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考古發現證明，稻香的源頭已可上溯到一萬年前，一條大河的岸邊。
它就是位於浙江省中部，主要分佈在錢塘江上游流域，以浦江縣上山遺址為代表的上山文化。這是世界稻作文化的源頭。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說，上山先民在約一萬年前就開始栽培水稻，這不僅對中華文明，而且對世界文明貢獻巨大。
在11月14日閉幕的上山遺址發現2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來自全國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40多位專家學者得出結論，上山遺址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也是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重要起點。
而在今年夏天，袁隆平“萬年上山 世界稻源”的題詞也為人類共同的根注入鮮亮的色彩。
告別山洞，搭建“遠古中華第一村”
上山遺址考古隊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回顧說，上山遺址的發現，要從一次“越界”說起。
1996年6月，根據工作安排，蔣樂平放下了已有8年的河姆渡文化研究，開始從事杭金衢高速公路開工前的基建考古工作。第一站是蕭山市（今杭州市蕭山區）浦陽鎮，為了尋找新石器時代遺址，蕭山文管會的同志無意中把他引到了相鄰的諸暨市次塢鎮，他無心插柳在當地發現樓家橋遺址。
浦陽、次塢，都在浦陽江畔。浦陽江，如今是錢塘江的一條支流，在中國地圖上是短而細的一條藍線，但其人文歷史悠久。按照註疏家的說法，《尚書·禹貢》中那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的“三江”，指的就是松江（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
以樓家橋考古為基礎，蔣樂平提出了浦陽江流域考古調查的設想。2000年9月，他們來到了浦陽江的源頭浦江縣，先在黃宅鎮發掘了塘山背遺址，在錢塘江南岸首次發現了良渚文化遺址——“良渚人”跨過錢塘江了，大家都很興奮。
在發現塘山背遺址之後，考古隊員又在附近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了夾炭陶片、大口盆、石磨盤、石球。蔣樂平根據附近的“上山堰”老地名，稱它為上山遺址。
上山遺址位於當地的一處河流沖積盆地，海拔約50米。它坐落在兩個小土丘上，相對高度約3-5米，南丘面積約1.5萬平方米，北丘面積約1萬平方米。現在，上山遺址考古公園的兩座展示廳就分別建在南北土丘之上，廳裡還保留著考古工地的原貌。
由於要去主持跨湖橋遺址的第二次、第三次發掘，蔣樂平與上山匆匆別過。跨湖橋遺址的收穫頗豐，入選“2001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出土了一艘被譽為“中華第一舟”的“八千歲”獨木舟。
但是，在跨湖橋遺址的考古工作中，蔣樂平也沒有忘記上山，他委託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吳小紅博士順便也為上山出土的夾炭陶片作了測年，結果令人大吃一驚：距今11400-8600年。這是個改寫中國東南地區考古史的重大發現。
2006年，“第四屆環境考古學大會暨上山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浦江舉行，“上山文化”這支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最久遠的新石器文化被正式命名。
良渚-河姆渡-跨湖橋-上山，四大遺址猶如一道階梯，讓人們拾級而上，尋找文明的源頭。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講過一個“雅段子”：浙江的考古從美麗的小洲（良渚）出發，過一個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橋（跨湖橋），最後“上”了“山”。
20年間，上山文化的遺址在錢塘江上游流域及相鄰的靈江流域已經發現了19處。
這是一處中國境內乃至東亞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分佈最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群。浙江大學地球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林舟教授對其地理分佈做了分析：它們沿河分佈，多坐落於階地或河漫灘之上；靠近支流，遠離幹流；起伏適中，坡度和緩。
