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源流
初創時期
時間為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明代中葉以後，桐城學術興起，士人多結社講學，“能振筆為古文者，代有傳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於古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傳)、國(語)、莊(子)、司(馬遷)為文章嫡傳，反映了當時桐城學者的主要傾向。錢澄之“屏棄俗學八股文,專治經書古文”，文章“精潔”、“典雅”，“使讀者為之目明而心開”，為桐城派作了示範。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過程的繼往開來者，他以時文和古文創作名重於世，並針對明末故作艱深、虛矯的文風，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主張為文道法辭兼備，精氣神合一，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
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關後，為鞏固其封建統治地位，採取尊崇儒家理學的策略，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範，宣揚“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給宣揚儒家道統的文學帶來了發展良機。桐城派創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方苞早在青年時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載程、朱之道的志向。25歲時，他在京師與姜西溟、王昆繩論“行身祈向”時就曾說過“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後，他在《讀史記八書》、《書史記十表後》中提出了“義法”主張。及至從《南山集》案中解脫後，“義法”說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和完備，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替和碩果親王編成《古文約選》，便為“義法”說提供了一部示範書。在此書“序例”中，他闡述了道統與文統統一的問題，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約選》當即“刊授成均諸生”。乾隆之初，又“詔頒各學官”，成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寫倡導“義法”的“序例”，也就具備了“欽頒”的權威性。自此，“義法”之說，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視。方苞授徒數十年，弟子甚眾，他們在道學、經學、義理等方面各有側重，後多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縣人葉酉、張尹，寧化雷鋐，吳江沈彤，天津王又樸，仁和沈庭芳，大興王兆符，歙縣程崟等。縣人劉大櫆長於古文，辭如歐蘇，文氣富麗，雖與方苞異趣，無師承關係，但他對方苞極為敬服，方亦對他的散文極推重。
劉大櫆文學活動，主要在乾隆時期。他蹇於仕途，一生致力於教學和著述。在繼承方苞“義法”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神氣”說。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為著名，在劉大櫆諸弟子中，姚鼐學宗方、劉，由歐王入左史，其文紆徐卓犖，風格雅潔醇正，為桐城古文正傳。錢魯斯、王灼又以師說誦於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惲、張遂棄考據、駢儷之學，從事古文寫作與研究。惲文廉悍，張文淵雅。其徒有陽湖陸繼輅、董估成、董祜誠，武進董士錫、張琦，謝士元、湯春帆，無錫秦小峴，山陰楊紹文，錢塘戴熙等數十人，自成體系，世系“陽湖派”。其所傳均方、劉家法，實為桐城派初創期的別支 。
興盛時期
時間為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號。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晉芳、編修周永年所云：“為文者有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治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此文還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的理論繼承關係，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緒。此後桐城派之名遂顯於世。
姚鼐初受業於古文家、伯父姚範，繼師事劉大櫆，充《四庫全書》館編修官。中年稱疾歸裡，先後主講鐘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餘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姚鼐為文修潔雅醇，氣質較方苞恣肆，較劉大櫆嚴謹，涉獵漢、宋諸學，兼及考據、訓詁。為文提倡“考據、義理、辭章”兼備。其所編《古文辭類纂》，世人稱為古文讀本最精賅之書。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風氣始遍及全國，形成所謂“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門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傑”。其次桐城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等亦在高足之列。他們又轉相傳授，徒友日眾。方東樹在文壇上成就卓著，其弟子有桐城戴鈞衡、蘇敦元、方宗誠、陳澹然等；姚瑩長於經濟，其弟子有武進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陳用光弟子有壽陽祁春浦；姚椿弟子有平湖顧廣譽和吳江沈曰富、陳壽熊等。此外，宜興吳德旋既師事姚鼐，又師承張惠言，得桐城、陽湖兩家之法，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呂璜秉承師學，晚年迴歸鄉里，倡導後進，開粵西古文之學，為世人所重，此為桐城派又一別支。 姚鼐卒後，其弟子梅曾亮聲譽最高，有繼主文壇之勢。他主講京師，高徒雲集：有廣西臨桂朱琦、龍啟瑞，平南彭昱堯；江西新城陳學受、陳溥，南豐吳嘉賓；湖南新化鄧顯鶴，湘陰郭嵩燾，善化孫鼎臣，湘潭歐陽勳，漵浦舒燾，江蘇金匱張端甫，武進楊彝珍，無錫秦澹如，山陽魯一同；浙江仁和邵懿辰，瑞安孫衣言，諸暨餘坤，山西代州馮志沂，平定張穆等。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時期
