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個人差異論

個人差異論的理論基礎是“刺激一反應”論，是從行為主義心理學派的角度出發對受眾加以研究。這一學派認為，人的心理和性格雖然有遺傳的因素，但主要還是後天形成的。每個人的成長環境和社會經歷的不同導致了性格的差異。因此，在大眾傳播學裡，並不存在整齊劃一、一成不變的受眾。受眾之間普遍存在的個人差異決定了他們對資訊有不同的接受和理解，進而有不同的態度和行為。因此，在大眾傳播中，同樣的資訊往往會收到不同的效果。個體之同的差異主要體現為心理結構上的差異，具體包括兩個方面：

·心理過程：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

·個性心理特徵：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受到家庭、學校、黨團等社會環境的影響並形成自身獨特的興趣、習慣、氣質等性格和心理特徵。

這些決定了人們的觀點、立場、態度和行為的不同。個人差異論的主要理論貢獻，在於提出了選擇性注意和選擇性理解的觀點，指出受眾是有著鮮明個性和一定主見的傳播主體。傳播媒介的資訊符合受眾的興趣、態度、信仰，便容易得到他們的注意與理解；否則，這些資訊就可能被迴避、歪曲或忘記。於是，有效勸服的關鍵就在於改善受眾個人內部的心理結構。

2、社會範疇論

社會範疇論又稱社會分類論，它以社會學為基礎，注重各社會群體的特性差異對受眾成員的媒介資訊接收行為的影響。受眾可以根據年齡、性別、種族、文化程度、宗教信仰以及經濟收入等人口學意義上的相似而組成不同的社會群體。這些因人口學因素相同或相似而結成的群體，又有著相似的性格和心理結構，在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也有著較為一致的看法。因此，同一類別的成員在傳媒的選擇、內容的接觸甚至對資訊的反應上都會有很多統一的地方。

社會範疇論把受眾分成不同的群體來加以研究，透過研究把受眾劃分為不同群體的可變因素與人們的資訊接收行為之間的聯絡，對不同受眾群體的有選擇性的媒介資訊接收行為進行分析，並且設計和製作訊息。

社會範疇論不囿於個體差異而強調群體內部的統一性，同時又注意到了群體之間的差異性，這是其優於個人差異論的地方。個人差異論注重個人性格和心理上的差異；而社會範疇論則看到了社會群體的特徵差異。因此，社會範疇論是對個人差異論的修正與改進。

3、社會關係論

受眾之間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對受眾接觸和理解媒介內容有著巨大的影響，社會關係經常既能加強也能削弱媒介的影響。社會關係主要包括人際網路、群體規範和意見領袖等，具體到受眾的社會關係則主要有他們所處的工作單位、社會組織以及各種非正式的群體等。

當個人對媒介內容的選擇性決策為家庭、朋友、熟人和其他與他/她有關係的人所改變時，就表明上述的社會影響在產生作用。個人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注意形式和反應形式，也反映出他/她的社會關係網路。社會關係論是保羅．F．拉扎斯菲爾德、伯納德．H.貝雷爾森和伊萊休·卡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它說明人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左右受眾成員對大。眾傳播資訊的反應及對創新事物作出採納與否的決策。這一理論為大眾傳播和人際交往提供了一個結合點，而結合的橋樑就是社會關係。

4、群體壓力理論

群體壓力理論認為，群體壓力能夠影響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接受，這是一種與社會關係論相關的理論。人們一般都會選擇加入與自己意見一致的群體，群體對這些意見的認同會加強個人關於此意見的信心。媒介的資訊一旦不合群體的利益和規範，便會受到群體的抵制。在這種情況下，群體成員往往會對這一媒介產生懷疑，固守並加強對原有信念的堅持。這就表現為受眾的社會關係對媒介力量的削弱。如果媒體內容與群體規範的衝突並不是特別嚴重，群體則會對媒介意見另作解釋，由於與其原有意見較為接近，所以群體成員也傾向於接受這種解釋。這時，媒介的作用也會被減弱。因此，群體壓力理論認為，傳播媒介要想改變人們固有的意見是非常困難的，除非它與這些人所處群體的意見一致。

5、文化規範論

文化規範論認為，大眾傳播媒介不一定能直接改變受眾，但由於受眾是在社會文化之中生活的，逐漸就會形成與這種文化相符合的社會觀、價值觀。因此，大眾傳播媒介透過有選擇地、反覆地提供一貫的資訊，可以先改變社會文化．從而間接地實現對受眾的改變，使受眾認識到社會上所贊同或認可的規範、信仰和價值觀，並使之成為人們認識事物的一種“參考框架”。

人們在傳播媒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將不知不覺地依據媒介逐步提供的“參考框架”來認識和解釋社會現象與事實，闡明自己的觀點和主張。以上表明，受眾如何處理媒介資訊同媒介僮搔的文化規範有著直接的關係。

文化規範論以傳播媒介為出發點，認為大眾傳播的內容會促使接收物件發生種種變化。這與前三種理論以受眾為出發點來探討媒介與受眾之間的關係有所不同。這種理論強調大眾傳播間接和長期的效果，並且與“議程設定”理論有一定的聯絡。

6、社會參與論

社會參與論又被稱為受眾介入論，它起源於美國憲法中有關公民權利的一種受眾理論：為了維護受眾的表現自由，保障他們參與傳播和使用傳播媒介的權利，《憲法第一修正案》必須承認公民對傳播的參與權。美國學者巴倫在1967年最早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社會參與論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應是公眾的講壇，而不是少數人的傳聲筒；普通群眾和群眾群體應該既是資訊傳播中的受眾，也是資訊傳播中的傳播者，他們有權利用大眾傳媒來反映自己的處境、發表自己的見解或看法；時代在發展，受眾在變化，許多人已不滿足於消極地當一名接受者，一種試圖積極參與報刊的編寫、廣播電視節目的製作和演播的自我表現慾望正在增長；讓受眾參與傳播，正是為了讓他們積極接受傳播，因為人們對於他們親身積極參與過程中形成的觀點，要比他們被動地從別人那裡得到的觀點容易接受得多，且不易改變；參與傳播也是受眾表達權、反論權的具體體現。受眾的社會參與論逐漸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聯合國國際交流問題研究委員會就曾經在1980年編寫的《多種聲音，一個世界》中，強凋了大眾傳媒的負責人應該推動受眾的社會參與的實現。

美國大眾媒介體系模式：表述了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中政治、經濟力量的變化與傳播過程的關係。
由以下要素組成：
受眾：分為不同層次；
各種政治、法律力量與經濟力量；
媒介製作和分發組織：均為私人公司，
支撐這個體系執行的是媒介的“低階趣味”內容，它是滿足此體系運轉的首要財政條件，自由市場原則支配此體系。

德弗勒的互動過程模式是在夏農-韋弗模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該模式的主要內容是在閉路迴圈傳播系統中，受傳者既是資訊的接收者，也是資訊的傳送者，噪聲可以出現於傳播過程中的各個環節。

該模式明確補充了反饋的要素、環節和渠道，突出雙向性，被認為是描繪大眾傳播過程的一個比較完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