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是唯一的選擇，因為朱祁鎮還沒死呢！

只要這個皇帝還在，大明就不存在唯一的選擇。

但于謙做的事情，在“規矩”上是無可挑剔的。

朱元璋留下來的祖訓是什麼？

就是純粹的不妥協！

難道你讓整個大明向瓦剌求饒嘛？

靠著這個理由，于謙這才力排眾議，直接立了一個新皇帝。

你還別說，朱家的龍子龍孫那麼多，我懷疑朱元璋是不是預見到了類似的場面。

你抓唄。

皇帝丟了就丟了，我大明又不缺皇帝繼承人。

洪武、永樂之後，大明有幾個朝代是皇帝完全能夠掌控局勢的？

太少了！

所以文臣集團才能夠干預到中央決策。

由於祖訓和種種理由。

導致明朝有一個極為尷尬的特點，好面子。

為了面子，我可以出兵北韓，對抗日本，而導致國力虧空。

為了面子，我可以新立皇帝，就是不妥協。

而且瓦剌其實是沒有那麼強勢的。

突襲北京，被于謙擋住後，他們巴不得明朝派人來贖朱祁鎮。

你們意思意思，是吧，這人質我就不要了，反正已經賺了。

但誰知道明朝好面子已經到了極點，這皇帝我們不要了。

你們拿走吧。

說實話，朱祁鎮其實也該死，把明朝的幾十萬精銳和武勳階層全部葬送。

朱祁鈺就應該狠狠心，直接弄死得了。

隨著皇帝戰敗被俘，一時間朝廷上便失去了核心。從群臣的反應上看，當時的朝廷秩序幾有失控之憂。

太后和皇后雖然尊貴，但卻難以名正言順的掌控朝廷大局。而太子又因年輕望淺而難以服眾。

形勢迫使明廷必須選出一位能夠凝聚人心，整合朝廷上下的意志，引導大明王朝度過危機的人出來主持大局。

因此，肩負監國重任的郕王朱祁鈺，便有幸而又不幸的成了最佳人選。於是，于謙便提議讓郕王當皇帝。

所以，明朝必須便儘快整合力量，重新理順統治秩序，才能抵抗瓦刺的入侵。

太后和皇后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只能同意讓郕王繼位。

郕王朱祁鈺便登上皇位，是為明代宗。明代宗遙尊明英宗朱祁鎮為太上皇。

明代宗的上臺，使明朝恢復了統治秩序，避免了上令下達時的“名不正言不順”。

因此，很快使穩定了大敗之後的混亂局面。

明代宗把保衛京師的重任委託給於謙，于謙趕緊從外地調集援兵充實京師，又從通州運回了大批糧食，做好了抵抗瓦刺進犯的準備。

也先不僅沒撈到便宜，反倒吃了個大虧！被迫率領敗兵倉惶北遁，從此之後再也無力深入中原。

土木堡之變，于謙擁立朱祁鈺不是唯一的選擇，但是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瓦剌太師也先請去吃手抓羊肉了。也先得到了最貴的最值錢的肉票，那他就會用這個肉票好好的敲詐一下大明王朝。於是，瓦剌人抬著明英宗開始扣關。邊將們面對瓦剌軍更是一臉懵，放他們進來吧丟城池，不放吧，皇帝還在人家手裡，皇帝真有個三長兩短的，那還不得滅九族。於是在這種情況下，瓦剌軍隊連破數城，直奔京師。

在這種情形下，大明王朝如果不拿出有效措施，那就會亡國，於是，以孫太后為首的明朝的大臣們開始商討對策。一種觀點是以徐有貞等為首的南遷南京，一種是以于謙等為首的，另立皇帝，死守北京。

另立皇帝，那麼問題就來了，立誰呢？孫太后是立皇帝的重要權威的人。有三個候選人，第一個候選人是，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第二個候選人，也是最沒有優勢的是，朱瞻基的同胞弟弟朱瞻墡。第三個候選人，就是最有優勢的朱祁鎮的異母弟弟朱祁鈺，也是朱瞻基除朱祁鎮之外唯一的兒子。

就孫太后個人利益來說，她是最不願意另立皇帝的，因為朱祁鎮是她唯一的兒子，另立別人，就代表她的地位受到威脅。但是從國情來看，是一定要立一位皇帝的，因為朝不可一日無君，再一個最重要的是要削弱也先手裡肉票的價值。

孫太后從她的私心來說，最想立的是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但是當時的朱見深太小了，只有兩歲多，生活都不能自理，更不要提鎮住朝野上下。雖然孫太后想立朱見深，但大臣們也不會同意。

朱瞻基的同母弟弟朱瞻墡，當時朱瞻墡也被召回商量皇位人選，孫太后也有意讓他當皇帝，因為如果朱祁鈺當皇帝，朱祁鈺的母親還活著，他母親的地位就會被抬高，那麼就會威脅孫太后的地位。但是朱瞻墡是懂得自保的人，他當皇帝不合理法，大臣們會反對，所以朱瞻墡拒絕當皇帝。

于謙提出擁立朱祁鈺為皇帝，而朱祁鈺也是最佳的皇位人選。首先朱祁鈺成年，具備能處理朝政的能力。其次朱祁鈺是除朱祁鎮之外朱瞻基的唯一兒子，從血統上佔有優勢。再次，朱祁鎮出征瓦剌前，授予郕王朱祁鈺監國，所以他有處理朝政的經驗。

雖然孫太后一百個不願意朱祁鈺當皇帝，但是迫於形勢，只能順勢而為。但是孫太后還是給朱祁鈺設定了一個障礙，給自己和兒子留一份保障，那就是立朱祁鈺為皇帝的條件是，要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

于謙擁立朱祁鈺為皇帝，可以說沒有私心，一切都是為江山社稷著想。為了國家的安危，于謙冒天下之大不韙，捧朱祁鈺上位，為了人倫道義，堅持迎回太上皇回國。做了兩邊都不討好的事。雖然于謙最後沒得善終，但是歷史卻給了他應有的評價。

大明皇帝朱祁鎮被俘後，立朱祁鈺不是當時唯一的選擇，但當時卻是唯一最合適的人選！

按照封建王朝繼承的“規章制度”：“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大“方針”，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皇帝）死後，嫡長子——太子朱祁鎮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皇位。朱祁鎮被俘後，為了避免蒙古瓦剌部的“當家人”——也先的“要挾”（因為朱祁鎮畢竟是皇帝）。明王朝緊急召開重要“會議”，研究“重大人事安排”，被迫決定“更替”大明王朝的“最高領導人”。當時，“最高領導人”的“候選人”選擇主要有三：

