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國家良性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對國家的繁榮昌盛，興衰成敗都有著強大的推動作用。北宋冗官現象造成的後果是官多卻不精，得賢人才成為王安石國家治理思想的內容之一。
王安石注重制度構建，對人才問題同樣十分擔憂。他始終認為人才問題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且不止一次表明要加強對人才缺失問題的重視。

國家的長治久安離不開重用賢才的政治理念，透過對這一理念的詳細闡述，不僅加強了治理目標的正當性，同時為治理目標的實現做出了合理預設，增加了順利推行國家治理的砝碼。
在人才問題上，王安石首重教育，良好的教育是人才產生的先決條件。他認為只有在中央和地方大力興辦學校，嚴格挑選教導之官，才能為國家培養致用之人才。
改科舉、罷詩賦，增加武學、律學、醫學等學科，這是他思想內容的具體實踐，對於那些咬文嚼字的排偶、對比等句式的“無補之學”，在王安石看來沒必要浪費時間和精力再去研習。
具體而言，一方面，在各路的州府建立學校，選擇學官；另一方面，增加太學生的數量。教授的科目以經學為主，之後又頒發自己編著的《三經新義》給學官。王安石的教育注重多方面培養：
建武學堂，選取懂軍事的文武官員講授各家兵法，將歷代用兵成敗的教訓及前代有節操的，忠義之士的行為編纂成書，對足以訓誡後世的事例加以解釋。
在大學設定律學，凡朝廷官吏的學者，都得自動入學，並且對進士各科以及選官子孫因父兄的，功績得保任授予官職的，都要加試斷案、律令和大義。
設定醫學科目，選拔醫學學生，醫學講師由翰林醫官之下的官員和上等學生，以及在朝廷之外而醫術高超的人來擔任。
王安石的思想在對教育問題上雖說不是非常完善，但將律學、醫學等科目放在與經學同等位置，足見其全面培養人才的教育思想。
其次是人才的選拔與任用。在王安石的人性觀理念中，人的本性生來便無善惡可言，也非後天不能更改，之所以出現好壞之分，全在於後天“習”所致：習善則善，習惡則惡。
由此觀之，對關乎到國家興衰的政治人才的識別則顯得格外重要。識人、知人是重要的，但為了實現穩定的社會秩序從社會上吸納必要的人力資源，到政治系統中幫助統治者共同管理政治事務，是千百年來社會政治發展不可動搖的一種必然。
因此，如何選拔人才、選拔何種人才及以何種方式選拔，就不得不為施政者所重視，且為歷來王朝政治家們所熱衷於佈施的國家治理方略之一。
對人才的培養，王安石認為要做到三點，即“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給予學生一定的俸祿以保證正常生活，同時用禮法來約束其行為，使其不至於做出有損德行的事情。
當禮法不能對其起到約束作用反而大肆為非作歹，違反國家法令時，則採取“裁之以法”的手段。這三步走的態勢逐步遞進，並將“禮”和“法”相結合，這一觀念將官員的道德修養，與防止官員違反國家法令聯絡在一起，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在選取方面，因人才必定是出於鄉里，必定出自於學校，於是由各級官員向上推薦賢德的人，而後上級派遣朝廷官員進行實地考察。考察他的言論與行為，考察其能力高低，王安石在此更加側重對官員實際工作能力的考察，最後按照此人德行、才能分配合適的官位。
在人員任用上，由於客觀原因的存在使人的德行有厚薄之分，才能高低不同，於是“其所任，有宜有不宜”。按照個人才德大小，予以不同的工作職位，各安其職，才能各盡所能。
另外王安石認為，官員一旦得到任命，就要長期任職，不能輕易頻繁輪換。要給其足夠的時間觀察他的表現，考核他的政績，有才智的人才則會盡其所能，立志成就功勳。
同時不需要完全以法律束縛他們，這樣為政者才能在其職位上，在法律許可範圍內開發智慧，最大限度地為國效力，賢才的作用才能得以發揮出來。
王安石國家治理思想中，不僅凸顯了人才於國於民的重要性，更提出了關於如何培養、選拔與任用人才的政治理念，內容豐富，影響深遠。
人才是國家良性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對國家的繁榮昌盛，興衰成敗都有著強大的推動作用。北宋冗官現象造成的後果是官多卻不精，得賢人才成為王安石國家治理思想的內容之一。
王安石注重制度構建，對人才問題同樣十分擔憂。他始終認為人才問題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且不止一次表明要加強對人才缺失問題的重視。