林舟還注意到，在錢塘江上游幹流衢江流域，上山文化的遺址只出現在南岸。這是因為北岸只有兩級階地，而南岸則有三級，且衢江一直向北遷移，南岸更適合居住。
在上山遺址，蔣樂平帶隊發現了柱洞及由柱洞構成的建築遺蹟，其中有一處遺蹟由三列平行柱洞構成，很可能是木結構建築的遺蹟。而在與浦江相鄰的義烏，他們在同屬上山文化的橋頭遺址又發現了環壕遺蹟。
在仙居的下湯遺址，蔣樂平的同事仲召兵同樣發現了“中心臺地＋環壕”的聚落特徵。
對此，由中國考古學會、浙江省文化和旅遊廳、浙江省文物局和金華市政府主辦的上山遺址發現20週年學術研討會確認，上山文化遺址群構成了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農業定居聚落，上山文化是中國農耕村落文化的源頭。
嚴文明將上山遺址稱作“遠古中華第一村”。對此，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劉莉評價說，在上山遺址發現之前，根本沒有人類在山洞之外居住的遺址，因此，“遠古中華第一村”名副其實。
而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系教授傅稻鐮同樣認為，上山遺址與今天的村落或者新石器晚期的跨越相比，還是很“小”，但是同舊石器時期的社群規模相比，這簡直是飛躍式的巨大轉變。社群規模上的大幅度擴大，將導致社會的變化，大量人口永久性地聚居在一處，會促進併產生新的社會組織形態。
傅稻鐮解釋說：“對於在定居農業社會發展程序中，究竟什麼時候有了‘私有’意識和土地‘價值’，沒有定論，但是人類學家都同意，一旦進入農業定居社會，伴隨著對土地和物質的勞力投入，所有權也在個人或者家庭層面產生了。”
他援引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的“新石器革命”理論說，上山文化涵蓋了這一理論裡的全部根本性特徵。特別是“定居”社會，這是“新石器革命”的一個根本性標誌，而長江下游的定居時代無疑從上山文化開始，此後持續發展，最終導致了文明產生。
馴化稻，從“八千歲”到“萬歲”
“我們能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一個重要原因是保證了糧食安全。”國家水稻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中國水稻研究所研究員程式華說，作為中國主糧之一，水稻功不可沒。
“中國是水稻的資源富國、科技強國、生產大國。”程式華娓娓道來：南起三亞，北到漠河，跨越35個緯度的廣袤國土都有水稻種植，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而水稻的年產量在兩億噸以上，也是世界第一。中國水稻型別豐富，有三種野生稻，兩個亞種16個變種的栽培稻，本土稻種資源7萬多份，佔全世界資源的一半以上。矮稈育種和雜交稻這兩次水稻的“綠色革命”也都發生在中國。
“稻種資源是水稻育種革命的基石，而豐富的稻種資源是中國成為水稻科技強國的基礎。栽培稻起源地有最豐富的水稻遺傳資源。”程式華說，“要滿足華人民吃飽、吃好到吃得安全的要求，就必須重視栽培稻起源和稻作文化的研究，加強稻種資源的儲存、創新和利用研究。”
他舉了一個例子，為什麼國家把中國水稻研究所設在杭州，就是因為浙江既能種植秈稻，也能種植粳稻，而雜交水稻育種過程中需要的“保持系”也來自浙江的稻種資源。
但是，水稻研究也曾給中國農學家以深深的痛。程式華回顧說，日本學者加藤茂範1928年將水稻分為“印度型亞種”和“日本型亞種”，在拉丁文的學名中嵌入了印度和日本的國名。他主張栽培稻的“印度起源說”。
在上世紀60年代前，多數國外文獻也採用“印度起源說”。到上世紀80年代末，澳洲學者透過測年技術發現，印度一處新石器早期遺址出土的稻穀年代距今不會超過4500年。
此後，又有學者提出栽培稻可能起源於印度的阿薩姆和中國的雲南，但是，這一區域至今沒有發現5000年以遠的遺存。
1956年，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中科院學部委員丁穎發表了《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演變》一文，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他正本清源，提出栽培稻種的秈、粳兩個亞種和品種分類體系，並且提出了栽培稻的“華南起源說”。“華南起源說”有過多位學者的支援，此後，又有人提出了“雲貴高原起源說”。
而從上世紀80年代起，“長江中下游起源說”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稻作起源的主流學說。“中國的稻作農耕以長江流域為最早，考古發掘出土的稻遺存也以長江中下游地區最多、年代最早。”
上世紀70年代兩次發掘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率先把中國稻作文化歷史推進到7000年前，與其他國家相比“一騎絕塵”。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等一系列遺址都以令人驚喜的發現，把一篇篇稻作農業起源的論文，寫在了中國古老的土地上。