*一是朱祁鎮的兒子們。法理上享有優先繼承權！屬第一繼承人序列：大兒子朱見深：生於1447年12月9日，土木堡之變發生後還不滿兩歲，乳臭未乾，“小屁孩”一個；二兒子朱見潾：生於1448年5月7日，土木堡之變發生後剛滿一歲，估計還沒“斷奶”；三兒子朱見湜：生於1449年8月2日，土木堡之變發生後剛滿月，正在“吃奶”。

*二是朱祁鎮的同父異母的弟弟朱祁鈺。第二繼承人序列：朱祁鈺：生於1428年9月11日，土木堡之變發生後已21歲，正值青春年華。

*三是朱祁鎮的九個叔父生的若干兒子們。屬第三繼承人序列，但基本上是“陪選人”。

按理說，朱祁鎮的兒子們應該有優先繼承權。特別是朱祁鎮的長子朱見深最應該繼承皇位，成為大明王朝的新一屆“最高領導人”。可是，也先正在率領蒙古瓦剌部的大軍浩浩蕩蕩地殺向京城。當時的大明政局動盪不安，危機四伏，急需一位“年長”的“最高領導人”。就這樣，鑑於時局，為免“主少國疑”，朱祁鎮的同父異母的弟弟朱祁鈺走了一套“組織程式”，由郕王晉升為“監國”，後登基為皇帝，遙尊自己的哥哥朱祁鎮為“太上皇”。順便說一句：弟弟尊哥哥為“太上皇”，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作為“條件”，在朱祁鈺登基的同時，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被封為皇太子。可後來朱見深又被二叔朱祁鈺“自私”的廢掉了，那是後話。可以說，造化弄人，朱祁鈺就這樣“撿了個天大的便宜”，登上了“九五至尊”。

國不可一日無君，更何況在當時大明王朝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先穩住內部才能戰勝外地，所以于謙擁護朱祁鈺為帝是當時唯一選擇。

正統十四年當前方戰敗的訊息傳回北京之後，官員皆驚愕。而此時的也先俘獲明英宗之後是想乘機撈些好處的，四處扣關要求邊將迎接朱祁鎮，好劫掠財物。

但是明英宗親征前也算是為了穩定後方立了年僅兩歲的兒子朱見深為皇太子，並且讓弟弟朱祁鈺監國。大臣們聽到朱祁鎮被俘之後自然知道後面的危機，所以朝廷邊關守將不得與瓦剌接觸，就算是以朱祁鎮的名義也不行，所以也先根本沒有撈到好處，就趁機南下攻擊北京。

國不可一日無君，何況此時的皇帝還在敵人手中。如果任由也先帶著朱祁鎮一路進關那麼明朝很可能就滅亡了。其實擺在于謙和孫太后面前的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立皇太子朱見深為帝，另一個就是立郕王朱祁鈺為帝。

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對於對正統頗為重視的明朝來講不可能在有正統繼承人的情況下立藩王為帝。但是當時朱見深年僅兩歲根本無法撐起大明王朝，縱觀歷史少帝立多會引起動亂，要麼外戚專權要麼藩王叛亂。所以于謙等人不可能立朱見深為帝，只能立郕王朱祁鈺。

而且從後來朱祁鈺執政的情況來看，于謙等人確實沒有選錯人。朱祁鈺登基之後立即清算了王振餘黨，並且下令邊關守將不得開啟城門迎接也先。後來北京保衛戰中與于謙等人一同戰敗瓦剌，開啟了景泰八年的國力恢復。

更何況所謂朱瞻基的兩個兒子之一，朱祁鈺完全可以在社稷危機之際登上皇位，更何況是朱祁鎮賦予他的監國之職。所以於禮於法朱祁鈺都是于謙等人當時唯一的選擇。

是最好選擇，但卻不是唯一選擇。

“伊尹之道德、學問、經濟事功俱全，可法。生於專制時代，其心實大公也。識力大，氣勢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義，首倡革命。”

霍光先輔佐漢昭帝劉弗陵，後立昌邑王劉賀，劉賀昏庸，霍光廢之，再立漢宣帝。可謂是功勳卓著，漢宣帝對霍光尊崇備至，稱其為社稷之臣，有擁立之功。霍光死後，漢宣帝卻滅了霍光全族。

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鹹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博陸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漢宣帝劉詢）

所以，為什麼曹操，司馬懿要篡位自立，除了野心，恐怕也是為了自保。于謙立朱祁鈺實際上就是行了伊尹，霍光之事，雖然是不得已而為之，到底是沒有逃出皇權的打擊報復。

朱祁鈺是土木堡之變後多方政治妥協的應急人選，也是當時那種極端條件下最合適的人選。但並不是當時唯一的繼位人選，還有一位比朱祁鈺更加有資歷和能力的宗藩差點代替朱祁鈺。

根據《明英宗實錄》記載，正統十四年七月癸巳(十五日）條載，明英宗出征前一日，“命郕王祁鈺居守，駙馬都尉焦敬輔之”。居守並不是監國，沒有實際處理重大政務的權利。

而且規定 “禮部奏居守事宜，合如宣德五年（疑為三年之誤）欽定事例。”朱祁鈺居守所依之例類同於宣德三年之例，根本沒有處置權，只是一個形式上的擺設，如“事宜”規定：“在京在外，凡有緊關重事，差人齎本赴行在奏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候車駕回日通類奏請發落。”

那麼宣德三年宣宗朱瞻基定“居守”之例又是怎麼定的呢，根據《明宣宗實錄》中記載，明宣宗三年宣德皇帝朱瞻基“巡邊”之時，下旨“三年八月癸卯敕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少師隆平侯張信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張瑛戶部尚書郭敦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北京，大小事須同計議，措置得宜，不可怠忽，忽遇警急機務，審議停當即行，仍遣人馳奏。”

此時也先率領瓦剌大軍直指大明國都北京，並押著英宗朱祁鎮最為“籌碼”，在這種緊急的狀況下，皇太后孫氏才緊急授予郕王祁鈺監國的權利。正統十四年八月乙丑皇太后敕朱祁鈺：“邇者虜寇犯邊，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嘗敕爾朝百官，今尚未班師，國家庶務不可久曠，特命爾暫總百官，理其事。爾尚夙夜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眾，欽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務悉啟王，聽令而行，毋致違怠。”

根據正統元年進士，翰林院學士劉定之記載：“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始啟事奉令施行，眾皆謂行且即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皇太后詔天下，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明旦，移郕王坐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二十九日，皇太后命郕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

可見孫太后“贊同”于謙擁立郕王朱祁鈺當皇帝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三歲的皇太子“朱見深”必須是皇太子，但很遺憾景泰朱祁鈺皇位坐穩了了之後，便廢了侄子朱見深的太子之位，轉而冊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了。

