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對社會的發展不起決定作用

第一，人口因素不決定社會的性質和更替

人口的狀況如何不決定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人口的變化也不是引起社會制度變革的根本原因。例如，美國和日本的人口狀況不同，而兩國的社會制度卻相同。中國和印度的人口狀況大致相同，而兩國的社會制度卻不同。再如，中國在1949年，人口狀況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社會制度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從1949年到現在，中國的人口由六億五千萬發展到十三億，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因此而改變，而且發展的更加鞏固和完善。

第二，人口因素受著社會發展的制約。

人口的繁衍和發展，不是純粹的自然過程，總是受著社會物質生產狀況的制約，受著社會制度的影響。當物質生產需要勞動力，當物質生產較好地滿足人的需要時，人口就會有所發展。當物質生產需要勞動力較少，或者物質生產不能地滿足人的需要時，人口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就會受到制約。例如，嬰兒的成活率，人們的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的程度，都受著社會發展狀況的制約。

人口過多過少，都不利於社會的發展。因此，要實行計劃生育。有計劃地控制人口的增長速度。在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速度的同時，要努力提高人們的素質

“人是寶貴的財富。”伴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人類對自身數量的認識逐漸發生著變化，甚至是顛覆性變化。尤其在中國，人口增長的變化趨勢同樣推動了社會對人口規模利弊的再認識——適當的人口規模和適宜的人口總和出生率，不僅助推經濟發展，更是關乎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社會沉浮的戰略問題。為此，中國經濟時報約請研究人口經濟問題的專家就全球人口增長趨勢、特點以及背後折射出的文化傳統展開討論，並從大國興衰成敗的視角探討其對中國的啟示意義。同時，大家判斷認為，華人口基本面能夠持久支撐現代化建設。

近年來，全球人口總體上呈現增長的態勢，然而增長率在放緩，並且國與國之間以及地區與地區之間依然存在顯著差異。

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總體上較為緩慢，老齡化突出；而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較為迅猛，從而主導了世界人口變化的趨勢，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人口依然處於快速增長的階段。

按收入水平來看，格局基本類似，高收入國家人口緩慢增長，而中等收入國家人口迅猛增長，低收入國家人口增長較快。世界人口增長的另一個特徵是普遍呈現人口老齡化特徵。在世界幾乎所有地區，生育率下降是個不爭的事實，儘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生育率依然居高不下。低生育率導致的老齡化問題將在未來日趨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7月，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在《柳葉刀》雜誌發表研究報告，認為世界人口即將在2065年開始負增長。這與聯合國的世界人口展望預測模型相比，華盛頓大學預測模型明顯調低了總和生育率的假設。

人們普遍不願意生育，這是導致人口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近幾年，世界多國都陷入了生育低谷，日本和南韓已經出現人口負增長現象。聯合華人口基金髮布的《2020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指出，南韓總和生育率在世界19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一。日本和南韓只是發達國家人口增長情形的典型。事實上，人口增長逐年低走是很多發達國家共同面臨的挑戰。

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全球人口絕對規模總體上處於持續增長狀態，但是近百年來的增長速度持續走低，這種降速已經成為一種常態。20世紀上半葉，全球人口年均增長1%，下半葉為2%，本世紀前20年降至1.3%。可以預見，全球人口絕對規模下降是必然趨勢。

在人口超過1億的14個國家中，日本人口已經連續第11年減少。俄羅斯近兩年也呈現下降趨勢，但是尚不能確定已經進入穩定下降期。其他國家仍然呈現增長態勢，但是增長率普遍呈現下降態勢。作為世界第三人口大國的美國，最近一次人口普查顯示，2020年4月美華人口總量為3.314億人，比2010年普查時增長7.4%，這是1930年代以來的最低增速。

總體看，大多數人口大國的人口呈現絕對規模緩慢增長、增長率下降的態勢。在現代化過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現象。一是現代技術水平需要更高的勞動力質量，從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養育孩子的實際成本。二是女性就業的普及與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又增加了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三是生活的豐富和養老的社會化，降低了養育孩子的情感和現實收益。四是便利的避孕措施，給低生育水平提供了技術條件。這種人口特徵反映了世界快速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二戰結束後，各國普遍有一波補償性生育高峰，形成特有的嬰兒潮現象。

