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不治去上班好嗎？還感染別人或者被傳染，最後大家都得病。在一個到處是傳染源的密閉空間裡復工，感染會越來越多，鑽石公主號就是例子。現在出去進入感染大熔爐，可能沒能復工幾天就倒下了，還怎麼賺錢？先在國內待著吧，等疫情結束了再出去，別出去給國家添亂。

在什麼樣情況下才能出國？只有國家指定帶領下有組織性出國務工最有保障，就是有什麼問題，也有組織安排來解決問題，別盲目出國，容易無法收藏自食苦果的事情謹慎在謹慎

說老實話，新冠疫情到底何時才能結束，是常態化還是應急，哪個專家都不敢輕易下結論；因此，任何一個國家如果長期封閉管理，誰都有可能崩潰，更不用說那些只是靠工資收入活命的普通民眾了。

歐洲國家的政府(主要是西歐)紛紛計劃放鬆管控，儘快復工復產，也是情有可原的，也是迴應了民眾的呼聲，迴歸正常的生活。

當然，現在馬上就回到過去，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會不會有“二次疫情”呢？恐怕民眾也會有些後怕，心有餘悸。

不過，“危機”從來就是兩個方面，雖說不是“富貴險中求”，但是面對疫情，也要相信歐洲準備復工復產國家的政府以及他們的醫學專家的意見。

換言之，如果去這些國家(前提是人家已經開放了簽證)，首先一定要做好個人防護，比如武漢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畢竟也是極少數。

對方國家可以簽證了，就應該抓住機會，國外打工的回報其實也是很不錯的——做好防護，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注意衛生就行。

在大陸待了這麼長時間，耳濡目染如何防止新冠病毒的感染，也應該是“老司機”了，好好總結一下你自己親身體會，願你平平安安的打工去，健健康康的回家來!

本期思想週報，我們關注成千上萬在疫情期間赴西歐打工的東歐人的命運、疫情下全球應屆畢業生面臨的嚴峻就業形勢以及後疫情時期實行彈性工作制和每週工作四天的可能性。

疫情下的歐洲勞動力遷移

本週，讓我們關注成千上萬在疫情期間赴西歐打工的東歐人的命運。學者Florin Poenaru和記者Costi Rogozanu在《雅各賓》雜誌聯合發文，揭示一個位於歐盟核心的社會契約：核心國家積累了邊緣國家廉價勞動力所產生的利潤，同時將大部分成本轉嫁到他們和他們的母國身上。近幾十年來，專業化的招聘機構和歐盟層面的制度化為這一行業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現在卻被貧窮移民在大流行病期間被迫在德國農場工作的惡劣形象所打破。

在東正教慶祝復活節（對羅馬尼亞人來說最重要的節日之一）的前幾天，成千上萬的羅馬尼亞人發現自己擠在一個省城機場裡，他們是要前往德國從事蘆筍收割的人。雖然羅馬尼亞國家嚴格執行社會隔離，並對違反規定的人開出了創紀錄的罰款，但這些工人卻被從全國各地（包括軍事封鎖地區）被拉上大巴車，又被扔在擁擠的機場前，在沒有防護裝置的情況下等待數小時。

這一幕雖然令人震驚，但卻代表了一個普遍的現實——防止新冠病毒傳播的社交距離和就地避難的措施只對一些人來說是可用的。儘管封鎖了，但全球數百萬人必須去工作，這不僅是為了生存，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勞動對維持其他人的封鎖至關重要。

羅馬尼亞的蘆筍採摘者就是這種情況。德國政府以農作物在田裡腐爛的風險為由，說服羅馬尼亞允許包機運送臨時工出國，從而拯救了自己的農業部門。羅馬尼亞政府答應了，但這並不是出於對歐洲霸主的盲目服從，而是因為向歐盟較富裕的國家提供廉價而靈活的勞動力是羅馬尼亞過去三十年來的標準做法。隨後，前往英國的工人的航班也被批准。不到一個月前，羅馬尼亞的護士被允許前往奧地利幫助抗擊疫情，儘管羅馬尼亞的醫療體系是歐洲最薄弱的。

