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百年未有的變局包括 經濟發展，國家國際地位的提高，社會制度的變化和完善，和思想領域的變化

1、主要大國之間力量對比步入多級化新階段，彼此關係組合更多呈現為新興與西方大國之間的叢集、競合博弈，大國關係競爭面顯著上升，對抗性增大。

2、經濟全球化、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遭遇“特朗普逆風”。美國民粹主義甚囂塵上，特朗普政府一味強調“美國優先”和所謂的“公平貿易”。大肆推行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等反全球化的倒行逆施，重點針對中國乃至盟友發動貿易戰。

3、社會資訊化網路化智慧化勢不可擋，新科技與新工業革命的雙刃劍效應凸顯。網際網路將全球“一網打盡”有利有弊，網路安全脆弱敏感，人工智慧與“無人化”等新技術應用加快，人類社會生產生活方式與國家安全潛伏著異化突變的風險。

4、文化多樣化進一步走強，“模式之爭”加劇。中國一貫倡導踐行文明對話與交流互鑑，獨立自主、對外開放、改革創新、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影響力增強，導致西方發達國家對華政治偏見與意識形態焦慮加重，故而大肆炒作與翻新“中國威脅論”。

5、國際關係行為體的多元化影響深遠且複雜。非國家行為體五花八門，大行其道，藉助全球化與資訊化發展壯大。高科技跨國公司的能量尤為驚人，美國企業優勢明顯，中國企業迎頭趕上，政府權威及國家安全面臨侵蝕，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當代國際體系經歷著深刻轉型。

6、國際危機趨於常態化，“黑天鵝”與“灰犀牛”層出不窮。IMF警告全球過度舉債，指164萬億美元的全球債務規模超過了十年前金融危機最嚴重時的水平，高達全球GDP的225%。國際金融危機可能改頭換面、捲土重來。

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區域性地區的動亂，霸權主義的抬頭等。

其一，世界地緣經濟與政治重心“東昇西降”，“東西矛盾”由過去的“西強東弱、西主東從”轉向如今的“東西平視”，這堪稱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其二，國際體系主導權“南升北降”，“南北矛盾”由過去的“北強南弱、北主南從”轉向“南北對等”。世界力量對比多極化與國際關係民主化難以逆轉，老牌與新興大國綜合實力此消彼長仍是大勢所趨。

其三，國際關係行為體“非（國家）升國（家）降”，這堪稱近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行為體從主權國家“一統天下”，朝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共同參與的方向轉變，全球治理尤其如此。

其四，世界經濟增長與科技創新的動能“新舊轉換、新陳代謝”。

其五，中西互動趨於“平起平坐”，“中西矛盾”與力量對比由過去的“西強中弱”“西攻中守”轉向如今的“中西互有攻守”，這堪稱一百年和近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其六，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與美國單邊主義共同作用，令全球治理供給嚴重不足，“治理赤字”明顯增大，“供求矛盾”凸顯。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形勢變化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