以美國為例，從1946年至1964年，這18年間嬰兒潮人口高達7600萬人。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子女養育成本高企，導致人們普遍不願意多生甚至不生，從而呈現少子化特徵，而經濟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使得人們普遍長壽，從而導致老齡化不斷加深，而且二戰後的嬰兒潮佇列目前均已經步入老齡，構成龐大的老齡群體。聯合國在《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認為，人類社會整體上在2001年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將在2045年跨入深度老齡社會。然而，根據華盛頓大學的預測資料，人類社會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的時間將提前到2043年。

少子化、老齡化是與人口低增長同步的現象。長期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的機會成本也在不斷提高，少子化是必然趨勢。老齡化是少子化和壽命延長綜合作用的結果。面對老齡化，人們往往面臨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壽命延長是人們普遍希望的結果，但是客觀上推動了人口老齡化；另一方面，年輕型人口更具活力，但是要保持較低的老齡化水平，必然需要較高生育率，從而造成人口規模快速增長。事實上，雖然老齡化帶來了諸多挑戰，但是在老齡化和人口規模之間的權衡中，對於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而言，特別是那些人口大國，適當控制人口規模仍然是必要的。

在歷史上，人口變化通常被當成一個自然過程，到近代才有部分國家透過人口政策來影響或者干預人口趨勢，以期實現某種政治和經濟目標。目前，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的國家和地區，鼓勵生育的措施極為普遍。對生育家庭的經濟獎勵，往往是累進位制，特別是獎勵第三個及以上的孩子，獎勵金額一般足以讓新生兒父母維持足夠體面的生活。產假和育兒假期通常長達一年半。而僱主也被要求對育兒母親甚至父親提供再就業保障和育兒便利。有些國家和地區注重規劃托兒和育兒的設施和服務，為家庭解除後顧之憂。此外，各國和地區也特別注重確保義務教育，減輕家庭給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的焦慮。

這些鼓勵措施似乎在慢慢發揮作用，歐盟國家和俄羅斯，甚至日本和南韓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還沒有一個國家成功地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

人口問題需要提前籌劃從美國、英國、日本和德國的經驗教訓來看，保證充足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存量是一國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因素。人是生產中最積極的要素，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對於國民經濟增長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人口問題需要提前籌劃，而不應等出現問題之後再想對策。

美國的老齡化也比較嚴重，但美國依靠大量的國際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存量不足的問題。

日本和南韓人口變化已經給他們的社會經濟帶來各種負面影響，例如，學校招不到足夠的學生，許多學校都紛紛關閉，勞動力供給不足，許多白髮蒼蒼的老年人依然在工作。南韓2020年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但實際上此前十年間，南韓政府下了大力氣去解決人口低增長的問題，可謂是“重金求子”。10年來，南韓政府為了鼓勵生育已經陸續投入了超過100萬億韓元，採取了各種物質激勵措施，包括沒結婚幫找物件，結婚就獎勵現金，生孩子幫還房貸等。然而，現實很殘酷，南韓政府的努力並沒有扭轉人口極低增長的趨勢。

據統計，1972年以來，德國每年死亡人數都多於出生人數，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為負。不過，從2005年起，德國總理默克爾決定增加對育嬰父母的福利支出，擴大對兒童保育的投資，德華人口出生率開始發生變化。在育嬰政策支援方面，德國有14個月的帶薪育兒假，其中兩個月給父親，給育齡夫婦提供了足夠的時間。2020年12月到2021年2月期間，德華人口出生率年上升0.8%。此外，德國政府也在積極促進國際移民，2015年，默克爾決定接收來自敘利亞和其他國家的100多萬難民，也為德國增加了額外的勞動力人口。

因此，對中國而言，當前應大力推進各項育嬰支援政策的落實，促進育齡夫婦多生育子女，努力提高社會的總和生育率。人類文明史也是人口發展史。在人類漫長的歷史程序中，人口問題往往與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社會沉浮相互交織。人口規模是人口的最基本屬性。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與其人口規模緊密相關，一定的人口規模是國家崛起的重要條件。18世紀下半葉英國開啟現代化時，人口是千萬級的；20世紀後美國逐漸領跑現代化時，人口是上億級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口大國更容易崛起。

