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在史學史上的地位:
《三國志》三國關書,創新了紀傳體史書的寫作形式,陳壽為魏、蜀、吳三國各寫一書,這在紀傳體史書中可說是一種創新。陳壽以 ”三國”`瞻名書,即表現了三國鼎立的歷史事實。同時,全書採用三國並敘的方法。各書雖紀,傳名目有異,但蜀、吳諸主傳皆與紀基本相同,而這種編纂體例頗能反映三國曆史的實況。陳壽三國並書的先例一開,影響後世甚大.唐初李延壽撰《北史》《南史》實仿其體例而稍加變革,元修遼、宋、金三史,亦是仿陳,李之意而定其體例。
此外,陳壽在兇險的政治、環境下創立了以迴護,曲筆等方法撰史。而這在其寫漢、魏、晉交替之際的。 ”襌讓”表現得最為突出。如漢獻帝被迫襌位於曹丕, 《魏書.文帝紀》將獻帝襌位寫成完全出於自願主動.埋沒了被脅迫的形跡。
由晉至五代,西朝統治者多以 ”襌讓”方式達到篡位目的,而陳壽所創始的迴護之法.遂成各朝國史寫鼎革的程式,清人趙翼於《廿二史札記》指出: 「自陳壽所創始的迴護之法,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襌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陳壽的迴護筆法,雖備受後世史家非議,但在史書編纂上,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發展,並且深遠影響了後世官方修史編寫手法。
再者,陳壽《三國志》引起了史家對正統問題的重視和爭論。在《三國志》一書中, 陳壽以曹魏為正統,而其正魏,是承《史記》。《漢書》以來提倡政治上正統所在的撰史傳統,但卻引起了後世史家對正統問題的重視,特別是三國的正統論更一直是中國歷史和史學史的重要爭論問題。
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對《三國志》之以魏為正統,開始提出異議,主張以蜀漢為正統。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卻仍以魏為正統。南宋朱熹《通鑑綱目》則贊同習鑿齒而非難陳壽。此外,南宋肅常《續後漢書》、元郝經《續後漢書》等都為劉蜀爭正統。這些著作實際是為各自成書時的政治服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 ”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順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魏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袓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此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 繩也。
誠然,陳壽之所以以魏為正統,實有其難言之苦衷,是受到其當時政治環境的制肘。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陳壽既為 ”晉武之臣”,而晉武帝是承魏之統,故陳壽若不以正統歸魏,而晉亦白必非正統,此自然是陳壽所不能為的。至於東晉與南宋都是偏安江左,僅剩半壁山河,情況與蜀漢相似,故其時史家都以蜀漢為正統。無論如何,在政治權分立的局勢下,以史書倡立正統而啟後世紛爭,實由陳壽的《三國志》開其端。
最後,魏晉南北朝的史籍儲存至今的,為數不多,故《三國志》敘錄了自公元184年至280年這一歷史階段的故實,便有典籍下的史料價值。如《魏書.張魯傳》、《蜀書.劉焉傳》,儲存了五斗米道的原始材料, 《魏書.華陀傳》儲存了古代醫學的事蹟, 《魏書.張燕傳》儲存了黃巾起事後,張角餘黨繼續叛亂的史實, 《魏書》的《外國傳》,具體敘述了烏 ,鮮卑,高句麗及倭人之社會生活狀況,此皆極其珍貴之史料。再者,陳壽所作諸傳,照顧層面很廣,凡是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關係的人物,以及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上有貢獻者,陳壽幾乎都綱羅其事蹟，寫在書中，又根據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專傳，或用附見，其間雖難免偶有遺漏，但《三國志》一書，實夥後世研究三國史事、人物不可或缺的典籍。
總括而言，陳壽的《三國志》既創新了紀傳體史書的寫作形式，又發展了其編寫手法。這對鞏固紀傳體史作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曾起著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官修的正史，或沿其列國並書的體制；或襲其寫篡朝換代程式的手法，可見《三國志》對史學發展的推動意義也不可忽視。《晉書．陳壽傳》論言：“丘明既沒，班馬 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己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
誠然，陳壽的《三國志》雖較《史記》、《漢書》略為遜色，但卻實是研究三國曆史不可載缺的史籍，且亦不愧是繼史、漢以後出現的一部良史，為後世素材來推重的「前四史」之一。