國家的長治久安離不開重用賢才的政治理念，透過對這一理念的詳細闡述，不僅加強了治理目標的正當性，同時為治理目標的實現做出了合理預設，增加了順利推行國家治理的砝碼。
在人才問題上，王安石首重教育，良好的教育是人才產生的先決條件。他認為只有在中央和地方大力興辦學校，嚴格挑選教導之官，才能為國家培養致用之人才。

改科舉、罷詩賦，增加武學、律學、醫學等學科，這是他思想內容的具體實踐，對於那些咬文嚼字的排偶、對比等句式的“無補之學”，在王安石看來沒必要浪費時間和精力再去研習。
具體而言，一方面，在各路的州府建立學校，選擇學官；另一方面，增加太學生的數量。教授的科目以經學為主，之後又頒發自己編著的《三經新義》給學官。王安石的教育注重多方面培養：
建武學堂，選取懂軍事的文武官員講授各家兵法，將歷代用兵成敗的教訓及前代有節操的，忠義之士的行為編纂成書，對足以訓誡後世的事例加以解釋。
在大學設定律學，凡朝廷官吏的學者，都得自動入學，並且對進士各科以及選官子孫因父兄的，功績得保任授予官職的，都要加試斷案、律令和大義。
設定醫學科目，選拔醫學學生，醫學講師由翰林醫官之下的官員和上等學生，以及在朝廷之外而醫術高超的人來擔任。

王安石的思想在對教育問題上雖說不是非常完善，但將律學、醫學等科目放在與經學同等位置，足見其全面培養人才的教育思想。
其次是人才的選拔與任用。在王安石的人性觀理念中，人的本性生來便無善惡可言，也非後天不能更改，之所以出現好壞之分，全在於後天“習”所致：習善則善，習惡則惡。

由此觀之，對關乎到國家興衰的政治人才的識別則顯得格外重要。識人、知人是重要的，但為了實現穩定的社會秩序從社會上吸納必要的人力資源，到政治系統中幫助統治者共同管理政治事務，是千百年來社會政治發展不可動搖的一種必然。
因此，如何選拔人才、選拔何種人才及以何種方式選拔，就不得不為施政者所重視，且為歷來王朝政治家們所熱衷於佈施的國家治理方略之一。
對人才的培養，王安石認為要做到三點，即“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給予學生一定的俸祿以保證正常生活，同時用禮法來約束其行為，使其不至於做出有損德行的事情。

當禮法不能對其起到約束作用反而大肆為非作歹，違反國家法令時，則採取“裁之以法”的手段。這三步走的態勢逐步遞進，並將“禮”和“法”相結合，這一觀念將官員的道德修養，與防止官員違反國家法令聯絡在一起，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在選取方面，因人才必定是出於鄉里，必定出自於學校，於是由各級官員向上推薦賢德的人，而後上級派遣朝廷官員進行實地考察。考察他的言論與行為，考察其能力高低，王安石在此更加側重對官員實際工作能力的考察，最後按照此人德行、才能分配合適的官位。

在人員任用上，由於客觀原因的存在使人的德行有厚薄之分，才能高低不同，於是“其所任，有宜有不宜”。按照個人才德大小，予以不同的工作職位，各安其職，才能各盡所能。
另外王安石認為，官員一旦得到任命，就要長期任職，不能輕易頻繁輪換。要給其足夠的時間觀察他的表現，考核他的政績，有才智的人才則會盡其所能，立志成就功勳。

同時不需要完全以法律束縛他們，這樣為政者才能在其職位上，在法律許可範圍內開發智慧，最大限度地為國效力，賢才的作用才能得以發揮出來。
王安石國家治理思想中，不僅凸顯了人才於國於民的重要性，更提出了關於如何培養、選拔與任用人才的政治理念，內容豐富，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