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首輔相當於秘書長，是負責扶助皇帝。明代的皇帝大權獨攬，不受首輔的限制。

明朝首輔，指的則是明代首席大學士。事實上，明代並沒有明文規定“首輔”之名，它產生於政治實踐當中。其實，說簡單一點，首輔就是內閣的“老大”，他不是一個具體的官職，只要是內閣當中的主要執政首席大學士，就可以被稱為首輔，但同一時期，首輔只能有一位。明代的首輔主持內閣大權，權力最大，遠非次輔和其他內閣大學士可比。

從政治權利上來看，內閣首輔確實與宰相有異曲同工之處。朱元璋廢除丞相以後，獨攬大權，獨自處理政務。然而人力終有不足，朱元璋獨木難支，只能讓翰林院官員參與政務，這便是內閣的雛形。到明成祖朱棣時期，內閣正式建立，不過這時的內閣沒有首輔和次輔之分，諸位輔臣職責、地位都很接近。然而，一山不容二虎，更何況是在鬥爭激烈的內閣裡，很快，經過權力角逐，首輔逐漸產生並制度化。到嘉靖年間，明世宗首次正式在詔書中使用首輔等對首席內閣大學士加以稱呼。

內閣首輔的“黃金歲月”在嘉靖、隆慶到萬曆初年，在這一時期，內閣首輔權力極大，風頭無兩，誕生出一大批權臣，其中就有我們熟知的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到張居正上位以後，內閣首輔的權力達到頂峰，他不僅是內閣的長官，還是六部的實際掌控者，就連吏部尚書、兵部尚書等重要職位都由他推選，再由皇帝任免。

這樣來看，張居正作為內閣首輔，實際上的地位相當於百官之首，說他是宰相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實際上，明代的內閣首輔，與宰相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從嘉靖年間到萬曆初年，內閣首輔權力巨大，甚至超過前朝的丞相不假，但這是非常態，是特殊時期下的產物。嘉靖皇帝不問國事，將權力下放給內閣首輔，一切政務均由內閣來決斷，這就使得內閣的權力不斷膨脹。可是，說到底，不論是嚴嵩還是張居正，他們能獨攬大權，都取決於皇帝的態度。

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不理朝政多年，但是當他要剷除嚴嵩集團時，權傾朝野的嚴嵩父子卻沒有任何辦法，輕易就被剷除掉。張居正在世時權勢滔天，但若不是神宗支援，光是“奪情”一事，就足以令張居正無法立足。

而且，嚴嵩、張居正等人還是特殊時期下的首輔大臣，至於前後時期的首輔們，他們的權力，要小得多。明代的內閣在處理政務時，要在紙條上寫上自己對於奏章的看法和建議，這被稱為“票擬”。票擬本身是沒有任何效力的，它必須經過皇帝的檢閱，皇帝用紅筆批示，表示同意，票擬才會成為諭旨，具有政治效力。這也就是說，明代的大學士，其實就是皇帝的顧問和秘書，他們憑藉自己的才學和能力，為皇帝提供建議，施行政策，但皇帝是否採納他們的建議，完全取決於皇帝。當皇帝不聽從大學士的建議時，大學士只能勸諫，他們本身沒有決策權。

與明代的大學士相比，宰相的情況就要好得多了，他們是百官之首，總領全國政務，是輔佐君王的官員首腦。古代的宰相通常情況下權利很大，他們不僅有建議權，還有決策權，許多政務只需要形式上稟報皇帝即可，他們自己就可以決斷。唐宋時期的宰相，可以管理的政務極多，他們上可以決斷國家大事，甚至干涉儲君人選，下可以任免官員。

簡而言之，宰相制是一種正式確立的制度，宰相的權利有它自己的底線，皇帝當然還可以任免宰相，但宰相底線上的權利是固定的，不因皇帝的意志而轉移。可是明朝的內閣首輔不同，他們不是正式的官職稱謂，他們本身的官職往往也不高。內閣首輔權利的大小，取決於皇帝的態度，皇帝要放權，他們就相當於皇帝的代表，皇帝要收權，他們的權利將蕩然無存。

明朝的內閣首輔制度，其實就是皇權加強的產物，然而丞相本質上卻是對皇權的分化，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皇權的巨大威脅。可是，明朝的內閣首輔卻“行宰相之職，而無宰相之實”，他們的身上，充滿著矛盾。而這，也是明朝內閣首輔，多以悲劇收場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