其實當時在擁朱祁鈺為皇帝之前，除了三歲的皇太子朱見深外，還有一人也在討論之列，甚至比朱祁鈺的條件更為資深和優厚，他就是明襄王朱瞻墡，明仁宗嫡五子，明英宗朱祁鎮的叔叔，“永樂二十二年封，莊警有令譽。宣德四年就籓長沙”。宣德元年他就是留京的居守，明實錄記載：“英宗北狩，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

這段話很重要，根據《明會要》記載，明太祖朱元璋當年立下規矩，所有藩王不得隨意進京，如果事出有因，必須由朝廷使者帶著皇家庫房保管的專用金制符節，前往藩國傳令，和藩王的另一半金符對上了，才准許他們進京，這主要是為了防止藩王作亂。

孫太后在明英宗“北狩”（被俘）後，派人拿著敕書和金符讓“又長又賢”且德高望重的襄王緊急進京“監國理政”，但因為“三楊議不合而止，符留後宮。”也就是說內閣大臣楊士奇等三人反對，未能成行。

英宗奪門之變復位之後，石亨，徐有貞等人誣陷於謙和王文有的一條“罪狀”就是迎立藩王，這下連朱瞻墡也搭進去了。而因為當年孫太后命人在宮中取出了“襄王的金符”敕令襄王進京，結果導致明英宗在宮內沒有找到襄王的金符，雖然王有文等人拒不認罪，但又無法解釋，最後成了處死的罪名之一。直到多年之後才在太后閣中發現了襄王的金符，英宗朱祁鎮才放下了對叔叔襄王朱瞻墡的猜疑。

之後英宗對他的叔叔禮敬有加，不僅增加了襄藩的護衛，而且命令由中央負責建造襄王的陵寢。在襄王朱瞻墡離京返回藩地時，朱祁鎮一直送到了午門外，並握著他叔叔的手哭泣告別。並問“叔父欲何言？”。襄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受教。”

英宗朱祁鎮一直目送襄王出了端門（午門外，承天門內）方止，天順四年復入朝。命百官朝王於邸，詔王詣昌平謁三陵。及辭歸，禮送加隆，且敕王歲時與諸子得出城遊獵，蓋異數也。六年又召，以老辭。歲時存問，禮遇之隆，諸籓所未有。歷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共六帝七朝，成化十四年薨，享年七十二歲。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率領下一場土木堡之變的慘敗，讓大明王朝的時局鬥轉。原本處於上升期的王朝，卻在這場戰役之中損失殆盡，三大營等精銳盡喪，朱祁鎮本人也是落得被俘的結局。

作為獲勝方的瓦剌，自然也並不滿足這樣單單的一場戰役性勝利，“奇貨可居”的生意，當年呂不韋可是做到了利益最大化。於是，一方面裹挾著明英宗進行敲詐勒索，叩門宣府、大同；另一方面，則又不斷的進軍，抵進紫荊關，直逼京畿。

情勢危殆！此時的北京城內，國無主君，戰和不定，兵力空虛。似乎一場靖康之恥般的 慘劇，即將再次上演。而擺在當時的大明朝堂之上的首要問題就是，解決瓦剌也先以明英宗為人質所帶來的 邊際效應，確立新的國君人選。如此才能避免封建綱常之下的受累於朱祁鎮被俘之下，君臣關係的束縛，放手一搏。

此時的北京城內，有資格承位的有朱祁鎮之弟郕王朱祁鈺，也有朱祁鎮之子朱見深。那麼要冊立誰為新君呢？如果按照《皇明祖訓》留下的 “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原則，朱祁鎮的兒子，現任太子朱見深，自然當屬必選之人。

可是這件事的結果卻是：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朱見深）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鈺）。

在大學士王文上書請求以監國朱祁鈺為新君之後，這樣的提議也獲得了時任兵部侍郎于謙（此時的于謙，也是兵部最高主官，兵部尚書鄺野在土木堡之戰中殉國 ）等一眾大臣的附議，最終孫太后首肯，朱祁鈺成為大明王朝的第七位皇帝，年號景泰。

隨後，在駁斥了徐有貞的南遷之論後，作為擁立之臣于謙也被擢升為兵部尚書，署理一切京畿要務。在於謙的排程有方、指揮有策之下，北京保衛戰取得勝利。大明王朝也終於轉危為安。

以結果論，於大明而言擁立朱祁鈺為帝效果卓著，顯然是有功之策、正確的。但這帶來的副作用，其實也是十分明顯的，奪門之變後石亨、徐有貞、曹吉祥掌權，挽大廈將傾的于謙、王文等人也被處以斬刑、棄市，結局悲慘。就史料上看，當時的于謙在知悉奪門之變時，選擇“不作為”；下獄之後，又“不辯駁”顯然他也已經預料到了這種局面。那麼于謙又為何要在當時，選擇擁立朱祁鈺為帝，而棄朱見深呢，以致於有此悲劇結局？

這一點，除卻上文中我們提及的朱見深年齡幼小，無法署理朝政，時局危殆的必然選擇之外，事實上更是于謙對於江山社稷與君王之間關係認知的一種體現。

在傳統的君臣關係之中，封建社會講究三綱五常，以“君為臣綱”來確立臣子與君王的尊卑、倫理道德，要求臣子順從、遵禮。這種綱常名教，在大明王朝，這種君主專制達到鼎峰的朝代尤為嚴苛，朱元璋時對於《孟子》之書中的“民貴君輕”更是視之如洪水猛獸，甚至有若孟子活在當時，當治罪之語；將孟子之祭祀撤走，大篇幅刪減《孟子》之舉動。

改立新君，這樣的國之大事，對於朝臣而言捲入已然是不智之舉，解縉故事猶在；而且就擁立朱祁鈺，而非朱見深，改變正統之為而言，也是不遵綱常之舉；但于謙最後還是慷慨陳詞，毅然決然的選擇了擁立朱祁鈺，以此幫助國家度過危局。“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認知，也在他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一句“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也是他一生的寫實。

訊息傳至京師，朝堂百官瞠目結舌，後宮妃嬪一片哭聲，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更何況是在這危急存亡之秋，必須儘快解決皇帝的問題。既然，明英宗已經被俘虜了，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救回來，因此文武百官決定擇立新皇帝，這一意圖也得到了孫太后的同意！那麼選誰呢？當時其實有三個人選可供選擇

明英宗被俘時雖然還很年輕，年僅二十來歲，但是古人成婚很早，尤其是皇家，為了延續皇朝命運，皇帝必須為帝國生育後代，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但是，以兵部尚書于謙為首的有識之士認為，國家遭逢大難，敵軍正在入侵，值此社稷存亡之際國家有賴長君，如果在此時選一個兩歲的幼童做皇帝，外敵入侵加上幼主臨朝，十有八九還得有後宮干政，哪一條都有亡國之象，所以只能立一個成年君主才能穩定大局！