與政府和與這些工人簽約的公司所做的保證相反，工人們很快就發現他們正處於巨大的危險之中。工資並不像招聘者承諾的那樣豐厚，有幾段影片顯示，工人們被擠在小營房裡，有些人甚至睡在地上。

羅馬尼亞臨時工與世隔絕，護照被僱主扣留，他們被期望每天工作10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並支付自己的食宿費。就在其工作條件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時候，一名羅馬尼亞男子在弗萊堡附近的蘆筍農場感染病毒後不幸死亡。兩週後，普福爾茨海姆附近的一家肉類加工廠的近三百名羅馬尼亞合同工也被檢測出陽性。

羅馬尼亞大使讚揚了德國僱主和當局在大流行病期間組織工作的努力，對於同胞們現在與病魔作鬥爭的命運卻沒有什麼表示。與其說他關心羅馬尼亞公民在國外的權利，不如說他最關心的是確保勞動力從東方向西方繼續流動。

儘管聽起來很可怕，但這一切並沒有什麼獨特或意外的地方。拉丁美洲的數十萬農業工來到美國的田地裡在難以忍受的條件下勞作。來自北非和南亞的無證移民在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等地的種植園中，在接近奴隸制的條件下受到惡性剝削。世界各地的體力勞動者——特別是農業領域的體力勞動者——受到的剝削和虐待比疫情危機發生前還要嚴重。

然而，羅馬尼亞和其他東歐工人完全不顧自己的安全，在得到本國政府允許的情況下被運走的方式，凸顯了歐盟勞工移民的特殊性。在歐盟，共同市場和開放的內部邊界允許工人在表面上平等的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然而，在這種形式上的平等背後，隱藏著無聲無息的物質需求，驅使著成千上萬的人從較貧窮的東方和南方遷往西方。

義大利米蘭一名快遞員在送貨。

在歐洲的核心處是一個高利潤的產業，專門從東部進口廉價勞動力到各個核心國家。這個事實並不新鮮，但作為歐洲專案的基本特徵卻很少被討論。近幾十年來，專業化的招聘機構和歐盟層面的制度化為這一行業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現在卻被貧窮移民在大流行病期間被迫在德國農場工作的惡劣形象所打破。

羅馬尼亞工人是西方國家的重要經濟資產，因為他們願意以比當地工人更低的價格從事艱苦的勞動，而且自2007年加入歐盟以來，他們可以合法入境。這使得他們屬於靈活工人中的不受歡迎的一類，但相對於非歐盟移民、難民和無證件的工人而言，他們卻享有相對的“特權”。由於擁有歐盟護照，他們可以降低臨時工的搬遷成本，從而降低了僱傭成本。既然東歐人都心甘情願地來，甚至自己掏錢買票，僱主為什麼要做無證件移民的非法交易？

這種安排讓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的大中型農場在獲得豐厚的利潤的同時，又對缺乏資源保護自己的流離失所的工人施加苛刻的條件。俗話說，“一個飢餓的國外工人，抵得上兩個國內工人。”這些移民勞工的產品最終回到羅馬尼亞的德國超市和法國超市的貨架上，反過來又會將當地生產者擠出市場。然後，後者被迫解僱工人或削減工資，試圖進行競爭，這反過來又造成更多的失業工人願意出國，從而使惡性迴圈持續下去。

據估計，自2004年歐盟開始東擴以來，與勞動力相關的移民已經增加了一倍，主要是由東向西的移民。這個流動的勞工網路，被剝奪了權利，與有組織的勞工切斷了聯絡，並延伸到農業以外的護理工作、運輸、建築、餐飲業、酒店業和旅遊業。

當病毒開始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在大多數羅馬尼亞人工作的義大利和西班牙開始蔓延時，移民們受到了雙重打擊。由於封鎖使經濟陷入停頓，大多數人被解僱，被迫遷回羅馬尼亞，在那裡似乎仍有一點點社會歸屬感。在西方國家，他們發現自己被排斥在外，成為多餘的、一次性的廉價勞動力，沒有資格享受福利或其他形式的社會保障；在國內，他們被排斥為一種致命疾病的攜帶者，不僅僅是病毒，還有他們的失業狀態和無保障的工人身份，使本已脆弱不堪的社會體系更加不堪重負。

