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春秋三傳”？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和《春秋左氏傳》（下文簡稱《公羊傳》、《穀梁傳》和《左傳》）。為何會出現如此之多“版本”的《春秋》？它們之間又有什麼不同？又各自起到什麼作用？而且相對於《春秋》的三個版本，可能更鮮為人知的是，這“三傳”竟然對西漢乃至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們就來研究一下“春秋三傳”以及背後的巨大力量。
的書荒與“春秋三傳”的形成
“春秋三傳”的母本都是《春秋》。相傳這《春秋》是孔子對魯國曆史的記載，文筆相對簡練，僅對歷史事件梗概做了記錄而已，因此《春秋》讀起來，不但晦澀難懂，而且更讓人覺得味同嚼蠟。《左傳》就是基於《春秋》而豐富了歷史史實的記載，不但讓故事讀起來更加生動，文筆也較之更加精彩。《左傳》很可能成書於春秋時期，乃是“春秋三傳”成書最早的著作。
由於秦始皇的焚書，大量的先秦諸家典籍被銷燬，《春秋》以及《左傳》亦在被銷燬之列。這讓西漢時期，陷入了可讀之書寥寥無幾的尷尬境地，出現了書荒與學術之荒。但也正因如此，給了其他先秦諸家的衍學說，騰出了極大的發揮空間。
雖說經典書籍被毀，但以口口傳授的方式，還是讓諸家學說得到了傳承。《春秋》就是依靠口授的方式而代代相傳。只是，由於口授方式容易出現理解等方面的差異，甚至有人為主觀刻意解讀等行為，導致《春秋》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方向的著作，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就是這“春秋三傳”的另外兩傳《公羊傳》和《穀梁傳》。
“公羊學說”的備受推崇
西漢的建立不同於秦帝國，更不同於之前的諸侯國，再加之高祖劉邦的“特殊”出身，因此有一個根本問題困擾著西漢前幾代皇帝，那就是為什麼是老劉家人當皇帝，或者說這皇位怎麼就應該是老劉家的？不要小看這個問題，這其實是劉漢王朝的統治者們，為國祚延續而做的一次根本性探索，這絕對是加強皇權的一次重大進步。也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西漢的前幾位皇帝都竭盡全力地展現出自己睿智與勤奮的一面。
高祖時代，利用叔孫通的儒家禮儀，劉邦首先解決皇帝地位的問題，從此奠定了皇帝高高在上的人倫基礎。也正是因為皇權的高高在上，在劉邦之後發生了呂后之亂的動盪局面，劉姓宗室差點被呂后屠戮殆盡，西漢王朝第一次大危機，竟然來自王朝內部。
上圖_ 漢高祖 劉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
這次巨大的危機，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訓，接下來的繼任者們不敢不引以為戒，因此文景時代，西漢王朝進入了無為而治的時代。都說中國封建王朝最美好的時代是北宋，但在筆者看來，文景時代才是這當之無愧的“最美好”。這一時期，由於皇帝的充分放權，不但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進步，國家達到前所未有的富足，而且文化與人文研究方面，也出現了較大進步。
文景兩代帝王之所以推崇無為之治，是因為他們秉承著“只要能夠讓百姓過上好日子，就會保證帝位穩定”之原則。但是，這並沒有解決為什麼皇帝“必須”得姓劉的問題，這就成了漢武帝親政之後，急需解決的政治根本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法寶，就是這《公羊傳》。
上圖_ 劉徹（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即漢武帝
至於《公羊傳》的來歷，不難查閱，本文就不用篇幅了。《公羊傳》的寫作方式需要提一下，它是透過自問自答的方式，以《春秋》記載的歷史故事為基礎，加以主觀的詮釋而形成的傳體經本。《公羊傳》強調的是，《春秋》中記錄的歷史故事，並不是簡單的歷史記錄，而是意在闡釋各類大道理，也就是所謂的“微言大義”。我們且不論《公羊傳》微言大義的合理與否，但是這種“主觀詮釋”的方式，似乎就給瞭解決“皇帝劉姓”問題的突破口。