事實上，近半個多世紀，除了傳統發達國家，那些成功邁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大多數是人口小國，其中一半的國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時的人口不足100萬，三分之一的人口介於100萬至500萬。尼日利亞於20世紀70年代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其生育水平居高不下，屬於典型的人口過快增長導致人均產出增長緩慢甚至停滯的案例。菲律賓也於20世紀7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是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速度緩慢，至今仍屬中等收入國家。印度、越南等城鎮化速度明顯慢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巴西等拉美國家則是過度城鎮化，這些人口大國都是城鎮化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的典型。

無論是從人口規模和結構，還是從經濟發展和公共資源的穩定性來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都應體現為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穩定，理想目標是最終將生育率提升至能維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為此，應將養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為民族復興的戰略基礎，在稅收、教育、醫療、就業等各個方面切實減輕養育家庭的負擔，讓普通家庭願意生、敢於生、樂於生、生得起、養得起、養得好。

中國當前人口紅利正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數量型人口紅利是指勞動力供給數量充裕，同時少兒和老年人口相對較少，整個社會的撫養負擔小，故而能夠把資源充分用於擴大再生產。而質量型人口紅利則表現為大量的高質量勞動力。自1998年以來，中國高校擴招，高校畢業生規模自2003年起迅速擴大，使得高等教育從精英模式逐漸向大眾模式轉變。這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結構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每年都有大量的工程師、設計師、程式設計師等高素質高技能勞動力步入社會，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充實到各個加工製造部門和服務業領域。許多看似不起眼的企業逐漸成長起來，並充分利用日趨提高的人力資本，不斷提高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效率。

從人口規模角度看，華人口規模巨大的市場優勢明顯，是構建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的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基礎，是華人口競爭力的重要體現。從人口結構角度看，近年來，華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人口撫養比升高，在中等發展水平國家中的相對優勢趨於縮減，但是相對於發達國家而言仍有一定優勢。從人口素質角度看，華人口素質處於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釋出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創新指數排名全球第14位，是進入前30名的唯一中等收入經濟體。此外，華人口健康主要指標總體上也優於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總體看，當前中國處於人口絕對紅利趨於減弱，但是相對紅利仍然持續的階段。

根據人社部發布的最新資料，中國新增勞動力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經超過了一半，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也在不斷延長，已經達到了13.7年。人力資本的不斷提升，不僅直接透過高素質的人才和勞動力參與到地區經濟建設，而且還透過對資源的最佳化配置，特別是透過產業集聚和產業協同集聚來推動地區經濟增長。實際上，沿海發達地區基本上已經形成了普遍的產業集聚現象，而集聚的進一步升級則是協同集聚，即完整產業鏈的集聚，從而大幅度提升勞動生產率，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如前所述，中國正從數量型人口紅利向質量型人口紅利轉變。

另一方面，中國始終是人口大國，即使面臨著老齡化和少子化日益加深的趨勢，但勞動力的規模依然可觀。 從人口數量看，中國人口數量仍然處於增長階段，預計2025年左右開始負增長，在2050年前仍然大機率保持在14億左右，並將長期居於第二人口大國地位。人口規模巨大這個基本國情，不會因為未來人口數量由增長轉為下降而發生根本改變，也不會因為從第一人口大國變為第二人口大國而發生根本變化。

從人口質量看，第七次全華人口普查顯示，中國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為15467人，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此外，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等主要健康指標優於世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上述人口質量指標在未來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但是需要不斷最佳化教育結構，特別是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工程師紅利”。

從人口結構看，未來華人口紅利將繼續衰減，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完全消失。中國15—64歲人口比重將繼續下降，但是2030年前仍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050年仍高於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總之，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中國的人口結構與同等發展階段國家相比具有優勢。未來大國之間的競爭是科技創新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市場大、人才多是有利條件。無論作為單一經濟體還是區域整合的主導者，中國的核心優勢就是語言相通、文化一致、聰明勤勞、追求世俗成功的眾多人口。改革開放釋放了人口的巨大潛能，讓中國迅速成為世界最大工業國並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