從新世紀起，上山遺址開始加入這場探索稻作起源的接力賽。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導師呂厚遠研究員說，目前全國“兩千歲”以上出土水稻遺存的考古遺址有568處，大於“八千歲”的只有12處，而“一萬歲”的只有兩處，分別是浙江上山和江西萬年仙人洞。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導師鄧振華研究員則更為謹慎，他認為，國內早於“九千歲”的水稻利用，目前僅在上山文化諸遺址中有比較明確的證據。
“上山遺址具備了所有早期農耕生產的考古證據，只有上山遺址可以從農業起源的角度來探討稻作農業起源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趙志軍說，因為上山遺址顯示有定居生活，出土了稻米，還發現了水稻的利用和耕作工具。
上山遺址群主要所處的金衢盆地，確實是一處樂土。它因盆地內有金華衢州兩市得名，是一處晚白堊世－古近紀裂谷盆地。古生物學家就曾在當地發現過大量的恐龍化石、恐龍蛋化石和恐龍腳印化石。浙江自然博物院黨總支副書記金幸生告訴記者，當時這裡溪流縱橫、植被豐盛，且氣候溫暖溼潤，適合恐龍生活。
在一萬年前，海平面要遠遠低於現代，此後的升降幅度最大時達到40米，河姆渡遺址、跨湖橋遺址中都能找到海浸的痕跡。
像最近發現的井頭山遺址，屬於河姆渡文化，是中國沿海最古老的的貝丘遺址，深埋在地下——8000年前，當地還是海濱。而跨湖橋遺址出土的“中華第一舟”，也經過了長期的脫水脫鹽處理。林舟說，海平面的升降，並沒有波及金衢盆地。
“生物資訊學的追蹤研究結果表明：大概在8200年到13500年前，中國的長江流域即出現了最早的栽培稻。近10年的考古發現也支援這一研究成果。”程式華說，長江中下游地區是栽培稻起源地的證據最多，而浙江的稻作起源證據最為完善和久遠。
考古隊裡的“植物人”
提到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許多人不是想到後母戊大方鼎那樣的青銅重器，就是《清明上河圖》這樣的書畫長卷。
而在上山遺址考古公園，如果要說最貴重的鎮館之寶，就是一粒“萬年米”，只能透過放大鏡去觀察其細微之處。但是，它的分量不亞於一件大國重器。
它是2005年由趙志軍等學者透過浮選法發現的。浮選法原理很簡單，把土樣放入水中，比土壤顆粒比重小的炭化植物遺骸就會浮出水面，但是，付諸實踐還需要專業的裝置和認真的操作。
趙志軍是首次向國內學術界系統介紹植物考古學的學者。此後，中國考古隊伍裡也多了一批被戲稱為“植物人”的植物考古學家，迎接他們的是中國無與倫比的豐富的古代植物遺存。
數次遇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鄭雲飛研究員，他總是坐在一臺雙筒顯微鏡前，觀察出土的稻米標本，著重觀察它們的“小穗軸”。
小穗軸是稻穀與稻稈小枝梗的連線部位，野生稻穀可以自然脫粒，因此稻穀和小穗軸的接觸面是光滑的，但是栽培稻失去了自然脫粒的特性，因此，接觸面上就有人工脫粒的“疤痕”。透過這一特徵，考古學家發現，在上山遺址群中出土的小穗軸，接觸面既有光滑的，也有留疤的，這說明一萬年前，先民已經在馴化水稻。
呂厚遠團隊則致力於植物矽酸體研究。高等植物根系在吸收地下水的同時，也吸收了一定量的可溶性二氧化矽，最終充填在細胞組織中。這種只有5-100微米大小的二氧化矽膠凝體，對於植物考古來說優點多多：產量高、分佈廣，抗高溫、抗風化，植物分類意義明確，有著可發現、可儲存、可鑑定的優點。而且植矽體內還含有有機質碳，是全新的測年材料。
放大後的水稻植矽體如同一把把“小扇子”，頂端是魚鱗狀的紋飾。呂厚遠團隊發現，野生稻植矽體的紋飾小於9個，而馴化稻的紋飾則多於9個。
在上山遺址第8文化層，他們發現了具有馴化特徵的水稻植矽體。它與野生稻的植矽體已經存在明顯差別，其測年為距今9400年。而根據馴化速率，學者推斷先民開始馴化水稻的時間不會晚於距今一萬年。
“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國學者運用的農作物植矽體鑑定方法，已經進入了歐美多所大學教科書或者教學手冊，呂厚遠也參與編寫了《世界農作物植矽體鑑定標準》，負責黍、粟和稻的內容。
“農業起源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共同探索的交叉前沿問題。”呂厚遠說，多學科研究確定，玉米、南瓜源於中南美洲，小麥、大麥源於西亞，而麥、黍、水稻源於東亞。
中國東部則是東亞農業起源的核心區，擁有兩套獨立發展的農業體系，孕育了世界上唯一連續演化的文明——中華農耕文明。
而之所以先民選擇這些作物，呂厚遠說，從全國植物考古看，這也有個過程，人們利用植物種類先從堅果類木本植物開始，然後發展到雙子葉草本植物、單子葉草本植物，最後到禾本科植物，很可能因為它們是一年生的季節性作物，成熟快，能適應快速氣候變化，其果實也方便儲存。而南方多雨氣候則更適合水稻生長。