在這裡，歐盟核心的社會契約就會變得更加尖銳：核心國家積累了東歐廉價勞動力所產生的利潤，同時將大部分成本轉嫁到他們和他們的母國身上。鑑於這種狀況，進一步談論 “歐洲團結”的空洞性質似乎沒有必要。

目前的情況並不是從冠狀病毒開始的，也不僅僅是歐盟內部更廣泛的關係網中的一個細節。它構成了歐洲資本主義運作的結構性因素。事實上，它是支撐歐盟的因素，也是其在全球多個行業（如護理、製造和旅遊等領域）的全球競爭力的關鍵。這種剝削關係經常被變態地描述為東歐人的一種特權，他們應該慶幸地接受這種特權。

與此同時，在羅馬尼亞投資的西方資本享受著歐洲最高的企業收益率。雖然企業收入的稅率已經類似於避稅天堂，而工資收入的稅率卻過高，外國企業透過稅收最佳化策略，可以進一步將利潤外部化。羅馬尼亞國家在體制上太過軟弱，沒有興趣徵稅，反而更願意透過國內廉價的工業勞動力來維持經濟增長，為德國為首的歐盟出口經濟服務。

托馬斯·皮凱蒂曾描述過西方國家如何透過從歐盟內部的不平衡發展中獲取資源和利潤。工資差異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透過投資、前國有資產私有化、低稅率和慷慨的立法使利潤很容易（如果不是完全合法的話）被抽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透過歐盟的預算機制回到東歐當地。

這些國家如何在保持小規模赤字的同時，又能投資於發展專案、基礎設施、衛生和教育？顯然不太可能。迄今為止，希臘在2009年經濟危機後的例子是最著名的例子，但非歐元區歐盟邊緣國家的情況也是類似的。

隨著冠狀病毒肆虐西歐，主流媒體正確地抨擊了歐洲對義大利缺乏團結，義大利在致命的大流行病高峰期被鄰國拋棄。我們一再看到，當迫不得已時，歐盟內部的結構等級制度鼓勵將國家利益置於歐洲內部團結之上。

更令人失望的是，西歐左翼在這一問題上保持著聾子的沉默。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大多數左翼人士一直在努力表達出一種連貫的歐盟政策方針，而不是抽象的、缺乏力量的對“團結”的呼籲。左翼中有一部分人贊同這樣的觀點，認為只有在國家邊界內才有可能恢復戰後福利國家的安排，因此，左翼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給移民工人的東西。然而，更廣泛的挑戰是，如何在現存的反對有組織勞工和左翼的制度框架內，從弱者的立場出發，提出一套明確的要求。

在波蘭、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國，除了陳詞濫調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因此，那裡的許多工人階級選民選擇在維克托·歐爾班等人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背後，反對這種結構性的不平衡，就不令人驚訝了。羅馬尼亞的政治氛圍明顯不同，正是因為很大一部分人仍然依賴歐盟內部的不平等分工。正如羅馬尼亞總統克勞斯·約翰尼斯在被問及開頭提到的擠滿農業工的機場時直接地說，他們“寧願”在歐洲被剝削，也不願在國內面臨窮困潦倒，國內的工資在歐盟國家中是最低的，國家將國內生產總值的最小比例用於醫療和社會服務。

歐盟的結構使國家和地區之間歷史上積累的不平等自然化，單靠政策改革是無法消除的，但歐盟層面的一些改革可以緩解移民工人的困境，增強他們的能力，甚至可能為更激進的設計開闢一條道路。

