、形而上學、認識論、價值論等幾乎所有哲學的分支，並且提出了系統而深刻的觀點。20世紀有位哲學家說，兩千年的西方哲學就是柏拉圖的註腳。
柏拉圖在二十歲時拜蘇格拉底為師。跟隨蘇格拉底學習之後，他覺得自己從前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決意追求哲學的生活。後來，蘇格拉底被處死，柏拉圖遭受了重大打擊。正是劣質的民主，導致柏拉圖最敬愛的老師蘇格拉底被處死。
這位古希臘文明的驕子與古希臘最重要的民主制度產生了撞擊。柏拉圖對民主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抗議，認為民主是壞政治，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壞政治橫行的時代。
他在《理想國》裡借蘇格拉底之口，簡要又精妙地描繪了民主制度的缺點。民主制度的成長就像沒見過世面的年輕人一樣，在經濟條件緊張的環境中長大（暗示民主政治是窮人政治）。當他嚐到了權力、財富、名譽、美女這些“好東西”之後，很容易被“不必要的慾望”吸引（吃飯、睡覺才是“必要的慾望”），開始追求浮華、尋歡作樂，甚至結黨營私，爭權奪利。
劣質化的民主
其實，柏拉圖批評的民主，是經歷了雅典內裂和衰敗後，演化出的劣質化的民主。有兩個例子可以直接證明這種民主已經壞得令人匪夷所思了。
第一個例子是雅典的公民大會居然頻繁地做出決議，要出錢招僱傭軍代替公民去打仗。這個決議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呢？公民平等是古希臘民主的基本準則，每個公民平等地享有權利和義務，其中最重要的權利和義務就是當兵打仗。而招僱傭軍的決議等於公民主動放棄權利、推脫義務，簡直就是出賣民主、出賣城邦。如果公民已經不再承擔義務，抽籤和多數決定還有什麼意義？愛國奉獻又從何談起？
第二個例子是陶片放逐法。雅典公民可以在公民大會上用陶片寫下希望被放逐的公民的名字，一旦贊同的人數達到法定數額，此人就會被放逐。這是一種嚴厲的懲罰，因為放逐一個人就代表剝奪他的公民資格，相當於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判他死刑。
那麼，公民大會如何判定一個人應該被放逐呢？是因為他罪大惡極嗎？不一定，只要有人認為他危害了城邦就行。當時的雅典人往往認為優秀的人對城邦有威脅，就會先把這樣的人放逐。決議一旦透過，被放逐者不得申辯，十天之內必須離開城邦。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城邦之外，非神即獸。”很多人被放逐並沒有什麼正當原因，只是因為他們太優秀了。
可是，人多勢眾就一定對嗎？從上述兩個例子來看，民主政體在執行過程中，很可能濫用原本恪守的原則，進而破壞原則。
從亞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鳩，他們一直強調一個道理：任何政體都有自己的原則（比如，民主政體的原則是平等），遵循原則的政體會興盛，背叛原則的政體會衰敗。但是，原則執行起來並不容易，故意毀壞和過猶不及會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侵蝕原則。而且，有很多外力會干擾原則的執行。比如，雅典商業發達之後，必然會產生貧富分化，平等很容易被金錢侵蝕。但偏離原則就意味著退化和墮落，很容易變成打著民主的旗號幹集體自私自利的事情。前文的兩個例子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正所謂“自作孽不可活”，雅典人這樣公開譭棄自己的原則，就等於自我瓦解、自掘墳墓。難怪柏拉圖激烈地批評民主。
城邦的正義
不過，如果你覺得柏拉圖只是批評劣質化的雅典民主，那可就小看他了。他還要找到城邦世界最好的秩序，這也是他寫《理想國》的目的所在。
在柏拉圖如大海般廣闊和深邃的智慧中，有一點可以充分展示他對文明的思考，那就是他對靈魂與城邦的類比——人的靈魂和城邦一樣，都得遵循正義的德性。
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中有四種德性，分別是：智慧——理性的力量；勇敢——意氣的力量；節制——和諧和秩序的力量；正義——當智慧統領了勇敢和節制就是正義，人的靈魂就是健康的。