《三國志》在史學史上的地位:
《三國志》三國關書,創新了紀傳體史書的寫作形式,陳壽為魏、蜀、吳三國各寫一書,這在紀傳體史書中可說是一種創新。陳壽以 ”三國”`瞻名書,即表現了三國鼎立的歷史事實。同時,全書採用三國並敘的方法。各書雖紀,傳名目有異,但蜀、吳諸主傳皆與紀基本相同,而這種編纂體例頗能反映三國曆史的實況。陳壽三國並書的先例一開,影響後世甚大.唐初李延壽撰《北史》《南史》實仿其體例而稍加變革,元修遼、宋、金三史,亦是仿陳,李之意而定其體例。
此外,陳壽在兇險的政治、環境下創立了以迴護,曲筆等方法撰史。而這在其寫漢、魏、晉交替之際的。 ”襌讓”表現得最為突出。如漢獻帝被迫襌位於曹丕, 《魏書.文帝紀》將獻帝襌位寫成完全出於自願主動.埋沒了被脅迫的形跡。
由晉至五代,西朝統治者多以 ”襌讓”方式達到篡位目的,而陳壽所創始的迴護之法.遂成各朝國史寫鼎革的程式,清人趙翼於《廿二史札記》指出: 「自陳壽所創始的迴護之法,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襌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陳壽的迴護筆法,雖備受後世史家非議,但在史書編纂上,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發展,並且深遠影響了後世官方修史編寫手法。
再者,陳壽《三國志》引起了史家對正統問題的重視和爭論。在《三國志》一書中, 陳壽以曹魏為正統,而其正魏,是承《史記》。《漢書》以來提倡政治上正統所在的撰史傳統,但卻引起了後世史家對正統問題的重視,特別是三國的正統論更一直是中國歷史和史學史的重要爭論問題。
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對《三國志》之以魏為正統,開始提出異議,主張以蜀漢為正統。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卻仍以魏為正統。南宋朱熹《通鑑綱目》則贊同習鑿齒而非難陳壽。此外,南宋肅常《續後漢書》、元郝經《續後漢書》等都為劉蜀爭正統。這些著作實際是為各自成書時的政治服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 ”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順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魏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袓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此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 繩也。
誠然,陳壽之所以以魏為正統,實有其難言之苦衷,是受到其當時政治環境的制肘。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陳壽既為 ”晉武之臣”,而晉武帝是承魏之統,故陳壽若不以正統歸魏,而晉亦白必非正統,此自然是陳壽所不能為的。至於東晉與南宋都是偏安江左,僅剩半壁山河,情況與蜀漢相似,故其時史家都以蜀漢為正統。無論如何,在政治權分立的局勢下,以史書倡立正統而啟後世紛爭,實由陳壽的《三國志》開其端。
最後,魏晉南北朝的史籍儲存至今的,為數不多,故《三國志》敘錄了自公元184年至280年這一歷史階段的故實,便有典籍下的史料價值。如《魏書.張魯傳》、《蜀書.劉焉傳》,儲存了五斗米道的原始材料, 《魏書.華陀傳》儲存了古代醫學的事蹟, 《魏書.張燕傳》儲存了黃巾起事後,張角餘黨繼續叛亂的史實, 《魏書》的《外國傳》,具體敘述了烏 ,鮮卑,高句麗及倭人之社會生活狀況,此皆極其珍貴之史料。再者,陳壽所作諸傳,照顧層面很廣,凡是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關係的人物,以及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上有貢獻者,陳壽幾乎都綱羅其事蹟，寫在書中，又根據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專傳，或用附見，其間雖難免偶有遺漏，但《三國志》一書，實夥後世研究三國史事、人物不可或缺的典籍。
總括而言，陳壽的《三國志》既創新了紀傳體史書的寫作形式，又發展了其編寫手法。這對鞏固紀傳體史作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曾起著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官修的正史，或沿其列國並書的體制；或襲其寫篡朝換代程式的手法，可見《三國志》對史學發展的推動意義也不可忽視。《晉書．陳壽傳》論言：“丘明既沒，班馬 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己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
誠然，陳壽的《三國志》雖較《史記》、《漢書》略為遜色，但卻實是研究三國曆史不可載缺的史籍，且亦不愧是繼史、漢以後出現的一部良史，為後世素材來推重的「前四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