這些措施包括在所有歐洲國家強制規定現實的生活工資。羅馬尼亞每月290歐元的淨最低工資，甚至連大城市的房租都不夠支付。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將大大降低向國外轉移的壓力，並提高國內的消費和稅收收入。在歐洲一級的普遍基本收入建議也值得認真關注，因為這些建議可以為最脆弱的人提供即時救濟，從而減輕在危險條件下工作的壓力，就像目前的大流行病期間許多人的情況一樣。

作者認為，更激進的做法是，必須設想結束東歐作為廉價勞動力儲備庫的地位。東歐人的工資不僅普遍低於西方人，而且與他們自己的勞動生產率相比也是如此。歐洲法律應該迫使東歐的企業降低利潤率，支付更高的工資。恢復有效的勞動法也是最重要的。東歐國家在尋求外國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降低了稅率，並廢除了社會主義時期保護工人的勞動法。這大大加劇了不穩定的就業狀況，併為歐洲大陸勞動力後備軍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只要大量東歐人向西遷移到歐盟核心國工作，這些國家的政府就應該向歐盟核心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對境內的所有工人承擔更多的責任。在歐洲範圍內擴大和深化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將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保護，並在成員國之間更平均地分配他們的社會再生產成本。

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建議，但對於保護數百萬的東歐（和其他）移民工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每天都面臨著難以想象的威脅和障礙，只為謀生。這種被疫情暴露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根深蒂固地運作在歐盟的核心，必須成為認真關注的物件，否則，歐爾班和勒龐派提出的方案將是唯一的選擇。

疫情下的全球就業市場與工作制度變革

2020年全球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挑戰

伴隨著各國企業的陸續解禁，封鎖政策的逐漸放寬，人們似乎正在一步步地迴歸到“正常生活”中去。但是，疫情所帶來的影響絕非是能在短短几個月內被消除的，2020年應屆畢業生所面對的就業壓力也反映了疫情所造成的巨大經濟衝擊。

嚴峻的就業形勢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問題。對於全球各國的2020屆畢業生以及各國的招聘企業而言，他們同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局面與挑戰。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導致了許多企業出現了經營以及財政上的問題，甚至有部分企業在給出工作機會後又撤回工作邀請。《FT中文網》刊登的文章《2020屆全球畢業生就業前景如何》表示：“英國畢業生就業網站Prospects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28%的畢業生遭遇了工作邀請被取消或到崗日期被推遲。美國全國大學與僱主協會（NACE）的資料顯示，4%的會員撤銷了工作邀請，20%的會員正在考慮撤銷，而21%的會員取消了實習邀請。該協會研究主管埃德溫·科克（Edwin Koc）表示，這‘相當不尋常……上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是在2009年，當時9%的僱主決定撤銷工作邀請’。”

考慮到目前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以及個人所揹負的沉重的學生貸款，許多畢業生表示自己將放棄先前規劃的職業道路，將目標轉移至能夠提供工作機會的公司。根據《洛杉磯時報》的報道，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大四學生薩曼莎·埃雷拉·富恩特斯·達維拉（Samantha Herrera Fuentes Davila）正在調整自己工作方向。這位22歲的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對公共衛生和能源感興趣，她夢想著為聯合國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在看到一些朋友的父母在大流行期間失去了被認為“並非必不可少的”企業工作後，她擴大了搜尋範圍。她開始在那些最近服務需求激增的公司（例如流影片公司）中尋找職位。與此同時，許多畢業生也在等待工作機會的同時努力學習例如程式設計等新技能、完善簡歷、起草求職信、練習影片面試技巧，他們希望這些努力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就業競爭力。

《三聯生活週刊》的作者李秀莉在文章《應屆畢業生口述：我們有點難》中寫道，“據教育部公開資料，2020年應屆高校畢業生比去年增長40萬，達到874萬。一邊是攀升的畢業生數量，一邊是疫情影響下，嚴峻的就業形勢。有機構統計，截至2020年3月31日，在春招季（2月3日以來）活躍求職的應屆生較去年增加了56%，但企業對應屆生的招聘需求規模同比下降22%。”根據《澎湃新聞》文章《874萬應屆畢業生疫情下的求職路》中所提供的資料，“作為應屆畢業生崗位創造主體的小微企業（100人以下）應屆生需求同比降幅達到了60%。”