相應的，在城邦之中，智慧是統治者應有的德性，勇敢是護衛者應有的品質，節制是生產者應有的品質，智慧的統治者統領著勇敢的護衛者和節制的生產者，城邦就是正義的。
以柏拉圖的標準來看，公民們花錢請僱傭軍這一行為，是因為商業的繁榮膨脹了他們的慾望，使他們失去了節制的德性，利令智昏，以至於理性的智慧也不復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勇敢可言了，正義自然也就蕩然無存。
同時，雅典的對手斯巴達也好不到哪裡去。希波戰爭時，崇尚自由、捍衛榮譽、絕不向專制和奴役屈服的斯巴達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墮落了。他們為了打敗雅典，不惜和波斯人結盟——斯巴達沒有直接動用波斯的軍隊，而是從波斯人那裡拿了不少錢。
雖然柏拉圖對雅典民主有切膚之痛，但他批評的不只是雅典的民主。《理想國》也不是政治時評，而是對一切壞政治的批評，是超越政治之上的哲學。民主並非不可批評，壞政治必須予以批評，只不過雅典劣質化的民主首當其衝罷了。
柏拉圖投身政治
柏拉圖對理想國的追求並非只停留在理論層面，他還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中，甚至前後三次在敘拉古意圖實現“哲學王”的藍圖，也就是把政治權力交給全知全能的哲學家。不過，柏拉圖這些政治上的努力最終都失敗了。
柏拉圖第一次去敘拉古是受了好友迪翁的邀請。迪翁是敘拉古僭主狄奧尼修斯一世的妻舅。然而，狄奧尼修斯一世對柏拉圖批評僭主政治的舉動頗為惱怒，因此，柏拉圖沒有實現把君主改造成哲學王的宏圖，最後悻悻離開。
柏拉圖第二次去敘拉古，還是受了迪翁的邀請。這個時候老僭主狄奧尼修斯一世已死，新僭主狄奧尼修斯二世上臺。然而，因為迪翁在老僭主臨終之際勸他把權力分一點給小兒子（迪翁的親外甥），作為大兒子的狄奧尼修斯二世對迪翁懷恨在心。迪翁邀請柏拉圖來訪，是想透過哲學王的教育彌合自己與新僭主的矛盾。可惜，四個月後，迪翁就被新僭主流放。柏拉圖的教育就算沒起反作用，也是徒勞無功。柏拉圖只好再次離開。
柏拉圖第三次去敘拉古，是應新僭主的邀約。新僭主承諾，若是柏拉圖肯來，就允許迪翁回國。可是，等到柏拉圖真的去了，新僭主的表現比上次還要糟糕，他完全聽不進柏拉圖的教導，只想讓柏拉圖做文化“花瓶”。柏拉圖決意離開，卻受到威脅。最終，柏拉圖想盡辦法才得以逃脫。
柏拉圖積極投身政治的行動，和我們對哲學家既有的印象不太一樣：哲學家不是追求沉思的生活嗎？為什麼西方頭號哲學家要投身政治呢？因為柏拉圖有宏大的抱負，他想用哲學改變世界。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說：統治是件很難做好的事情，聰明人都不願意做統治者，因為統治本身費力不討好，統治者要麼為了金錢，要麼為了榮譽，要麼為了避免懲罰才去統治。而柏拉圖之所以想當統治者，或者想讓自己的學生當統治者，金錢和榮譽都不是主要原因，避免懲罰才是他的動機所在。
柏拉圖需要避免什麼懲罰？對柏拉圖這樣一個胸懷世界、有良知、有抱負的人來說，世界的混亂、骯髒、虛偽和不義令他感到焦急又無能為力，這就是不折不扣的懲罰。這種懲罰曾經真切地發生在柏拉圖身上，那就是眼見著雅典的劣質民主處死了自己的老師蘇格拉底。
所以，權力對柏拉圖來說很重要。柏拉圖之所以投身政治，有一句話可以做出很好的解釋：你不掌握權力，離它遠遠的，那你就會把位子讓給你最討厭的人。
古希臘經歷層層內裂，從最宏觀的文明到最微觀的人心，最終全面衰敗。然而，當一個文明即將落幕，它的政治、經濟都在走下坡路，甚至快要跌落谷底的時候，哲學的巔峰往往才到來。
這是為什麼？因為哲學是一種反思，是對文明、對生活、對人心的反思。當文明處於上行通道時，社會沒有什麼大問題，人們都在追逐美好時代，哲學就比較沉默；相反，當文明進入下行通道時，聰明人就會識別出深層次的問題，並反覆拷問這些問題。比如，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把自己生活的時代形容為“禮崩樂壞”；莊子則認為不僅政治崩壞，連學術也四分五裂，“道術將為天下裂”。
哲學家們無法拯救即將毀滅的文明，但他們的思考會提出永恆的問題，讓新生的文明汲取其中的養分。我們先從柏拉圖的思考入手，一窺古希臘文明的“遺言”。