有鑑於此，皇太子朱見深被排除，連帶他的兩個弟弟朱見潾、朱見湜都被排除在皇位之外，原因同上！

朱瞻墡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同母弟，他大概是大明歷史上與皇位失之交臂次數最多的親王了！

1、宣德十年，明宣宗朱瞻基英年早逝，太子年幼，所以當時就有大臣建議立長君，襄王朱瞻墡因為年青有為素有賢名，就這麼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不過，最終在其母親張太皇太后的干預下，還是讓年僅八歲的皇太子朱祁鎮即了皇位！

2、正統十四年，也就是明英宗被俘這次，十幾年前的劇情再次上演！皇帝被俘，太子年幼，國家需要一個有威望的年長君主來主持國政，因此一眾大臣再次建議迎立襄王朱瞻墡，不過當時其母張太皇太后已死，當政的是其嫂孫太后，孫太后自然不願意把皇位給同輩的襄王，因此最終也不了了之！

3、俗話說，事不過三，可是襄王朱瞻墡自己都沒想到他有生之年居然再次跟皇位扯上了關係！景泰八年，明代宗朱祁鈺病危且沒有子嗣，朱瞻墡又一次被提及，之前瓦剌也釋放了明英宗朱祁鎮，大臣們又開始議論到底是復立朱祁鎮，還是選擇素有賢名的襄王朱瞻墡？朱瞻墡當時已經五十多歲了，早已毫無爭奪帝位之心，但是沒等朱瞻墡拒絕，明英宗朱祁鎮就發動“奪門之變”復辟登基了，襄王再一次落選！

1、朱祁鈺本身就是朱祁鎮出征時任命的監國，而且正是年輕力壯的年紀，有足夠的精力和能力處理繁雜的政務。當時，國賴長君，因此他比太子朱見深更合適！

2、朱祁鈺是明宣宗的兒子，那麼孫太后雖然不是他的親生母親，但卻是他的嫡母。因此，朱祁鈺即了皇位，對孫太后的超然地位不受什麼影響，畢竟孫太后在朝中的影響可是不可小覷的！在這一點上，朱祁鈺明顯比襄王朱瞻墡更有優勢！

土木堡之變後，于謙擁立朱祁鈺為皇帝是大明朝當時唯一的選擇嗎？

應該說擁立朱祁鈺不是唯一的選擇，但是最好的選擇。

朱見深，朱祁鎮的兒子，太子，按道理應該即位，那為什麼于謙沒有擁立他當皇帝呢？因為大明朝面臨滅亡的危險，朱見深那時候才兩歲，不可能當此大任。那朱見深當皇帝，于謙主持大政呢，那樣會讓朝臣覺得於謙有私心，想獨攬大權，朱祁鈺也會對於謙不放心，這樣互相猜忌，北京保衛戰就可能就以失敗告終了。

朱祁鈺，朱祁鎮的弟弟，皇室中人，朱祁鎮出征前是主動把國家大權交給朱祁鈺管理的，有管理國家的經驗，朱祁鈺當皇帝可以擔當起國家大任，在有于謙輔佐順理成章，有了新皇帝，也先便沒有了要挾大明的籌碼，同時也能把人心聚攏起來一起對付瓦剌，打贏北京保衛戰就有了把握。

所以于謙擁立朱祁鈺為皇帝，是基於當時國家的危難局勢，權衡利弊做出的最好選擇。

從朱棣到朱瞻基再到現在的朱祁鎮，蒙古人的日子每況愈下。皇帝換了2個，也先也應該沒想到，這次出征的收穫竟能俘獲一條龍。這個關鍵時刻，既是免死金牌，又是可以得寸進尺敲詐的好籌碼，甚至運作得當的話，還能動搖大明的根基和國本。

蒙古人自從被朱元璋被趕回草原，又經歷朱棣朱瞻基連續征伐，早已苟延殘喘四分五裂。因此對於雙方而言，如此的戰果都是有點懵的，都是沒有先例可循的。瓦剌人圖的無非就是資源和財富，大明圖的無非是顏面和國本。大明的策略無非是拖，畢竟以逸待勞，各地勤王之師和物資能源源不斷進京支援。瓦剌也先的策略無非是搶和敲詐，畢竟兵臨城下，平原地區對於瓦剌勇士無異於如虎添翼。而這，本來是很容易能達成共識的——瓦剌人退兵，大明賞賜。因為一個天子成為籌碼，讓這一切都複雜了。膨脹了也先的野心，增加了瓦剌人更多的主動性。對於大明而言，顏面盡失不說，精銳也幾乎損失殆盡，既輸了裡子也輸了面子，結局要麼玉石俱焚要麼慘勝，非常被動。

這個時候，雙方誰都不願意推讓。瓦剌人自然是獅子大開口，不斷得寸進尺，有恃無恐。大明受制於人，既要保護籌碼天子，又要避免朝廷覆滅，還要儘可能減少損失，同時要拖延時間等待救援。誰也擔不起瓦剌人一激動弄傷弄死天子的罪名。

朝廷內的文官集團首領內閣三楊都已去世，文官集團沒有領袖地位的文官，加上土木堡之變葬送了文武精銳，重臣大都因為朱祁鎮的愚蠢被送去見先皇了。重臣留下的空缺尚未補上，多是代行其職。

許多大臣眼見大明的精銳損失殆盡，心生退意，誰也不願做出頭鳥，都在思考自己的退路，有的甚至家人已經收拾好後撤南京。肱骨之臣于謙不願形勢再拖下去，提出另立新君。皇子朱見深不滿兩週歲，還不是太子，主少國疑，在這個動盪時刻登位不合適，無法統籌大局和安定人心。如果朱見深已經成年，那就一切不是問題了。成年的，有一個人選——襄王朱瞻墡，朱瞻基的同母兄弟，可惜他本人拒絕，懂得自保，建議立太子朱見深，讓朱祁鈺監國。孫太后尚在，朱瞻墡心裡也有數，嫂子是不會支援他的。雖然兒子被俘，但孫子尚在，即使還小，但把皇位讓給旁支，她決計是不甘的。立朱見深，才兩歲，這麼小的年齡不適合登基，孫太后也很無奈。立朱祁鈺，孫太后也是不太願意的，畢竟和朱祁鈺的生母不會太好。但是拖著，怕是要整個朝廷為她的私心陪葬。迫於形勢，諸多權衡下，採用了朱見深為太子，朱祁鈺登基，保住大明根基。畢竟再大的私心也不能禍國殃民，古人信奉死後是地下會相遇的。

這涉及到了皇權派系鬥爭。于謙心繫社稷，在這危難關頭能清楚國家的利益得失，不善謀身，不考慮個人處境，也為後來奪門之變埋下伏筆。對於于謙，孫太后內心也是很複雜的，既有憤恨，又有無奈。想想氣的源頭還是自己的兒子惹的禍。