由於企業招聘規模的縮減，2020屆畢業生所面對的就業競爭壓力遠遠高過了往年。許多企業則進一步提高了招聘標準，以此來篩選出合適的求職者。《874萬應屆畢業生疫情下的求職路》一文中還寫道，“企業招聘規模縮減，為數不多的席位更要留給‘精英中的精英’，對求職者的要求水漲船高。多位應屆畢業生對澎湃新聞表示，自己今年求職經歷的難度和去年‘學長學姐相比差別太大’。”另一方面，由於目前就業市場的競爭過於激烈，許多應屆畢業生也降低了對於工作薪資的要求。文章中的應屆畢業生張琪表示：“一開始應聘時我對薪資會有比較基礎的要求，但找工作找到最後，幾乎把薪資放到最後考慮……只要我找到的工作能讓我在當地租得起房子、足夠日常基本開銷就可以了，之後的職業發展和薪酬增幅都以後再打算。”

疫情造成的嚴峻就業形勢可能將會對2020屆畢業生產生長遠的工作影響。《大西洋月刊》的報道指出，許多找到工作的人出於必要而從事了薪水較低的工作，但是這些工作與他們所接受的教育關係較弱。他們可能會被困在這樣的工作中，直到經濟狀況好轉為止，然後他們不得不花更多的時間來跳槽，直到找到更適合自己的職位為止。往往是經過多年的拖延後，他們才開始取得職業上的進步。與此類似，《FT中文網》在《2020屆全球畢業生就業前景如何》中寫道，沃頓商學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人力資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負責人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表示：“與在經濟衰退之前和之後進入就業市場的其他年輕人相比，在經濟衝擊期間進入行業的畢業生在長達10年後仍面臨更高的失業率、更低的工資和更糟糕的就業前景。”

綜合這些情況看來，2020屆的畢業生需要在找到工作與規劃個人職業發展路徑之間找到平衡。但是，基於當下嚴峻的就業環境，以及許多畢業生急於入職的心態，要找到一份從長遠看來有助於個人發展的工作絕非易事。在政府呼籲各行各業復工復產，為社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當下，畢業生們也只能在耐心等待的同時，努力提升個人的競爭力。

後疫情時期的彈性工作制

在應屆畢業生苦於求職的當下，在職員工們則在經歷一場由疫情帶來的工作制度的革新。在疫情期間，許多公司鼓勵員工透過遠端辦公的方式完成工作。當時，一些公司員工和領導認為遠端居家工作是替代常規辦公的“臨時性舉措”。但是，隨著企業和員工們對於居家辦公這樣更具彈性的工作制度日漸熟悉，許多工作者提出在度過疫情後保留這樣的居家工作模式。據Onrec新聞報道，在英國，有超過1300萬工作者（佔總工作者人數的44%）要求永久保留彈性工作制度。另一方面，包括芬蘭總理以及紐西蘭總理紛紛提出，鼓勵企業採取每週工作4天的新工作制。紐西蘭總理阿德恩認為，相較於傳統的每週工作5天的工作制度，新的工作制度將為人們帶來更多私人時間，並可能促進國內旅遊業的發展。以上兩種工作模式的革新分別從工作地點和工作時間兩方面對原有的固定工作制度發起衝擊，工作者們也表達了他們渴望擁抱更具有彈性的工作制度的願望。

在本次疫情中，許多企業取消了原有的商務會議，轉而利用Zoom、Google Meet等技術展開線上會議。對於工作者而言，這樣的改變減少了商務旅行的舟車勞頓，也增加了在家辦公的比重。據BBC新聞報道，為多個企業提供人力資源諮詢的專家Emily Draycott-Jones 表示，“新冠使企業僱主們擺脫了傳統的想法，即生產力取決於辦公室環境中設定的工作時間。”對於工作者而言，他們試圖向僱主證明，有彈性的工作環境將會提高他們的工作效率，並節省下非必要的工作時間。