柏拉圖對民主提出抗議
民主在如今這個時代已經成了“政治正確”，成了標準格式，柏拉圖卻對當時的民主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抗議，這是為什麼？
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得先了解柏拉圖這個人。柏拉圖是雅典人，出生於貴族世家。他是西方歷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作品涉及神學、形而上學、認識論、價值論等幾乎所有哲學的分支，並且提出了系統而深刻的觀點。20世紀有位哲學家說，兩千年的西方哲學就是柏拉圖的註腳。
柏拉圖在二十歲時拜蘇格拉底為師。跟隨蘇格拉底學習之後，他覺得自己從前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決意追求哲學的生活。後來，蘇格拉底被處死，柏拉圖遭受了重大打擊。正是劣質的民主，導致柏拉圖最敬愛的老師蘇格拉底被處死。
這位古希臘文明的驕子與古希臘最重要的民主制度產生了撞擊。柏拉圖對民主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抗議，認為民主是壞政治，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壞政治橫行的時代。
他在《理想國》裡借蘇格拉底之口，簡要又精妙地描繪了民主制度的缺點。民主制度的成長就像沒見過世面的年輕人一樣，在經濟條件緊張的環境中長大（暗示民主政治是窮人政治）。當他嚐到了權力、財富、名譽、美女這些“好東西”之後，很容易被“不必要的慾望”吸引（吃飯、睡覺才是“必要的慾望”），開始追求浮華、尋歡作樂，甚至結黨營私，爭權奪利。
劣質化的民主
其實，柏拉圖批評的民主，是經歷了雅典內裂和衰敗後，演化出的劣質化的民主。有兩個例子可以直接證明這種民主已經壞得令人匪夷所思了。
第一個例子是雅典的公民大會居然頻繁地做出決議，要出錢招僱傭軍代替公民去打仗。這個決議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呢？公民平等是古希臘民主的基本準則，每個公民平等地享有權利和義務，其中最重要的權利和義務就是當兵打仗。而招僱傭軍的決議等於公民主動放棄權利、推脫義務，簡直就是出賣民主、出賣城邦。如果公民已經不再承擔義務，抽籤和多數決定還有什麼意義？愛國奉獻又從何談起？
第二個例子是陶片放逐法。雅典公民可以在公民大會上用陶片寫下希望被放逐的公民的名字，一旦贊同的人數達到法定數額，此人就會被放逐。這是一種嚴厲的懲罰，因為放逐一個人就代表剝奪他的公民資格，相當於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判他死刑。
那麼，公民大會如何判定一個人應該被放逐呢？是因為他罪大惡極嗎？不一定，只要有人認為他危害了城邦就行。當時的雅典人往往認為優秀的人對城邦有威脅，就會先把這樣的人放逐。決議一旦透過，被放逐者不得申辯，十天之內必須離開城邦。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城邦之外，非神即獸。”很多人被放逐並沒有什麼正當原因，只是因為他們太優秀了。
可是，人多勢眾就一定對嗎？從上述兩個例子來看，民主政體在執行過程中，很可能濫用原本恪守的原則，進而破壞原則。
從亞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鳩，他們一直強調一個道理：任何政體都有自己的原則（比如，民主政體的原則是平等），遵循原則的政體會興盛，背叛原則的政體會衰敗。但是，原則執行起來並不容易，故意毀壞和過猶不及會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侵蝕原則。而且，有很多外力會干擾原則的執行。比如，雅典商業發達之後，必然會產生貧富分化，平等很容易被金錢侵蝕。但偏離原則就意味著退化和墮落，很容易變成打著民主的旗號幹集體自私自利的事情。前文的兩個例子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正所謂“自作孽不可活”，雅典人這樣公開譭棄自己的原則，就等於自我瓦解、自掘墳墓。難怪柏拉圖激烈地批評民主。