果然，之後《公羊傳》的門人，公孫弘、董仲舒等人，利用《公羊傳》的微言大義，很好地解決了“皇帝劉姓”的問題。其中心思想簡述之，就是“天道使然”。尤其是在董仲舒完成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問世之後，他極力鼓吹的“大一統”和“天人合一”等思想，被漢武帝所推崇，他本人更成為當時名聲大噪的哲學大師。
上圖_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穀梁學說的“崛起”
公羊學說之所以會被漢武帝所推崇，是董仲舒等人將將儒家學說宗教化，以各類不切實際的“天意”來解釋各類祥瑞、災異為基礎，最終解釋了命運天定。進而說明，劉氏之所以會當皇帝，乃是因為劉邦是老天的兒子，是上天特地派遣到人間，代表老天治理天下。透過如此牽強地解釋，劉邦乃至劉氏子孫就成了真命天子，成了最應該當皇帝的人。
在現代人看來，這一學說完全是在愚人，但在當時一度被奉為圭臬。
然而，這類愚人學說一方面容易出現溜鬚拍馬之徒，而另一面則最容易出現鑽牛角尖的“書呆子”。宣帝時期，書呆子之中的個別人，以“天人合一”祥瑞學說為基礎，透過各類災異現象分析，竟然上書漢宣帝退位讓賢。漢宣帝那是以外儒內法治國的實幹家，處理這類迂腐大逆不道之人毫不手軟，結果就是某些人身首異處。同時宣帝敏銳地覺察到以公羊學說為基礎的“天人合一”的危險性。
上圖_ 《榖梁傳》即《穀梁傳》，也被稱作《穀梁春秋》、《春秋穀梁傳》，是戰國穀梁赤撰的儒家著作
由於公羊學說已經被奉為圭臬，而且成為漢王朝對外宣稱的立國根本，因此漢宣帝不會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罷黜這一學說，而是扶持另一學說與之融合，消除人們腦子裡不利於皇權的極端思想。在這個背景下《穀梁傳》被抬上了檯面。
《穀梁傳》其實與《公羊傳》師承一脈，而且寫法上也類似，都採用問答方式，就記載事件展開評論。但是《穀梁傳》相比之下，所闡述的思想更加樸實接地氣，並不像《公羊傳》那般以“微言大義”為藉口，天馬行空地強加主觀意願之觀點。
利用“穀梁學說”衝擊一下“公羊學說”，將那些“書呆子們”和虛無縹緲式的學術推崇，適當的往現實世界拉一拉，對於漢宣帝來說絕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至於說漢宣帝是因為祖父，也就是漢武帝的廢太子劉據推崇“穀梁學說”而受到啟發，其實都是不重要的藉口。
上圖_ 漢宣帝劉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 ），原名劉病已，字次卿
為了給“穀梁學說”正身，也為了解決當時學術派別紛爭的問題，漢宣帝特地組織召開了西漢時期最著名的文化研討大會——石渠閣會議。關於這次會議的直接歷史文獻已經不存在了，只能透過其他典籍的簡短記載來加以研究。但可以得知的是，穀梁學說的學者們厚積薄發，辯論中多次壓倒公羊學說學者。漢宣帝順理成章地將“穀梁學說”加入到了五經博士行列之內。
當然，面對穀梁學說的崛起和對自己的衝擊，公羊學說人士並沒有過多展現“視死如歸”式的憤慨，而是很識相地做了妥協。這樣既不會得罪皇帝，還能保住自己的“正統”地位和政治利益。這可能就是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的風骨。
上圖_ 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
《左傳》被認可的背後原因
相對於其他兩傳，我們今天更多學習與接觸的是《左傳》。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左傳》以客觀敘述史實為主，但還是具有較強的儒家思想特點。它強調宗法倫理，但並不摻雜主觀評論。由於它“借題發揮”的名目較少，很難被別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在西漢初期，只有例如太史公這樣的史學家才會青睞《左傳》，而被當權者排斥在外。