而遠端辦公所帶來的益處不僅僅停留在工作本身，對於女性工作者而言，更加靈活的辦公地點將有助於她們以及另一半在工作與家庭生活中找到平衡點。根據CNBC新聞的報道顯示，居家辦公將為女性工作者帶來以下好處：首先，根據2019年FlexJobs對2000多名子女不滿18歲的女性的調查，許多女性在生完孩子後都面臨了工作上的斷檔。被調查者中約有31%的人表示，她們不想這樣做，但又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工作場所缺乏靈活性。而她們在經歷這次斷檔後很難重新回到工作中去，這樣的工作中斷對她們的收入和工作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是，如果企業和僱主能夠為女性員工提供更為靈活的工作環境，那麼女性工作者或許可以證明自己同樣可以在辦公室之外完成工作。這樣的工作模式也將減少女性中斷工作的機率。

另一方面，對於男性工作者而言，能夠居家遠端辦公意味著他們也將擁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家人和孩子，這也可能減少女性工作者的壓力。長期以來，許多女性工作者不得不同時應對工作以及照顧家人（尤其是孩子）的雙重責任，而男性開始居家工作則意味著許多家庭可以建立更為公平的家務分工，同時父母雙方也可以合理分擔育兒責任。

與居家辦公相對應的，是部分企業以及員工提出的每週4天工作制度。《706青年空間》的作者小小烏鴉在文章《一週四天工作制是拯救社畜的獨家秘笈嗎？》中表示，“四天工作制的優點主要體現在節能減排、提高效率和平衡工作與生活三個方面，涉及個人、家庭、企業和社會經濟等不同層面。一項英國的研究表明，人們在工作日的有效工作時間平均下來是2小時53分鐘，參與調查的人裡面只有21%認為自己能夠在工作日保持全天專注……在辦公空間內，工作之外的活動佔據了很多時間，這些“摸魚”行為包括刷社交媒體、閱讀新聞、同事閒聊、和朋友打電話等等。由此可知，長時間的‘在場’並不等於持續的 ‘產出’。”而一週工作4天的新工作制度為員工留出了充足的時間來平衡生活與工作，緩解工作所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每週工作4天的工作制度帶來的）長週末讓人們有充足的時間陪伴家人，增加與朋友和伴侶的有效交流時間。尤其是對於有子女的職工家庭來說，長週末提高了家長們在子女生活中的參與度，能夠增進親子感情。”

小小烏鴉表示，從工作效率來看，每週4天工作制為“職工留出足夠的空間來處理私人生活中的各種事務，能夠提高員工在工作中的活躍度，同時這也意味著專注度、參與度與自我滿意度都得以提高。”新的工作制度也激勵員工在4天內完成5天的工作量，使得員工尋找新的、更為高效的工作方法。從員工的感受來看，“許多員工也將減少的工作時間視為‘一種禮物’和‘一種特權（而不是一種權利）’，並且對企業充滿了深厚的善意和互惠感，這表明員工們願意‘加倍努力’並思考 ‘我該怎麼做才能回饋’。”

部分企業也表示，將每週工作日縮短為4天將減少他們在水電、辦公用品上的消耗，幫助他們控制運營成本。小小烏鴉同時指出，從社會經濟上來看，長週末以及4天工作制度可以“刺激消費、提振經濟，平衡收入與支出。丹麥、挪威、瑞典等國都曾在經濟遇冷緊縮時不同程度推行過四天工作制，以鼓勵人們娛樂消費，擴大市場內需。”

據BBC新聞報道，目前包括亞馬遜、巴克萊銀行、Facebook、Goggle、微軟等多家企業已經決定延長員工在家辦公的時間，而Facebook以及微軟等公司也在考慮推行每週4天工作制的可行性。對於企業以及工作者而言，疫情所帶來的大規模工作模式的轉變也使得人們能有機會思考傳統工作模式的不足，併為員工嘗試新的工作模式帶來可能性。

肯定是留在大陸好。大陸儘管錢掙得不多，但起碼生命有保障。鈔票什麼時候都可以掙，但生命對於每個人來說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