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嘉錫的《世說新語箋疏》是近代研究《世說新語》的一部力作，對後世的《世說新語》研究影響深遠。他側重從史學的角度進行註疏，以發掘《世說新語》的史料價值。本文主要從訓解文字和考證史實兩個方面對《箋疏》進行研究，考察其獨特之處，以期展現餘嘉錫的學術成果。
關鍵詞：《世說新語箋疏》 餘嘉錫 史實
餘嘉錫，字季豫，別署狷翁，湖南常德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五年卒於北京，是中國著名的古文獻學家、目錄學家、史學家。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參加鄉試，高中舉人，其後被選為吏部文選司主事。民國時期，曾任北京各大學教席，教授目錄學、古籍校讀法等課程，後長期執教於輔仁大學，擔任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文學院院長。1948年憑藉《四庫提要辯證》，當選為前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四庫提要辯證》被稱為是“中國目錄學史上一空前巨構”[1]。
《世說新語箋疏》是其另一部力著，是近代研究《世說新語》的集大成之作。該書的創作始於一九三七年，直至作者去世的前兩年，一九五三年。歷經十七年之久，這“十餘年間，幾乎有一半時日用在這部《箋疏》上了。惟平生寫作，向無片楮箋記，全憑記憶，隨筆而下，自謂‘一生所著甚多，於此最為勞瘁。
’”[2]
《箋疏》以考證史實為重點，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一方面增補原書之不備，闡明劉孝標註中簡略隱晦之處;另一方面則對記載不實之處加以駁正。同時，還彙集了眾多名家的評註，“筆錄李慈銘的校注、程炎震的箋證、李祥的箋釋以及近人談到的有關《世說》的解釋”[3]，在此基礎上或發展前人的觀點，或是提出新的見解。總之，餘嘉錫運用各種方法來考案史實，意圖還原魏晉士人的言行、思想以及社會風俗、習尚。這種側重從歷史角度箋疏《世說新語》，透過考證辨別虛實，努力發掘其史料價值的研究方式，正是《箋疏》的獨特之處所在。以下透過訓解文字和考訂史實兩部分，來考察此特色。
一、訓解文字，探尋真實
訓解文字雖然不是本書的重點，但是作為傳統註疏的內容之一，作者往往藉此來解讀原文，考察晉人的用語習慣，甚至在字裡行間中探尋歷史真相。
如《言語篇》“陸機詣王武子”條，陸機雲：“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4]其中“千里”“未下”二詞，歷來為人所爭論。餘嘉錫透過辯駁他人的觀點，來逐步辨析詞義、疏解原文。他首先借用黃朝英的觀點來否定了歷史上普遍的兩種說法：一是“千里”和“末下”均為地名，一是說“千里”用來形容地廣。黃朝英認為前者與句意不符，是為妄說;後者也不正確，因為原文
“千里”是用來修飾蓴菜的，而不是蓴羹。他認為“千里”指吳郡與洛陽相隔的距離，吳中蓴羹自然可與羊酪相匹敵，但地方遙遠不能保證其原有的極致美味，所以說是未下鹽豉的蓴羹。意思是蓴羹更美味。
但餘嘉錫並不同意黃朝英對“千里”的解釋，儘管黃氏的句意理解正確，餘氏認為“千里”應為地名。他先列舉了嚴有翼和王的觀點，嚴氏認為“千里”是湖名，王氏認為“千里蓴”是固定詞。餘嘉錫先追溯了“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一句的出處――《郭子》，原句是“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世說》此句引自《郭子》，因嫌其語意不明，所以增加數字以明其意。餘氏認為“六朝、唐人均以千里蓴為一物”，杜甫詩中以“岷下”對“千里”，可證明“千里”為地名。
餘嘉錫的《世說新語箋疏》是近代研究《世說新語》的一部力作，對後世的《世說新語》研究影響深遠。他側重從史學的角度進行註疏，以發掘《世說新語》的史料價值。本文主要從訓解文字和考證史實兩個方面對《箋疏》進行研究，考察其獨特之處，以期展現餘嘉錫的學術成果。
關鍵詞：《世說新語箋疏》 餘嘉錫 史實
餘嘉錫，字季豫，別署狷翁，湖南常德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五年卒於北京，是中國著名的古文獻學家、目錄學家、史學家。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參加鄉試，高中舉人，其後被選為吏部文選司主事。民國時期，曾任北京各大學教席，教授目錄學、古籍校讀法等課程，後長期執教於輔仁大學，擔任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文學院院長。1948年憑藉《四庫提要辯證》，當選為前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四庫提要辯證》被稱為是“中國目錄學史上一空前巨構”[1]。
《世說新語箋疏》是其另一部力著，是近代研究《世說新語》的集大成之作。該書的創作始於一九三七年，直至作者去世的前兩年，一九五三年。歷經十七年之久，這“十餘年間，幾乎有一半時日用在這部《箋疏》上了。惟平生寫作，向無片楮箋記，全憑記憶，隨筆而下，自謂‘一生所著甚多，於此最為勞瘁。
’”[2]
《箋疏》以考證史實為重點，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一方面增補原書之不備，闡明劉孝標註中簡略隱晦之處;另一方面則對記載不實之處加以駁正。同時，還彙集了眾多名家的評註，“筆錄李慈銘的校注、程炎震的箋證、李祥的箋釋以及近人談到的有關《世說》的解釋”[3]，在此基礎上或發展前人的觀點，或是提出新的見解。總之，餘嘉錫運用各種方法來考案史實，意圖還原魏晉士人的言行、思想以及社會風俗、習尚。這種側重從歷史角度箋疏《世說新語》，透過考證辨別虛實，努力發掘其史料價值的研究方式，正是《箋疏》的獨特之處所在。以下透過訓解文字和考訂史實兩部分，來考察此特色。
一、訓解文字，探尋真實
訓解文字雖然不是本書的重點，但是作為傳統註疏的內容之一，作者往往藉此來解讀原文，考察晉人的用語習慣，甚至在字裡行間中探尋歷史真相。
如《言語篇》“陸機詣王武子”條，陸機雲：“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4]其中“千里”“未下”二詞，歷來為人所爭論。餘嘉錫透過辯駁他人的觀點，來逐步辨析詞義、疏解原文。他首先借用黃朝英的觀點來否定了歷史上普遍的兩種說法：一是“千里”和“末下”均為地名，一是說“千里”用來形容地廣。黃朝英認為前者與句意不符，是為妄說;後者也不正確，因為原文
“千里”是用來修飾蓴菜的，而不是蓴羹。他認為“千里”指吳郡與洛陽相隔的距離，吳中蓴羹自然可與羊酪相匹敵，但地方遙遠不能保證其原有的極致美味，所以說是未下鹽豉的蓴羹。意思是蓴羹更美味。
但餘嘉錫並不同意黃朝英對“千里”的解釋，儘管黃氏的句意理解正確，餘氏認為“千里”應為地名。他先列舉了嚴有翼和王的觀點，嚴氏認為“千里”是湖名，王氏認為“千里蓴”是固定詞。餘嘉錫先追溯了“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一句的出處――《郭子》，原句是“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世說》此句引自《郭子》，因嫌其語意不明，所以增加數字以明其意。餘氏認為“六朝、唐人均以千里蓴為一物”，杜甫詩中以“岷下”對“千里”，可證明“千里”為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