根據500處稻作農業遺址，科學家畫出了水稻走向全國的路線圖：一萬年前，從上山文化區（長江中下游）起源，9000-8000年前傳播到河南和山東，7000-6000年前傳播到關中盆地，5000-4000年前傳播到西南，約4500年前傳播到臺灣。
相關的探索還在繼續。鄭雲飛介紹說，像上山遺址群中的永康市湖西遺址、仙居縣下湯遺址，應該是稻作起源的下一步突破點。下湯遺址的植矽體分析已經啟動，讓他驚喜的是，“整個地層中都鋪滿了水稻植矽體”。
而北大團隊在義烏橋頭遺址也傳來了好訊息。鄧振華說，之前上山遺址群中，只有上山遺址和湖西遺址發現了極少量的碳化稻米等水稻相關遺存，此次，他們在橋頭遺址大量取樣，發現了從上山文化到跨湖橋文化時期的大量稻作遺存。“橋頭的樣品給了我們一些激動人心的成果，上山時期可能比較早地完成了水稻馴化，但更為重要的是提醒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馴化過程的複雜性。”
彩陶上的“神秘符號”
觀念也在更新。趙志軍說，從目前的中外研究成果看，先民馴化水稻的過程，可能並不像袁隆平院士培育雜交水稻那樣，是有意識的。我們要區分“耕作”和“馴化”，前者指人類為了有利於植物生長而採取的各種行為，而後者則指動植物在人類行為影響下的特殊進化過程。因此，人們最初耕作的植物可能是栽培作物，也可能是野生作物。
在上山遺址，學者們最近發現，從大約三萬年前開始，當地就存在野生稻分佈。趙志軍認為，一萬年前，先民的採集狩獵活動已經包括了對周邊野生稻資源的利用，而為了獲得更多的野生稻資源，他們開始實施諸如改良土壤、集中播種、定居守護、按季節收穫等耕種行為。而耕作行為和定居方式，既是栽培稻馴化的前提，也是稻作農業社會形成的先決條件。因此，上山文化可以被看作是稻作農業社會的起點。
“上山（文化）不光是稻作起源地，同時也是稻作文化、農業文化、農業社會的開始，是劃時代的大事情。”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新石器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教授趙輝同樣表示，水稻的耕作代表著新的社會生產力的出現，開啟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紀元，為社會的複雜化、文明的發展提供了物質的基礎。
而“新紀元”的端倪，在上山文化中已經可以看到。在義烏橋頭遺址，多件精美的彩陶也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他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也是中國彩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
山東大學教授欒豐實就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他就曾見過這種“很怪異”的彩陶，但是當時將它視作中國彩陶主流文化的支流。“過去我支援中國彩陶‘一元說’，現在我感覺不是一元的，應該一個在西北，一個在東南。”
“這是獨樹一幟的彩陶。”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博士生導師張居中教授注意到彩陶上的太陽紋符號，它在中國東部地區分佈非常廣，最北出現在山東大汶口遺址。“這不會是人們隨意的繪畫，可能有太陽崇拜的理念，是否與傳說中的‘太昊氏’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
而另一件彩陶上形似八卦的白色線條，在面世後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張居中認為，是不是八卦另當別論，但是，它與先秦時期的數畫現象、卦象文字和占卜文化間的關係需要高度重視。“彩陶、定居、水稻、太陽紋、數畫……已經不是原初時代了，肯定有一個發展歷程，下一步可以繼續追尋。”
“橋頭遠望”，是蔣樂平的微信名片，對於它與橋頭遺址的關係，他每每笑稱這是巧合。但是，萬年遠望，收穫可期，他表示，找到更多的上山文化遺址，甚至讓數量增加一倍，大有希望。他們正在對上山陶器中的殘留物進行化驗，希望找到釀酒的痕跡。
《詩經·七月》有“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之句，證明在農業豐收、糧倉滿盈時，古人才開始用穀物釀酒。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中華文明的根基即始於歷經波折的一次次豐收。
1921年，安特生髮現仰韶文化揭開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序幕。作為一個“年輕”的古老學科，在今日之中國，考古學承載的作用不僅是溯源，更折射理性與現代文明的光輝。