時間為1840年鴉片戰爭後至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這一時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響雖不及乾、嘉時期，但流行區域廣，人數多。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載桐城派作家1200餘人(內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數為桐城派末流作家。鴉片戰爭後，中國已由封建社會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變。“文章與世變相因”。遵循封建道統、文統的桐城派，面臨著“世變”的挑戰。梅曾亮、方東樹固守陣地，不遺餘力，但桐城派的壁壘仍然開始動搖。此時，湘鄉曾國藩出來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實力和才幹，網羅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學術見解，將古文運動繼續推向前進。曾氏自稱私淑姚鼐，論文於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強調“經濟致用”，文體為之一變，以剛毅雄辯見長，世稱：“湘鄉派”，實為桐城派的變體。曾國藩弟子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名重一時，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張、吳立教燕、冀，弟子多達數百人。師事張氏的主要有榮城孫葆田，南通張謇等；師事吳氏的主要有冀州趙衡，南宮李剛己等。同時師事張、吳二氏的有武強賀濤，通州範當世，新城王晉卿，，桐城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以及吳汝綸之子吳闓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於桐城派的有侯官嚴復、林紓、陳衍、吳宗祺等，時稱“侯官派”，實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後，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但此時中國，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尖銳複雜，堅持程、朱道統的桐城派已遠遠落後於時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義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殘守缺，以為格律，有悖於“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致於逐漸消沉衰亡。這是歷史的必然。但這一時期，大多數桐城派作家都能堅持愛國主義立場，他們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活動和創作活動中都有所反映。方東樹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與陸立夫書》、王拯的《王剛節公家傳跋尾》、魯一同的《關忠節公家傳》等文章以及姚瑩、張裕釗、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發了愛國情懷，或表現了悲壯之志。姚瑩還身體力行，在臺灣兵備道任上堅持抗英，且屢戰屢勝。他有關記載戰事的散文，愛國之情溢於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張振興工商經濟，吳汝綸力倡創辦新學，林紓、嚴復大量翻譯西方名著，以求社會改良，也都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色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桐城派源流
初創時期
時間為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明代中葉以後，桐城學術興起，士人多結社講學，“能振筆為古文者，代有傳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於古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傳)、國(語)、莊(子)、司(馬遷)為文章嫡傳，反映了當時桐城學者的主要傾向。錢澄之“屏棄俗學八股文,專治經書古文”，文章“精潔”、“典雅”，“使讀者為之目明而心開”，為桐城派作了示範。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過程的繼往開來者，他以時文和古文創作名重於世，並針對明末故作艱深、虛矯的文風，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主張為文道法辭兼備，精氣神合一，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
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關後，為鞏固其封建統治地位，採取尊崇儒家理學的策略，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範，宣揚“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給宣揚儒家道統的文學帶來了發展良機。桐城派創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方苞早在青年時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載程、朱之道的志向。25歲時，他在京師與姜西溟、王昆繩論“行身祈向”時就曾說過“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後，他在《讀史記八書》、《書史記十表後》中提出了“義法”主張。及至從《南山集》案中解脫後，“義法”說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和完備，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替和碩果親王編成《古文約選》，便為“義法”說提供了一部示範書。在此書“序例”中，他闡述了道統與文統統一的問題，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約選》當即“刊授成均諸生”。乾隆之初，又“詔頒各學官”，成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寫倡導“義法”的“序例”，也就具備了“欽頒”的權威性。自此，“義法”之說，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視。方苞授徒數十年，弟子甚眾，他們在道學、經學、義理等方面各有側重，後多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縣人葉酉、張尹，寧化雷鋐，吳江沈彤，天津王又樸，仁和沈庭芳，大興王兆符，歙縣程崟等。縣人劉大櫆長於古文，辭如歐蘇，文氣富麗，雖與方苞異趣，無師承關係，但他對方苞極為敬服，方亦對他的散文極推重。