何為“春秋三傳”？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和《春秋左氏傳》（下文簡稱《公羊傳》、《穀梁傳》和《左傳》）。為何會出現如此之多“版本”的《春秋》？它們之間又有什麼不同？又各自起到什麼作用？而且相對於《春秋》的三個版本，可能更鮮為人知的是，這“三傳”竟然對西漢乃至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們就來研究一下“春秋三傳”以及背後的巨大力量。
的書荒與“春秋三傳”的形成
“春秋三傳”的母本都是《春秋》。相傳這《春秋》是孔子對魯國曆史的記載，文筆相對簡練，僅對歷史事件梗概做了記錄而已，因此《春秋》讀起來，不但晦澀難懂，而且更讓人覺得味同嚼蠟。《左傳》就是基於《春秋》而豐富了歷史史實的記載，不但讓故事讀起來更加生動，文筆也較之更加精彩。《左傳》很可能成書於春秋時期，乃是“春秋三傳”成書最早的著作。
由於秦始皇的焚書，大量的先秦諸家典籍被銷燬，《春秋》以及《左傳》亦在被銷燬之列。這讓西漢時期，陷入了可讀之書寥寥無幾的尷尬境地，出現了書荒與學術之荒。但也正因如此，給了其他先秦諸家的衍學說，騰出了極大的發揮空間。
雖說經典書籍被毀，但以口口傳授的方式，還是讓諸家學說得到了傳承。《春秋》就是依靠口授的方式而代代相傳。只是，由於口授方式容易出現理解等方面的差異，甚至有人為主觀刻意解讀等行為，導致《春秋》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方向的著作，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就是這“春秋三傳”的另外兩傳《公羊傳》和《穀梁傳》。
“公羊學說”的備受推崇
西漢的建立不同於秦帝國，更不同於之前的諸侯國，再加之高祖劉邦的“特殊”出身，因此有一個根本問題困擾著西漢前幾代皇帝，那就是為什麼是老劉家人當皇帝，或者說這皇位怎麼就應該是老劉家的？不要小看這個問題，這其實是劉漢王朝的統治者們，為國祚延續而做的一次根本性探索，這絕對是加強皇權的一次重大進步。也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西漢的前幾位皇帝都竭盡全力地展現出自己睿智與勤奮的一面。
高祖時代，利用叔孫通的儒家禮儀，劉邦首先解決皇帝地位的問題，從此奠定了皇帝高高在上的人倫基礎。也正是因為皇權的高高在上，在劉邦之後發生了呂后之亂的動盪局面，劉姓宗室差點被呂后屠戮殆盡，西漢王朝第一次大危機，竟然來自王朝內部。
上圖_ 漢高祖 劉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
這次巨大的危機，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訓，接下來的繼任者們不敢不引以為戒，因此文景時代，西漢王朝進入了無為而治的時代。都說中國封建王朝最美好的時代是北宋，但在筆者看來，文景時代才是這當之無愧的“最美好”。這一時期，由於皇帝的充分放權，不但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進步，國家達到前所未有的富足，而且文化與人文研究方面，也出現了較大進步。
文景兩代帝王之所以推崇無為之治，是因為他們秉承著“只要能夠讓百姓過上好日子，就會保證帝位穩定”之原則。但是，這並沒有解決為什麼皇帝“必須”得姓劉的問題，這就成了漢武帝親政之後，急需解決的政治根本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法寶，就是這《公羊傳》。
上圖_ 劉徹（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即漢武帝
至於《公羊傳》的來歷，不難查閱，本文就不用篇幅了。《公羊傳》的寫作方式需要提一下，它是透過自問自答的方式，以《春秋》記載的歷史故事為基礎，加以主觀的詮釋而形成的傳體經本。《公羊傳》強調的是，《春秋》中記錄的歷史故事，並不是簡單的歷史記錄，而是意在闡釋各類大道理，也就是所謂的“微言大義”。我們且不論《公羊傳》微言大義的合理與否，但是這種“主觀詮釋”的方式，似乎就給瞭解決“皇帝劉姓”問題的突破口。