最新的考古發現證明，稻香的源頭已可上溯到一萬年前，一條大河的岸邊。
它就是位於浙江省中部，主要分佈在錢塘江上游流域，以浦江縣上山遺址為代表的上山文化。這是世界稻作文化的源頭。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說，上山先民在約一萬年前就開始栽培水稻，這不僅對中華文明，而且對世界文明貢獻巨大。
在11月14日閉幕的上山遺址發現2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來自全國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40多位專家學者得出結論，上山遺址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也是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重要起點。
而在今年夏天，袁隆平“萬年上山 世界稻源”的題詞也為人類共同的根注入鮮亮的色彩。
告別山洞，搭建“遠古中華第一村”
上山遺址考古隊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回顧說，上山遺址的發現，要從一次“越界”說起。
1996年6月，根據工作安排，蔣樂平放下了已有8年的河姆渡文化研究，開始從事杭金衢高速公路開工前的基建考古工作。第一站是蕭山市（今杭州市蕭山區）浦陽鎮，為了尋找新石器時代遺址，蕭山文管會的同志無意中把他引到了相鄰的諸暨市次塢鎮，他無心插柳在當地發現樓家橋遺址。
浦陽、次塢，都在浦陽江畔。浦陽江，如今是錢塘江的一條支流，在中國地圖上是短而細的一條藍線，但其人文歷史悠久。按照註疏家的說法，《尚書·禹貢》中那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的“三江”，指的就是松江（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
以樓家橋考古為基礎，蔣樂平提出了浦陽江流域考古調查的設想。2000年9月，他們來到了浦陽江的源頭浦江縣，先在黃宅鎮發掘了塘山背遺址，在錢塘江南岸首次發現了良渚文化遺址——“良渚人”跨過錢塘江了，大家都很興奮。
在發現塘山背遺址之後，考古隊員又在附近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了夾炭陶片、大口盆、石磨盤、石球。蔣樂平根據附近的“上山堰”老地名，稱它為上山遺址。
上山遺址位於當地的一處河流沖積盆地，海拔約50米。它坐落在兩個小土丘上，相對高度約3-5米，南丘面積約1.5萬平方米，北丘面積約1萬平方米。現在，上山遺址考古公園的兩座展示廳就分別建在南北土丘之上，廳裡還保留著考古工地的原貌。
由於要去主持跨湖橋遺址的第二次、第三次發掘，蔣樂平與上山匆匆別過。跨湖橋遺址的收穫頗豐，入選“2001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出土了一艘被譽為“中華第一舟”的“八千歲”獨木舟。
但是，在跨湖橋遺址的考古工作中，蔣樂平也沒有忘記上山，他委託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吳小紅博士順便也為上山出土的夾炭陶片作了測年，結果令人大吃一驚：距今11400-8600年。這是個改寫中國東南地區考古史的重大發現。
2006年，“第四屆環境考古學大會暨上山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浦江舉行，“上山文化”這支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最久遠的新石器文化被正式命名。
良渚-河姆渡-跨湖橋-上山，四大遺址猶如一道階梯，讓人們拾級而上，尋找文明的源頭。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講過一個“雅段子”：浙江的考古從美麗的小洲（良渚）出發，過一個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橋（跨湖橋），最後“上”了“山”。
20年間，上山文化的遺址在錢塘江上游流域及相鄰的靈江流域已經發現了19處。
這是一處中國境內乃至東亞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分佈最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群。浙江大學地球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林舟教授對其地理分佈做了分析：它們沿河分佈，多坐落於階地或河漫灘之上；靠近支流，遠離幹流；起伏適中，坡度和緩。
林舟還注意到，在錢塘江上游幹流衢江流域，上山文化的遺址只出現在南岸。這是因為北岸只有兩級階地，而南岸則有三級，且衢江一直向北遷移，南岸更適合居住。