最後看來看去，也只有朱祁鈺——朱祁鎮的親弟弟是最合適的人選。於是在兵部尚書于謙的支援下戰時登基，使大明將戰爭的主動權握在手中。讓瓦剌人手中的朱祁鎮成了雞肋，加速了戰爭程序。這也是當時唯一合適的選擇了。臣子插手皇權廢立，特別是皇帝還在世，無論是什麼情況下，都是嚴重挑戰皇權的。為了解除國家危機，于謙支援朱祁鈺登基，為了道義，又對奪門之變不聞不問，不反對也不支援。儘管如此，奪門之變後，于謙還是走到了死衚衕。朱見深登基後，也明白于謙實屬不易，終為其平反，算是告慰了這名殫精竭慮的肱骨之臣。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朱祁鎮被俘，數十位明朝高官也壯烈殉國，這次事件對大明王朝的統治造成了嚴重衝擊，對於瓦剌而言，居然抓住了大明的皇帝，那麼大明不就成了嘴邊的肥肉嗎，不宰他一刀天理難容，於是瓦剌大軍浩浩蕩蕩的來到了北京城下，想要逼迫大明開城談判。

結果我們都知道了，于謙等大臣擁立朱祁鈺為新皇帝，果斷拒絕和瓦剌談判，從各地抽調兵力入京勤王救駕，發動北京保衛戰，最後擊退了瓦剌大軍，瓦剌見大明軟硬不吃，啥便宜也撈不到，最後還被揍了，只能和大明議和，大明在一分錢沒付的情況下就把明英宗朱祁鎮給弄回來了。

那麼于謙等人，在土木堡之變後，面對瓦剌南下，除了擁立朱祁鈺為新君，發動北京保衛戰，還有其他的選擇嗎？選擇這玩意，永遠不是唯一的，就以當時大明面對的情況而言，至少還有三條路可以選擇，第一個是扶朱見深登基，死守北京，第二個選擇是往南方遷都，朝政穩定後另立新君，第三個選擇是和瓦剌和談，割地賠款，贖回明英宗。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這些不同的選擇可能導致的不同結果，第一種讓朱見深繼承皇位，于謙等大臣從各地調兵，死守北京城，這個時候朱見深才兩歲，朱祁鎮準備親征時才將他立為了太子，如果讓朱見深繼承皇位，多半會導致人心不穩。

當瓦剌大軍逼近北京城時，不論是大臣，還是百姓心裡都清楚，抵抗瓦剌大軍怎麼可能靠著一個兩歲的小屁孩來指揮，這種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但實際上就會出現對朝廷的信任危機，這樣的政權是否能保護百姓的生命安全。

即便有于謙這樣的大臣力挽狂瀾，守衛北京城的將士們，各地調往京師勤王救駕的將領們也會考慮一個問題，為幼主拋頭顱，撒熱血，他以後能知道嗎，自己到底圖個啥？進而就會影響到軍心穩定，雖然處於同樣的條件，明軍很大概率會不敵瓦剌，如果北京城破了，中原將再次陷入混亂。

第二個選擇是往南方遷都，這在土木堡之變後，也是朝廷中的主流建議，畢竟皇帝還在瓦剌手上，不少大臣對是否能抵抗瓦剌是持懷疑態度的，並且瓦剌一路南下，幾乎就沒有遇到什麼對手，也導致了一部分大臣出現了畏戰的心理，遷都多半會遷回到南京，這個選擇是權宜之計。

但是我們必須要明白，即便大明遷都回到了南京，瓦剌對大明北方的威脅仍然是存在的，朱祁鎮還在瓦剌手上，並且還會讓瓦剌知道，明朝不願意和瓦剌決戰，那麼瓦剌很可能會以朱祁鎮做擋箭牌步步緊逼，明軍只有和瓦剌決戰，重創瓦剌才能化解危機，不過就算危機度過了，但是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恐怕是要大打折扣了。

至於第三個選擇和瓦剌談判，選擇這一條意味著將要放棄抵抗，答應瓦剌的所有條件，割地，賠款等一系列屈辱的協議，最後把朱祁鎮給弄回來，這不但會讓一個政權顏面盡失，並且還存在著很大的風險性。

瓦剌是非常有野心的，他們俘獲了明英宗，而沒有直接提條件與大明議和，而是帶著明英宗一起南下，還說送他回京，恐怕瓦剌也先是有入主中原的野心，而大明如果徹底放棄抵抗，正好中了瓦剌的圈套，這個時候整個國家都要任人宰割了。

所以對比這幾種選擇後，我們就能明白，于謙擁立朱祁鈺登基，雖然不是當時大明唯一的選擇，如果說穩妥，往南遷都才是更好的選擇，但是于謙擁立朱祁鈺登基，組織北京保衛戰對於當時的大明而言卻是最正確的選擇。

大明國力遠強於瓦剌，瓦剌沒法長時間消耗，擁立朱祁鈺可以穩定民心，在局勢十分不利的情況下，明軍擊退了瓦剌也能為大明提振了士氣，威懾了外敵，雖然具有一定風險，但對大明未來的發展而言卻是最佳選擇。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軍土木堡大敗、皇帝被俘的訊息傳回朝廷，震驚朝野。明朝二十萬精銳都在前線，如今傷亡慘重，瓦剌大軍又進逼北京，據記載，“時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群臣聚哭於朝，議戰議守未決”。國不可一日無君，雖然郕王在監國，但這不是長久之計，明英宗一天是皇帝，瓦剌就能威脅明朝多一天，只有廢除明英宗的皇位另立新君才能讓明英宗失去價值，明朝也就能一心對敵。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立誰為君了。

在當時有三個選擇，分別是太子朱見深、郕王朱祁鈺和湘王朱瞻墡。按照禮法來說，既然明英宗立了太子，那麼皇位自然應該由太子朱見深繼承。可朱見深當時只有兩歲，而明朝已經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了，由一個兩歲的小孩坐鎮朝廷無法掌控局勢。明朝需要的是一位有能力、能主事、能決斷的年長皇帝。而在諸王之中，朱瞻墡最年長並且十分賢能，是眾望所歸的皇位繼承人，孫太后也召他入宮。但朱瞻墡不肯奉召入宮，還上書請求立太子為帝，讓郕王監國。朱瞻墡的推辭和朱見深的年幼讓皇位落到了朱祁鈺的頭上，不過比較下來朱祁鈺確實是最佳的選擇。所以以于謙為首的主戰派就擁立郕王朱祁鈺為大明新君，也就是後來的明代宗。