城邦的正義
不過，如果你覺得柏拉圖只是批評劣質化的雅典民主，那可就小看他了。他還要找到城邦世界最好的秩序，這也是他寫《理想國》的目的所在。
在柏拉圖如大海般廣闊和深邃的智慧中，有一點可以充分展示他對文明的思考，那就是他對靈魂與城邦的類比——人的靈魂和城邦一樣，都得遵循正義的德性。
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中有四種德性，分別是：智慧——理性的力量；勇敢——意氣的力量；節制——和諧和秩序的力量；正義——當智慧統領了勇敢和節制就是正義，人的靈魂就是健康的。
相應的，在城邦之中，智慧是統治者應有的德性，勇敢是護衛者應有的品質，節制是生產者應有的品質，智慧的統治者統領著勇敢的護衛者和節制的生產者，城邦就是正義的。
以柏拉圖的標準來看，公民們花錢請僱傭軍這一行為，是因為商業的繁榮膨脹了他們的慾望，使他們失去了節制的德性，利令智昏，以至於理性的智慧也不復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勇敢可言了，正義自然也就蕩然無存。
同時，雅典的對手斯巴達也好不到哪裡去。希波戰爭時，崇尚自由、捍衛榮譽、絕不向專制和奴役屈服的斯巴達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墮落了。他們為了打敗雅典，不惜和波斯人結盟——斯巴達沒有直接動用波斯的軍隊，而是從波斯人那裡拿了不少錢。
雖然柏拉圖對雅典民主有切膚之痛，但他批評的不只是雅典的民主。《理想國》也不是政治時評，而是對一切壞政治的批評，是超越政治之上的哲學。民主並非不可批評，壞政治必須予以批評，只不過雅典劣質化的民主首當其衝罷了。
柏拉圖投身政治
柏拉圖對理想國的追求並非只停留在理論層面，他還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中，甚至前後三次在敘拉古意圖實現“哲學王”的藍圖，也就是把政治權力交給全知全能的哲學家。不過，柏拉圖這些政治上的努力最終都失敗了。
柏拉圖第一次去敘拉古是受了好友迪翁的邀請。迪翁是敘拉古僭主狄奧尼修斯一世的妻舅。然而，狄奧尼修斯一世對柏拉圖批評僭主政治的舉動頗為惱怒，因此，柏拉圖沒有實現把君主改造成哲學王的宏圖，最後悻悻離開。
柏拉圖第二次去敘拉古，還是受了迪翁的邀請。這個時候老僭主狄奧尼修斯一世已死，新僭主狄奧尼修斯二世上臺。然而，因為迪翁在老僭主臨終之際勸他把權力分一點給小兒子（迪翁的親外甥），作為大兒子的狄奧尼修斯二世對迪翁懷恨在心。迪翁邀請柏拉圖來訪，是想透過哲學王的教育彌合自己與新僭主的矛盾。可惜，四個月後，迪翁就被新僭主流放。柏拉圖的教育就算沒起反作用，也是徒勞無功。柏拉圖只好再次離開。
柏拉圖第三次去敘拉古，是應新僭主的邀約。新僭主承諾，若是柏拉圖肯來，就允許迪翁回國。可是，等到柏拉圖真的去了，新僭主的表現比上次還要糟糕，他完全聽不進柏拉圖的教導，只想讓柏拉圖做文化“花瓶”。柏拉圖決意離開，卻受到威脅。最終，柏拉圖想盡辦法才得以逃脫。
柏拉圖積極投身政治的行動，和我們對哲學家既有的印象不太一樣：哲學家不是追求沉思的生活嗎？為什麼西方頭號哲學家要投身政治呢？因為柏拉圖有宏大的抱負，他想用哲學改變世界。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說：統治是件很難做好的事情，聰明人都不願意做統治者，因為統治本身費力不討好，統治者要麼為了金錢，要麼為了榮譽，要麼為了避免懲罰才去統治。而柏拉圖之所以想當統治者，或者想讓自己的學生當統治者，金錢和榮譽都不是主要原因，避免懲罰才是他的動機所在。
柏拉圖需要避免什麼懲罰？對柏拉圖這樣一個胸懷世界、有良知、有抱負的人來說，世界的混亂、骯髒、虛偽和不義令他感到焦急又無能為力，這就是不折不扣的懲罰。這種懲罰曾經真切地發生在柏拉圖身上，那就是眼見著雅典的劣質民主處死了自己的老師蘇格拉底。
所以，權力對柏拉圖來說很重要。柏拉圖之所以投身政治，有一句話可以做出很好的解釋：你不掌握權力，離它遠遠的，那你就會把位子讓給你最討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