在上山遺址，蔣樂平帶隊發現了柱洞及由柱洞構成的建築遺蹟，其中有一處遺蹟由三列平行柱洞構成，很可能是木結構建築的遺蹟。而在與浦江相鄰的義烏，他們在同屬上山文化的橋頭遺址又發現了環壕遺蹟。
在仙居的下湯遺址，蔣樂平的同事仲召兵同樣發現了“中心臺地＋環壕”的聚落特徵。
對此，由中國考古學會、浙江省文化和旅遊廳、浙江省文物局和金華市政府主辦的上山遺址發現20週年學術研討會確認，上山文化遺址群構成了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農業定居聚落，上山文化是中國農耕村落文化的源頭。
嚴文明將上山遺址稱作“遠古中華第一村”。對此，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劉莉評價說，在上山遺址發現之前，根本沒有人類在山洞之外居住的遺址，因此，“遠古中華第一村”名副其實。
而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系教授傅稻鐮同樣認為，上山遺址與今天的村落或者新石器晚期的跨越相比，還是很“小”，但是同舊石器時期的社群規模相比，這簡直是飛躍式的巨大轉變。社群規模上的大幅度擴大，將導致社會的變化，大量人口永久性地聚居在一處，會促進併產生新的社會組織形態。
傅稻鐮解釋說：“對於在定居農業社會發展程序中，究竟什麼時候有了‘私有’意識和土地‘價值’，沒有定論，但是人類學家都同意，一旦進入農業定居社會，伴隨著對土地和物質的勞力投入，所有權也在個人或者家庭層面產生了。”
他援引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的“新石器革命”理論說，上山文化涵蓋了這一理論裡的全部根本性特徵。特別是“定居”社會，這是“新石器革命”的一個根本性標誌，而長江下游的定居時代無疑從上山文化開始，此後持續發展，最終導致了文明產生。
馴化稻，從“八千歲”到“萬歲”
“我們能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一個重要原因是保證了糧食安全。”國家水稻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中國水稻研究所研究員程式華說，作為中國主糧之一，水稻功不可沒。
“中國是水稻的資源富國、科技強國、生產大國。”程式華娓娓道來：南起三亞，北到漠河，跨越35個緯度的廣袤國土都有水稻種植，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而水稻的年產量在兩億噸以上，也是世界第一。中國水稻型別豐富，有三種野生稻，兩個亞種16個變種的栽培稻，本土稻種資源7萬多份，佔全世界資源的一半以上。矮稈育種和雜交稻這兩次水稻的“綠色革命”也都發生在中國。
“稻種資源是水稻育種革命的基石，而豐富的稻種資源是中國成為水稻科技強國的基礎。栽培稻起源地有最豐富的水稻遺傳資源。”程式華說，“要滿足華人民吃飽、吃好到吃得安全的要求，就必須重視栽培稻起源和稻作文化的研究，加強稻種資源的儲存、創新和利用研究。”
他舉了一個例子，為什麼國家把中國水稻研究所設在杭州，就是因為浙江既能種植秈稻，也能種植粳稻，而雜交水稻育種過程中需要的“保持系”也來自浙江的稻種資源。
但是，水稻研究也曾給中國農學家以深深的痛。程式華回顧說，日本學者加藤茂範1928年將水稻分為“印度型亞種”和“日本型亞種”，在拉丁文的學名中嵌入了印度和日本的國名。他主張栽培稻的“印度起源說”。
在上世紀60年代前，多數國外文獻也採用“印度起源說”。到上世紀80年代末，澳洲學者透過測年技術發現，印度一處新石器早期遺址出土的稻穀年代距今不會超過4500年。
此後，又有學者提出栽培稻可能起源於印度的阿薩姆和中國的雲南，但是，這一區域至今沒有發現5000年以遠的遺存。
1956年，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中科院學部委員丁穎發表了《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演變》一文，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他正本清源，提出栽培稻種的秈、粳兩個亞種和品種分類體系，並且提出了栽培稻的“華南起源說”。“華南起源說”有過多位學者的支援，此後，又有人提出了“雲貴高原起源說”。
而從上世紀80年代起，“長江中下游起源說”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稻作起源的主流學說。“中國的稻作農耕以長江流域為最早，考古發掘出土的稻遺存也以長江中下游地區最多、年代最早。”
上世紀70年代兩次發掘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率先把中國稻作文化歷史推進到7000年前，與其他國家相比“一騎絕塵”。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等一系列遺址都以令人驚喜的發現，把一篇篇稻作農業起源的論文，寫在了中國古老的土地上。