朱祁鈺即位後也沒有讓滿朝文武失望，任用一大批能臣，于謙、王竑、彭時、商輅、陳循、王文、胡濙、蕭鎡等人都在他的領導下發揮了自己的最大作用。瓦剌首領也先見明英宗已經不是皇帝了，以此要挾明廷的計策失敗，立刻兵發北京，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十一日瓦剌大軍就已經抵達北京城下，來勢洶洶。不過北京城二十萬守軍早已經準備好迎敵了，兩日後于謙、石亨就率軍在德勝門外大勝瓦剌，不甘失敗的瓦剌轉而進攻西直門的明軍，又被擊退，隨後整頓兵力對彰義門發起進攻，這次明軍佯裝失敗，把瓦剌大軍引進土城，而明軍火槍手早已經埋伏好了，等瓦剌大軍中計之後就立刻阻擊瓦剌，再次大勝。時逢冬天，北京天寒地凍的，瓦剌實在是無法久戰，只得退出塞外，北京城的危機由此解除了。

以于謙為首的主戰派在朱祁鈺的支援下打贏了北京保衛戰，可謂是力挽狂瀾。而太上皇朱祁鎮也於景泰元年（1450年）被瓦剌送了回來，朱祁鈺自然是不肯將皇位還給哥哥的，但又不想背上殺明英宗的罵名，就把朱祁鎮軟禁在南宮，他的心軟也為他日後失去皇位埋下了隱患。但不得不說明代宗朱祁鈺在位期間的政績還是可圈可點的，時人評價他“萃渙傾否，外攘內修”，在位期間真正做到了尊重大臣，體恤百姓，賞罰分明，還經常減免賦稅，讓百姓能夠過上好日子。可以說明代宗是一位好皇帝，但也犯了兩個錯誤，那就是廢了朱見深的太子之位反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和軟禁明英宗，到頭來兒子朱見濟早夭，皇位也被明英宗再次奪取，朱祁鈺也就在命運的玩笑中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宮中，也是悲情。

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朱祁鎮成了瓦剌兵的俘虜，而剛被立為皇太子的朱見深（當時還叫朱見濬），剛剛兩歲，少不更事。

瓦剌兵推著英宗做南征的旗幟，蠶食著大明的疆土。如果於謙擁立兩歲娃為皇帝，那麼一切決定，還得於謙做最後的拍板人。不論于謙怎麼忠心耿耿地護衛幼主，捍衛國家，那麼都難保大臣們心生芥蒂或左右掣肘。

重返歷史現場，于謙能在京師保衛戰中，擊潰瓦剌也先的陰謀，原因有三：一、以于謙為首，與王直、王文、陳循、石亨等絕大多數文臣武將和衷共濟；二、他及時迎立已成年的朱祁鈺，保證了危難之際國有長君，使英宗失去了投鼠忌器的皇帝效益；三、英宗之母孫太后繼續以太后之尊，支援了于謙等在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

如果於謙擁立朱見深，那麼孫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不好再做負總責的最高領導人。不論怎樣遙尊英宗為太上皇，也還是要敬若神明，因為他是皇帝的生父，不配合也先的陰謀，那就是不孝不忠。而被迫迎英宗，就是配合也先陰謀賣國。這一切的罪責，除了讓放手一搏拯救大明劫的于謙身陷兩難境地，而且還要揹負欺主幼稚、別有用心的罪名。

回答你的問題首先要分析一下當時的形式，愚蠢的朱祁鎮被俘，國家群龍無首，精銳部隊和主要官員損失殆盡。北京城人心惶惶，多數大臣主張難逃避禍，國家處於崩潰邊緣。瓦剌大軍逼近北京，也先圖謀以朱祁鎮為人質，謀取更大的利益，北宋的悲劇似乎就要重演！

在這國家危難之際，于謙挺身而出，力推朱祁鈺為帝，是唯一正確選擇。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當時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年幼，無法掌控全域性。朱祁鈺作臨時監國的王爺，是眾望所歸的唯一適合的人選。這樣既能粉碎也先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陰謀，也能迅速凝聚全國的力量，同仇敵愾，共抗瓦剌。

事實也是如此，北京保衛戰在朱祁鈺和于謙領導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于謙國為重，君為輕的思想光輝而偉大，于謙以一己之力，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書寫了中國歷史上最光彩的一頁！

1449年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朱祁鎮被俘，二十萬明軍全軍覆沒，一時間朝野震動，此時于謙、王直等大臣擁立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登基稱帝，是為景泰帝。之後，君臣一心，保衛京師，打退了瓦剌人的進攻，是為京師保衛戰。就當時的形勢而言，于謙等人擁立朱祁鈺為皇帝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既然“求和”不行，那麼就只有“求戰”。俗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此時京師已經岌岌可危，明朝政府是否能退守南京，以圖東山再起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同樣的道理，遷都和各地賠款都不符合當時明朝士大夫的價值觀，滿朝文武大臣中也沒有人提出遷都的建議，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一旦退守南京，必然就如歷史上的南宋一樣，成為偏居一隅的割據政權，再想要打回北京、收復失地，實在是難於上青天。後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清軍入關之後，南明政權並沒有堅持多久就滅亡了。

第一個，仍然尊朱祁鎮為皇帝，由朝中大臣組建一個臨時班子，指揮京師保衛戰如何？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古代人最注重的就是“忠”，對誰忠？當然是皇帝。如果組建一個大臣組成的班子，最為難的一點便是如何對待朱祁鎮。

隨後，瓦剌又讓朱祁鎮給大同鎮守將寫信勸降，大同鎮守將同樣為難，只好送了大量錢財過去，同時表示要武力營救朱祁鎮，朱祁鎮怕萬一失敗身死，便拒絕了。其實大同鎮守將的做法也是一種左右為難之下的無奈選擇。

但是，無論是誰輔佐朱見深，都會面臨一個同樣的問題，還是如何對待被俘的朱祁鎮。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從秦漢都明清，都是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原則，做人首先要盡孝，不孝便要被萬人唾棄。朱祁鎮是朱見深的老子，而朱見深跟瓦剌兵戎相見，一旦瓦剌打敗，惱羞成怒，殺了朱祁鎮，朱見深必然要落一個不孝的罪名，儘管他只有兩歲。試想，一個不孝的君主如何治理國家，如何能服眾？即便是瓦剌退兵，恐怕明朝內部也會紛爭四起，動搖國本。

所以，想來想去，明朝廷其實只剩下一個選擇，那就是必須要打，打就要必須立皇帝，而這個皇帝還不能是朱祁鎮的兒子，那麼只能從兄弟們之中選了。巧合的是，朱瞻基的兒子中，長大成人的只有朱祁鎮和朱祁鈺兩個，所以朱祁鈺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第二，朱祁鈺當時已經21歲了，是一個相對成熟的君主，具有一定的號召力，可以最大限度的凝聚軍心和民心，使各路援軍不會產生渾水摸魚的想法，也為打贏京師保衛戰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礎。