劉大櫆文學活動，主要在乾隆時期。他蹇於仕途，一生致力於教學和著述。在繼承方苞“義法”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神氣”說。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為著名，在劉大櫆諸弟子中，姚鼐學宗方、劉，由歐王入左史，其文紆徐卓犖，風格雅潔醇正，為桐城古文正傳。錢魯斯、王灼又以師說誦於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惲、張遂棄考據、駢儷之學，從事古文寫作與研究。惲文廉悍，張文淵雅。其徒有陽湖陸繼輅、董估成、董祜誠，武進董士錫、張琦，謝士元、湯春帆，無錫秦小峴，山陰楊紹文，錢塘戴熙等數十人，自成體系，世系“陽湖派”。其所傳均方、劉家法，實為桐城派初創期的別支 。
興盛時期
時間為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號。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晉芳、編修周永年所云：“為文者有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治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此文還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的理論繼承關係，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緒。此後桐城派之名遂顯於世。
姚鼐初受業於古文家、伯父姚範，繼師事劉大櫆，充《四庫全書》館編修官。中年稱疾歸裡，先後主講鐘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餘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姚鼐為文修潔雅醇，氣質較方苞恣肆，較劉大櫆嚴謹，涉獵漢、宋諸學，兼及考據、訓詁。為文提倡“考據、義理、辭章”兼備。其所編《古文辭類纂》，世人稱為古文讀本最精賅之書。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風氣始遍及全國，形成所謂“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門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傑”。其次桐城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等亦在高足之列。他們又轉相傳授，徒友日眾。方東樹在文壇上成就卓著，其弟子有桐城戴鈞衡、蘇敦元、方宗誠、陳澹然等；姚瑩長於經濟，其弟子有武進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陳用光弟子有壽陽祁春浦；姚椿弟子有平湖顧廣譽和吳江沈曰富、陳壽熊等。此外，宜興吳德旋既師事姚鼐，又師承張惠言，得桐城、陽湖兩家之法，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呂璜秉承師學，晚年迴歸鄉里，倡導後進，開粵西古文之學，為世人所重，此為桐城派又一別支。 姚鼐卒後，其弟子梅曾亮聲譽最高，有繼主文壇之勢。他主講京師，高徒雲集：有廣西臨桂朱琦、龍啟瑞，平南彭昱堯；江西新城陳學受、陳溥，南豐吳嘉賓；湖南新化鄧顯鶴，湘陰郭嵩燾，善化孫鼎臣，湘潭歐陽勳，漵浦舒燾，江蘇金匱張端甫，武進楊彝珍，無錫秦澹如，山陽魯一同；浙江仁和邵懿辰，瑞安孫衣言，諸暨餘坤，山西代州馮志沂，平定張穆等。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時期
時間為1840年鴉片戰爭後至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這一時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響雖不及乾、嘉時期，但流行區域廣，人數多。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載桐城派作家1200餘人(內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數為桐城派末流作家。鴉片戰爭後，中國已由封建社會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變。“文章與世變相因”。遵循封建道統、文統的桐城派，面臨著“世變”的挑戰。梅曾亮、方東樹固守陣地，不遺餘力，但桐城派的壁壘仍然開始動搖。此時，湘鄉曾國藩出來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實力和才幹，網羅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學術見解，將古文運動繼續推向前進。曾氏自稱私淑姚鼐，論文於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強調“經濟致用”，文體為之一變，以剛毅雄辯見長，世稱：“湘鄉派”，實為桐城派的變體。曾國藩弟子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名重一時，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張、吳立教燕、冀，弟子多達數百人。師事張氏的主要有榮城孫葆田，南通張謇等；師事吳氏的主要有冀州趙衡，南宮李剛己等。同時師事張、吳二氏的有武強賀濤，通州範當世，新城王晉卿，，桐城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以及吳汝綸之子吳闓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於桐城派的有侯官嚴復、林紓、陳衍、吳宗祺等，時稱“侯官派”，實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後，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但此時中國，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尖銳複雜，堅持程、朱道統的桐城派已遠遠落後於時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義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殘守缺，以為格律，有悖於“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致於逐漸消沉衰亡。這是歷史的必然。但這一時期，大多數桐城派作家都能堅持愛國主義立場，他們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活動和創作活動中都有所反映。方東樹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與陸立夫書》、王拯的《王剛節公家傳跋尾》、魯一同的《關忠節公家傳》等文章以及姚瑩、張裕釗、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發了愛國情懷，或表現了悲壯之志。姚瑩還身體力行，在臺灣兵備道任上堅持抗英，且屢戰屢勝。他有關記載戰事的散文，愛國之情溢於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張振興工商經濟，吳汝綸力倡創辦新學，林紓、嚴復大量翻譯西方名著，以求社會改良，也都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色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