從新世紀起，上山遺址開始加入這場探索稻作起源的接力賽。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導師呂厚遠研究員說，目前全國“兩千歲”以上出土水稻遺存的考古遺址有568處，大於“八千歲”的只有12處，而“一萬歲”的只有兩處，分別是浙江上山和江西萬年仙人洞。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導師鄧振華研究員則更為謹慎，他認為，國內早於“九千歲”的水稻利用，目前僅在上山文化諸遺址中有比較明確的證據。
“上山遺址具備了所有早期農耕生產的考古證據，只有上山遺址可以從農業起源的角度來探討稻作農業起源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趙志軍說，因為上山遺址顯示有定居生活，出土了稻米，還發現了水稻的利用和耕作工具。
上山遺址群主要所處的金衢盆地，確實是一處樂土。它因盆地內有金華衢州兩市得名，是一處晚白堊世－古近紀裂谷盆地。古生物學家就曾在當地發現過大量的恐龍化石、恐龍蛋化石和恐龍腳印化石。浙江自然博物院黨總支副書記金幸生告訴記者，當時這裡溪流縱橫、植被豐盛，且氣候溫暖溼潤，適合恐龍生活。
在一萬年前，海平面要遠遠低於現代，此後的升降幅度最大時達到40米，河姆渡遺址、跨湖橋遺址中都能找到海浸的痕跡。
像最近發現的井頭山遺址，屬於河姆渡文化，是中國沿海最古老的的貝丘遺址，深埋在地下——8000年前，當地還是海濱。而跨湖橋遺址出土的“中華第一舟”，也經過了長期的脫水脫鹽處理。林舟說，海平面的升降，並沒有波及金衢盆地。
“生物資訊學的追蹤研究結果表明：大概在8200年到13500年前，中國的長江流域即出現了最早的栽培稻。近10年的考古發現也支援這一研究成果。”程式華說，長江中下游地區是栽培稻起源地的證據最多，而浙江的稻作起源證據最為完善和久遠。
考古隊裡的“植物人”
提到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許多人不是想到後母戊大方鼎那樣的青銅重器，就是《清明上河圖》這樣的書畫長卷。
而在上山遺址考古公園，如果要說最貴重的鎮館之寶，就是一粒“萬年米”，只能透過放大鏡去觀察其細微之處。但是，它的分量不亞於一件大國重器。
它是2005年由趙志軍等學者透過浮選法發現的。浮選法原理很簡單，把土樣放入水中，比土壤顆粒比重小的炭化植物遺骸就會浮出水面，但是，付諸實踐還需要專業的裝置和認真的操作。
趙志軍是首次向國內學術界系統介紹植物考古學的學者。此後，中國考古隊伍裡也多了一批被戲稱為“植物人”的植物考古學家，迎接他們的是中國無與倫比的豐富的古代植物遺存。
數次遇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鄭雲飛研究員，他總是坐在一臺雙筒顯微鏡前，觀察出土的稻米標本，著重觀察它們的“小穗軸”。
小穗軸是稻穀與稻稈小枝梗的連線部位，野生稻穀可以自然脫粒，因此稻穀和小穗軸的接觸面是光滑的，但是栽培稻失去了自然脫粒的特性，因此，接觸面上就有人工脫粒的“疤痕”。透過這一特徵，考古學家發現，在上山遺址群中出土的小穗軸，接觸面既有光滑的，也有留疤的，這說明一萬年前，先民已經在馴化水稻。
呂厚遠團隊則致力於植物矽酸體研究。高等植物根系在吸收地下水的同時，也吸收了一定量的可溶性二氧化矽，最終充填在細胞組織中。這種只有5-100微米大小的二氧化矽膠凝體，對於植物考古來說優點多多：產量高、分佈廣，抗高溫、抗風化，植物分類意義明確，有著可發現、可儲存、可鑑定的優點。而且植矽體內還含有有機質碳，是全新的測年材料。
放大後的水稻植矽體如同一把把“小扇子”，頂端是魚鱗狀的紋飾。呂厚遠團隊發現，野生稻植矽體的紋飾小於9個，而馴化稻的紋飾則多於9個。
在上山遺址第8文化層，他們發現了具有馴化特徵的水稻植矽體。它與野生稻的植矽體已經存在明顯差別，其測年為距今9400年。而根據馴化速率，學者推斷先民開始馴化水稻的時間不會晚於距今一萬年。
“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國學者運用的農作物植矽體鑑定方法，已經進入了歐美多所大學教科書或者教學手冊，呂厚遠也參與編寫了《世界農作物植矽體鑑定標準》，負責黍、粟和稻的內容。
“農業起源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共同探索的交叉前沿問題。”呂厚遠說，多學科研究確定，玉米、南瓜源於中南美洲，小麥、大麥源於西亞，而麥、黍、水稻源於東亞。
中國東部則是東亞農業起源的核心區，擁有兩套獨立發展的農業體系，孕育了世界上唯一連續演化的文明——中華農耕文明。
而之所以先民選擇這些作物，呂厚遠說，從全國植物考古看，這也有個過程，人們利用植物種類先從堅果類木本植物開始，然後發展到雙子葉草本植物、單子葉草本植物，最後到禾本科植物，很可能因為它們是一年生的季節性作物，成熟快，能適應快速氣候變化，其果實也方便儲存。而南方多雨氣候則更適合水稻生長。