第三，相比較其他人而言，朱祁鈺沒有“忠”和“孝”的負擔。如果他是皇帝，自然不必為任何人盡忠，包括太上皇朱祁鎮；他又是朱祁鎮的弟弟，平輩之間自然也不存在盡孝的問題。後來，當朱祁鎮第二次叩關大同鎮的時候，總兵郭登就表示，大明朝已經有新皇帝了，不能奉朱祁鎮的詔書，義正言辭的拒絕了朱祁鎮的命令，輕易粉碎了瓦剌的陰謀。

綜合考慮之下，于謙、王直等人於1449年8月上書朱祁鈺，希望他以江山社稷為重，承繼大統。登基之後，朱祁鈺立刻展開大規模的清算行動，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太監王振的黨羽紛紛落馬被誅殺。同時，朱祁鈺下詔邊關守將不得奉朱祁鎮詔書，使瓦剌意圖用朱祁鎮的名義騙取財物、騙開城門的策略完全失敗。

當年十月，氣急敗壞的瓦剌攻陷白羊口、紫荊關、居庸關，直逼北京。而朱祁鈺任用於謙等人，調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終在同年十一月擊退瓦剌，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由盛轉衰的重要性事件之一。此變故直接導致了明朝數十萬精銳將士和大量的朝臣死亡，直接導致了明朝的衰弱。

更加危機的是，作為一國之主的明英宗朱祁鎮，也在這次變故中被瓦剌人擒獲，危在旦夕。

此事件後，瓦剌太師也先乘機逼近明朝都城， 打算效仿北宋時期的靖康之恥。眼看著明朝國都就要陷落，于謙和當時的太后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那就是扶持朱祁鈺為新皇帝，也就是明代宗。

明代宗上位後，一改明朝頹廢的氛圍，有效地鼓舞了士氣，再加上于謙等人的力主戰鬥，最終擊敗了瓦剌，保住了國都。

從結果上來看，于謙扶持朱祁鈺為皇帝的行為顯然是正確的，畢竟結果是最好的詮釋。那麼，這真的是當時的唯一選擇嗎？

有一說一，確實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自古以來，就有一句話，那就是“擒賊先擒王”，因為擒住了王，剩下的人就失去了主心骨，戰鬥力直線下降。

而皇帝在古代社會中，無疑是最高層次的“王”，這也是也先在抓住明英宗以後，沒有急著殺死他，而是選擇了好吃好喝供著他的原因。

因為一個活著的皇帝，價值遠比一個死了的皇帝大。

事實上，一國之君被俘虜的事情，屢有發生，早在戰國時期就有了。

楚懷王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聽過。楚懷王被秦昭襄王騙到咸陽囚禁，企圖逼迫楚國就範，獻出城池。

楚國方面做的，和明朝這時候做的大體相同，拋棄楚懷王，扶持楚懷王的兒子為新君。這樣一來，楚懷王的重要作用就大大失去了，以至於秦昭襄王囚禁也不是，不囚禁也不知，最終使得楚懷王老死異鄉。

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楚國軍隊和秦國軍隊戰鬥的時候，就永遠需要擔心國君的安危，戰鬥力會直線下降。

明朝這裡也是一樣。

光有皇帝還不夠，還得是個賢君。

如果說將明代宗和明英宗的身份相互替換，明英宗能夠在危難時刻擊敗瓦剌麼？很難，從土木堡之變就能看出來。

眾所周知，軍備物資在打仗的時候是極其重要的，但是明英宗卻僅僅因為自己的爽，就將這些常識拋之腦後，以至於明軍連準備的時間都不夠，就出徵了，直接導致了明軍的大敗，類似的錯誤，明英宗還犯了很多。

因此，哪怕將明英宗和明代宗的身份替換，明英宗也不一定能夠做到明代宗能夠做到的事情。

所以說，擁立朱祁鈺為皇帝不僅是當時的唯一選擇，還是當時的最佳選擇。

土木堡之變後，于謙擁立朱祁鈺為皇帝並不是當時唯一的選擇。當時的大明有三種選擇，一是以朱見深為太子，朱祁鈺監國。二是直接擁立朱見深為皇帝。三是擁立朱祁鈺為皇帝。

但是第三種方案是最佳選擇。

土木堡之變是一個突發性事件，它對明朝庭的打擊是相當巨大的。

如果，明廷選擇前兩個選擇，由於朱見深是太子或皇帝，朱祁鎮的價值依然存在，畢竟他們是父子關係。同時，也讓朱見深的作法沒有更多的活動餘地，無論怎樣做他卻逃脫不了不孝的指責，雖然他只有2歲。

另外，如果讓朱見深繼位，孫太后必然會以太皇太后的名義監國，國家大權自然也會落在一個兩歲的孩童和一個女流之輩手中。孫太后沒有呂后、武皇的心狠手辣，如果瓦剌到時候威脅這位母親，盼兒心切的孫氏，很有可能答應瓦剌的要求，使明朝更加被動，南明可能提前到來。

最終，明朝選擇了朱祁鈺登基稱帝，立英宗的長子朱見深為太子。任何從蒙古地區發出的以英宗為名義的詔令都不予理睬。英宗成了也先手中的雞肋。

明英宗時期的四次北伐。

明英宗時期實際上進行了四次北伐，前三次明英宗還小，不能親自上陣，主要是明朝大將進行北伐，而且北伐的兵力也較小。

明英宗時期第一次北伐：

時間：1438年，正統三年春；

主將：王驥與諸位將領；

先鋒：蔣貴；

戰果：朵兒只伯部被完全擊潰，其手下左右丞、樞密、同知、兩個萬戶長等被俘，朵兒只伯被北元脫脫不花斬殺，甘肅一帶邊防壓力大減，開始裁撤冗員。

明英宗時期第二次北伐：

時間：1441年春，正統六年；

主將：石亨（存疑）及其部將樑智、高榮；

戰果：具體戰果不詳細，但是石亨因為犯了忌諱被削了此事。主要是為了邊防屯田和邊防界碑。

明英宗時期第三次北伐：

時間：1444年，正統九年；

主將：楊洪、韓政；

戰果：蒙古兀良哈部侵犯邊境，楊洪、韓政率軍出大同，在黑山以北截殺兀良哈部，再三追擊蒙古兀良哈部，斬獲不少首級，俘獲了不殺部落的部眾。事後，楊洪晉級為左都督，手下9900多人受到封賞。