果然，之後《公羊傳》的門人，公孫弘、董仲舒等人，利用《公羊傳》的微言大義，很好地解決了“皇帝劉姓”的問題。其中心思想簡述之，就是“天道使然”。尤其是在董仲舒完成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問世之後，他極力鼓吹的“大一統”和“天人合一”等思想，被漢武帝所推崇，他本人更成為當時名聲大噪的哲學大師。
上圖_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穀梁學說的“崛起”
公羊學說之所以會被漢武帝所推崇，是董仲舒等人將將儒家學說宗教化，以各類不切實際的“天意”來解釋各類祥瑞、災異為基礎，最終解釋了命運天定。進而說明，劉氏之所以會當皇帝，乃是因為劉邦是老天的兒子，是上天特地派遣到人間，代表老天治理天下。透過如此牽強地解釋，劉邦乃至劉氏子孫就成了真命天子，成了最應該當皇帝的人。
在現代人看來，這一學說完全是在愚人，但在當時一度被奉為圭臬。
然而，這類愚人學說一方面容易出現溜鬚拍馬之徒，而另一面則最容易出現鑽牛角尖的“書呆子”。宣帝時期，書呆子之中的個別人，以“天人合一”祥瑞學說為基礎，透過各類災異現象分析，竟然上書漢宣帝退位讓賢。漢宣帝那是以外儒內法治國的實幹家，處理這類迂腐大逆不道之人毫不手軟，結果就是某些人身首異處。同時宣帝敏銳地覺察到以公羊學說為基礎的“天人合一”的危險性。
上圖_ 《榖梁傳》即《穀梁傳》，也被稱作《穀梁春秋》、《春秋穀梁傳》，是戰國穀梁赤撰的儒家著作
由於公羊學說已經被奉為圭臬，而且成為漢王朝對外宣稱的立國根本，因此漢宣帝不會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罷黜這一學說，而是扶持另一學說與之融合，消除人們腦子裡不利於皇權的極端思想。在這個背景下《穀梁傳》被抬上了檯面。
《穀梁傳》其實與《公羊傳》師承一脈，而且寫法上也類似，都採用問答方式，就記載事件展開評論。但是《穀梁傳》相比之下，所闡述的思想更加樸實接地氣，並不像《公羊傳》那般以“微言大義”為藉口，天馬行空地強加主觀意願之觀點。
利用“穀梁學說”衝擊一下“公羊學說”，將那些“書呆子們”和虛無縹緲式的學術推崇，適當的往現實世界拉一拉，對於漢宣帝來說絕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至於說漢宣帝是因為祖父，也就是漢武帝的廢太子劉據推崇“穀梁學說”而受到啟發，其實都是不重要的藉口。
上圖_ 漢宣帝劉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 ），原名劉病已，字次卿
為了給“穀梁學說”正身，也為了解決當時學術派別紛爭的問題，漢宣帝特地組織召開了西漢時期最著名的文化研討大會——石渠閣會議。關於這次會議的直接歷史文獻已經不存在了，只能透過其他典籍的簡短記載來加以研究。但可以得知的是，穀梁學說的學者們厚積薄發，辯論中多次壓倒公羊學說學者。漢宣帝順理成章地將“穀梁學說”加入到了五經博士行列之內。
當然，面對穀梁學說的崛起和對自己的衝擊，公羊學說人士並沒有過多展現“視死如歸”式的憤慨，而是很識相地做了妥協。這樣既不會得罪皇帝，還能保住自己的“正統”地位和政治利益。這可能就是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的風骨。
上圖_ 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
《左傳》被認可的背後原因
相對於其他兩傳，我們今天更多學習與接觸的是《左傳》。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左傳》以客觀敘述史實為主，但還是具有較強的儒家思想特點。它強調宗法倫理，但並不摻雜主觀評論。由於它“借題發揮”的名目較少，很難被別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在西漢初期，只有例如太史公這樣的史學家才會青睞《左傳》，而被當權者排斥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