根據500處稻作農業遺址，科學家畫出了水稻走向全國的路線圖：一萬年前，從上山文化區（長江中下游）起源，9000-8000年前傳播到河南和山東，7000-6000年前傳播到關中盆地，5000-4000年前傳播到西南，約4500年前傳播到臺灣。
相關的探索還在繼續。鄭雲飛介紹說，像上山遺址群中的永康市湖西遺址、仙居縣下湯遺址，應該是稻作起源的下一步突破點。下湯遺址的植矽體分析已經啟動，讓他驚喜的是，“整個地層中都鋪滿了水稻植矽體”。
而北大團隊在義烏橋頭遺址也傳來了好訊息。鄧振華說，之前上山遺址群中，只有上山遺址和湖西遺址發現了極少量的碳化稻米等水稻相關遺存，此次，他們在橋頭遺址大量取樣，發現了從上山文化到跨湖橋文化時期的大量稻作遺存。“橋頭的樣品給了我們一些激動人心的成果，上山時期可能比較早地完成了水稻馴化，但更為重要的是提醒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馴化過程的複雜性。”
彩陶上的“神秘符號”
觀念也在更新。趙志軍說，從目前的中外研究成果看，先民馴化水稻的過程，可能並不像袁隆平院士培育雜交水稻那樣，是有意識的。我們要區分“耕作”和“馴化”，前者指人類為了有利於植物生長而採取的各種行為，而後者則指動植物在人類行為影響下的特殊進化過程。因此，人們最初耕作的植物可能是栽培作物，也可能是野生作物。
在上山遺址，學者們最近發現，從大約三萬年前開始，當地就存在野生稻分佈。趙志軍認為，一萬年前，先民的採集狩獵活動已經包括了對周邊野生稻資源的利用，而為了獲得更多的野生稻資源，他們開始實施諸如改良土壤、集中播種、定居守護、按季節收穫等耕種行為。而耕作行為和定居方式，既是栽培稻馴化的前提，也是稻作農業社會形成的先決條件。因此，上山文化可以被看作是稻作農業社會的起點。
“上山（文化）不光是稻作起源地，同時也是稻作文化、農業文化、農業社會的開始，是劃時代的大事情。”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新石器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教授趙輝同樣表示，水稻的耕作代表著新的社會生產力的出現，開啟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紀元，為社會的複雜化、文明的發展提供了物質的基礎。
而“新紀元”的端倪，在上山文化中已經可以看到。在義烏橋頭遺址，多件精美的彩陶也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他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也是中國彩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
山東大學教授欒豐實就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他就曾見過這種“很怪異”的彩陶，但是當時將它視作中國彩陶主流文化的支流。“過去我支援中國彩陶‘一元說’，現在我感覺不是一元的，應該一個在西北，一個在東南。”
“這是獨樹一幟的彩陶。”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博士生導師張居中教授注意到彩陶上的太陽紋符號，它在中國東部地區分佈非常廣，最北出現在山東大汶口遺址。“這不會是人們隨意的繪畫，可能有太陽崇拜的理念，是否與傳說中的‘太昊氏’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
而另一件彩陶上形似八卦的白色線條，在面世後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張居中認為，是不是八卦另當別論，但是，它與先秦時期的數畫現象、卦象文字和占卜文化間的關係需要高度重視。“彩陶、定居、水稻、太陽紋、數畫……已經不是原初時代了，肯定有一個發展歷程，下一步可以繼續追尋。”
“橋頭遠望”，是蔣樂平的微信名片，對於它與橋頭遺址的關係，他每每笑稱這是巧合。但是，萬年遠望，收穫可期，他表示，找到更多的上山文化遺址，甚至讓數量增加一倍，大有希望。他們正在對上山陶器中的殘留物進行化驗，希望找到釀酒的痕跡。
《詩經·七月》有“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之句，證明在農業豐收、糧倉滿盈時，古人才開始用穀物釀酒。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中華文明的根基即始於歷經波折的一次次豐收。
1921年，安特生髮現仰韶文化揭開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序幕。作為一個“年輕”的古老學科，在今日之中國，考古學承載的作用不僅是溯源，更折射理性與現代文明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