明英宗時期第四次北伐：

也就是1449年土木堡之變了，在此不做贅述。

明英宗北伐的時候，本來就覺得自己手下的將領都可以取得勝利，自己率領50萬大軍親征，建立功業，樹立自己的政治威信，大太監王振也是本著這樣的意圖打算攻打蒙古。

令明英宗沒有想到的是，號稱50萬大軍的所謂精銳部隊實際到位的也就20-25萬左右，明朝的衛所制度已經近乎崩潰了。再者，根據《明史》的記載，正統初年的這一段時間，很多明朝的官員、軍隊將士私自勾結蒙古，倒賣軍火，甚至攀扯成為姻親關係，明朝的高層就有了瓦剌也先的眼線。

鎮守大同太監郭敬下獄。初敬素與王振厚，遞年多造鋼鐵箭頭用甕盛之，以遺瓦剌使臣。也先每歲用良馬等物賂振及敬，以報之。宋瑛等陽和之敗又由敬專制所致。太上皇帝至大同，百官劾敬失機，振詐傳聖旨不問。至是敬家已籍沒，敬潛回京，法司執鞫罪。當凌遲處死，命固禁之。（《明英宗實錄》）

這段記載說明在大同監軍的大太監郭敬其實利用自己的權力同瓦剌也先部眉來眼去，明英宗大軍的一舉一動也先早就瞭如指掌了。

再者，明英宗率領的一大幫人大都是沒有上過戰場的“靖難功臣”、“建國功勳”的第二代、第三代，他們都覺得明朝的精銳傾巢而出，又有皇帝親征，即便是“豬也會飛上天”，因此都搶著參加明軍北伐。其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甚至可以再上一個兩個臺階。因此真正懂得打仗的將領都處於下層，基本都要聽這些“庸人”指揮。

明英宗的大軍行軍路線早就被也先獲得，可以瞭解一下也先派遣三萬伏兵埋伏在明軍退卻的關鍵節點，埋伏了半個月的論文：

當時明英宗集團按照收到的情報分析推演，理論上明朝軍隊前方的預定水源地作為長城以內的地區是不應該存在敵人的騎兵。整個部隊是一個倒梯形陣形，目的是防備後面的9萬瓦剌軍追上來攻擊背後，明英宗集團誰能想到，錦衣衛及夜不收竟然沒有捕捉到前面（也就是歸途的大門口上）居然有3萬瓦剌軍已經按口袋陣蹲守伏擊至少半個月。（川越泰博：《明代異國情報研究》）

根據研究顯示，瓦剌也先的部隊是前後夾擊，在明朝的大門口，也先的三萬騎兵是事先早就埋伏好的，而《明史》中對此事絕口不提。是部隊偵查的失誤，還是有人特意隱瞞這段歷史則就不得而知了。

兵備廢弛、邊防走私、高層間諜以及一幫毫無作戰經驗的人指揮大軍，最終導致明軍慘敗，明英宗被俘。

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之變被俘之後，瓦剌也先準備利用明英宗試圖開啟京師北京的城門，好好劫掠一番，重現北宋末年徽欽二帝的歷史場景。但畢竟是明朝中期，國士尚存，絕對不可能讓歷史重現的。

明英宗北伐的時候任命了“監國”是明英宗唯一的弟弟朱祁鈺，太子則是明英宗的長子朱見濡（原名朱見深）。

大軍慘敗和明英宗被俘的訊息傳來之後，很多富商和官員將家眷和財富紛紛運到南京方面，一時間朝野上下一片混亂。

1449年8月18日，監國朱祁鈺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是遷都南京還是保衛北京。明朝朝野形成兩大對立的陣營。徐有貞（徐珵）夜觀天象稱必須遷都南京，而以于謙為首的大臣堅決反對遷都，堅守北京。于謙以明朝的皇陵、祖廟、社稷都在北京，要吸取北宋亡國的經驗教訓。於是乎，決定了堅守北京。

1449年8月28日，大臣王文上奏監國朱祁鈺，希望他能繼承大統，也就是繼位為皇帝了。當時于謙等人是有唯二的選擇的，一個是朱祁鈺繼位為帝，另一個就是讓明英宗的太子朱見深繼位。

為何于謙等人要選擇朱祁鈺為最佳繼承人選呢？其實這事在歷史上早就出現過這種類似的繼承問題，而且早就有了處理辦法。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弄一個小孩子做皇帝，整個國家處於這種首都被圍困的情況下，整個國家有疑問，難道就沒有一個成年主事的人出來承擔責任，弄一個小孩騙誰吶？大臣也不依附，百信也不相信，必須是成年人繼承皇位。

於是乎，于謙等人上奏孫太后，讓朱祁鈺繼承大統，尊明英宗為太上皇，朱見深為太子。

在發生土木堡慘敗，明英宗朱祁鎮被俘的情況下，于謙選擇朱祁鈺是唯一的選擇嗎？我認為是的。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兵敗，，不僅明英宗朱祁鎮被瓦剌的大軍俘獲，明朝精銳的20萬大軍，乃至於數十位文臣武將，都在這場戰役中損失殆盡。皇帝被俘，京城兵力空虛，大明一片亡國之象。

國不可一日無君，這時于謙們可擁立誰做皇帝呢？

一、朱見深

二、朱祁鈺

三、藩王

封建時代，皇位的繼承規矩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兄終弟及”

朱祁鎮是有兒子的，在戰爭出發前，朱祁鎮就立了自己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但那時的朱見深太小了，朱見深是1447年出生的，而土木堡之變發生在1449年，當時的朱見深才2歲，雖然當時的朱見深已經是太子，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需要立一個有威望，能穩定大局的人，若擁立朱見深，對時局一點作用也沒有。

至於第三點另立藩王，首先，藩王都是外地，來京師需要一定的時間，並且藩王平時沒直接接觸中央政局，還需要熟悉處理政務，而敵人瓦剌隨時就會打到京城，實在沒有時間給藩王準備。而且一個外在藩王，在非常重視嫡傳血統的封建時代，藩王也沒有機會得到眾大臣的擁立。

而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生於宣德三年（1428年），長兄明英宗即位後封為郕王，奉藩京師。

朱祁鈺雖然是一個藩王，卻是一直留在京師，可以說，對於朝廷的政局時事，他是非常瞭解熟悉的，一直處於政局的中央，而事實朱祁鎮在出徵前，也是任命朱祁鈺為監國，證明了他處理政事的能力。

在朱祁鈺做皇帝的八年時間裡，厲行節儉，減免宮廷開支，停止各類採辦，又下詔天下巡撫署理各省農桑事務，傾力發展經濟。勵精圖治，短短數年就使明朝挽回了頹勢，國勢蒸蒸日上，當時的北韓、越南、泰國、琉球等國紛紛來北京嚮明朝進貢。

這也證明了他處理政務是相當有水平的

所以，在土木堡之變後急需穩定時局的時候，有見識，有政務處理能力，血緣也正統的朱祁鈺，實在是當時最好的皇帝人選，也是唯一的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