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短的“紅色故事”有：
一、農忙
1942年年底，轟轟烈烈的延安大生產運動開始後，毛主席更忙了。他有個習慣，喜歡晚上辦公，有時一忙就是一個通宵。這樣，毛主席的睡眠時間就越來越少了。大生產運動期間，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還要和中央機關的同志們一塊去參加勞動。
那時，熊雲在中央機要科當譯電員，他們跟主席一塊住在棗園。棗園有一排窯洞，用兩道牆隔成了三個院，主席住在北邊的院內，機要科住在中間的一個院裡。
機要科的同志們見主席工作那麼忙，休息時間卻那樣少，很擔心他累壞了身體。趁主席到地頭去的當兒，他們幾個機要員一合計，就搶著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幫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著他們這一幫十六七歲的小青年，擺手示意不讓他們幫助，並說：“你們挖的地，不算我的勞動，親手幹才算自己的勞動。”
就這樣，毛主席用了幾個下午的時間，親手挖了兩畝多地，並在地上澆了水，上了肥，種上了西紅柿、辣椒等蔬菜。綠油油的蔬菜、豐碩的果實綴在枝頭上，把棗園的後山坡裝點得更加美麗了。
二、有轎車不做
延河畔響起的隆隆馬達聲和清脆的喇叭聲，吸引著延安軍民。警衛戰士們更是有說不出的高興：“這回毛主席外出開會再也不用騎馬走路了！”
老紅軍楊辛克，貴州松桃人。抗日戰爭時期，曾擔任毛主席的警衛員。後任抗大學員、八路軍129師358旅教育幹事、指導員、公安總局科長、豫西地區副專員、貴州省工業廳副廳長、省經委副主任。1983年6月，楊辛克同志向我回憶起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車還是騎馬而引發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抗戰時期的延安，中央領導到哪裡都是騎馬或步行。一位華僑送給延安兩輛小轎車，警衛戰士們有說不出的高興：“這回毛主席外出開會再也不用騎馬、走路了！”可是沒料到，在分配車時，毛主席提出要考慮軍事工作的需要，照顧年齡較大的同志。
儘管大家都希望配給毛主席一輛轎車，可在他的一再堅持下，一臺配給了主管軍事工作的朱老總，另一臺配給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林伯渠、吳玉章）。
三、毛主席對毛岸英“約法三章”
“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是毛主席對自己兒子的“約法三章”。一些領導幹部的腐敗，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發的，如果他們也用毛澤東的這個“約法三章”，黨內又何來因子女而產生的腐敗呢？田志芳，四川廣安人。
1933年參加紅軍，抗日戰爭時期曾任營長、團參謀長，建國後，曾任東北軍區後勤部車管處處長、瀋陽軍區後勤部軍事代辦處顧問。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說的延安時期毛主席對兒了毛岸英嚴格要求的故事，對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機關大食堂吃晚飯時，田志芳發現新來了一位同志，高個、寬肩、體格健壯，著一身洗得乾乾淨淨的藍布軍裝，顯得很精幹。他發現這人有些面熟，在哪見過呢？尋思半天，可怎麼也沒想起來。吃完晚飯，田志芳來到楊家嶺溝口的花園。這裡原來是個墓地，叫楊家墳。
中央機關搬到楊家嶺後，就在這裡種上花草、瓜菜，便成了個小花園。這會兒，紅茸茸的雞冠花、紫幽幽的牽牛花、黃橙橙的南瓜連成一片，別有一番情趣。田志芳在一個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風檔案準備看上兩頁。這時，只見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和一個青年慢慢走來，細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們一邊走，一邊親切交談，從他身旁走過。他連忙問身邊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誰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剛從蘇聯回來。”“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兒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腦門，怪不得面熟呢，原來是毛主席的兒子。
可他又有了疑問：“怎麼毛主席的兒子還和咱們一起吃大灶？他剛從蘇聯回來，能吃慣咱這小米飯、山藥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說：“毛主席一向對自己要求嚴格，給毛岸英‘約法三章’，要他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啊，原來是這樣。過了一段時間，看不到毛岸英同志來大食堂吃飯了。
後來，在國民黨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來了。他的臉變黑了，身體也瘦了。一打聽，原來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兒子派到最艱苦的山區，上“勞動大學”去了。
在那兒，他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身為領袖的毛澤東同志，對自己的子女嚴格要求，使邊區軍民很受教育。由於黨的領導同志都這樣以身作則，所以，艱苦奮鬥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風。
四、董存瑞
1948年5月1日，第11縱隊從朝陽地區西進，兵鋒直指熱河省會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25日，隆化戰鬥打響。董存瑞所在連隊擔負攻擊國民黨守軍防禦重點隆化中學的任務，他擔任爆破組長。
在全連戰鬥動員會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決心：“我就是死後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學的外壕裡去，讓大家踩著我們把隆化拿下來。”戰鬥開始後，他帶領戰友們接連炸燬4座炮樓、5座碉堡，勝利完成了規定的任務。連隊隨即發起衝鋒，突然遭敵一隱蔽的橋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鎖。
部隊受阻於開闊地帶，二班、四班接連兩次對暗堡爆破均未成功。此時，離發起總攻僅15分鐘。在這關鍵時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連長請戰：“我是共產黨員，請准許我去！”毅然抱起炸藥包，衝向暗堡。
前進中他左腿負傷，仍頑強堅持衝至橋下。由於橋型暗堡距地面超過身高，兩頭橋臺又無法放置炸藥包，他毫不猶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藥包，右手拉燃導火索，高喊：“為了新中國，衝呀！”將暗堡炸燬。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為部隊開闢了前進的道路，年僅19歲。
五、張思德
1944年初，張思德響應黨中央大生產運動的號召，主動報名參加中央機關組織的生產小分隊，到離延安70多里的安塞縣生產農場，被選為農場副隊長。同年7月，進安塞縣山中燒木炭。他處處起模範帶頭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裡最苦最累，他就出現在哪裡，每到出炭時總是最先鑽進窯中作業。
9月5日，天下著雨，張思德帶著突擊隊的戰友們照常進山趕挖新窯。中午時分，炭窯在雨中發生崩塌。危急時刻，張思德一把將戰士小白推出窯口，自己卻被埋在坍塌的土裡，戰友得救了，張思德卻獻出了年僅29歲的生命。
簡短的“紅色故事”有：
一、農忙
1942年年底，轟轟烈烈的延安大生產運動開始後，毛主席更忙了。他有個習慣，喜歡晚上辦公，有時一忙就是一個通宵。這樣，毛主席的睡眠時間就越來越少了。大生產運動期間，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還要和中央機關的同志們一塊去參加勞動。
那時，熊雲在中央機要科當譯電員，他們跟主席一塊住在棗園。棗園有一排窯洞，用兩道牆隔成了三個院，主席住在北邊的院內，機要科住在中間的一個院裡。
機要科的同志們見主席工作那麼忙，休息時間卻那樣少，很擔心他累壞了身體。趁主席到地頭去的當兒，他們幾個機要員一合計，就搶著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幫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著他們這一幫十六七歲的小青年，擺手示意不讓他們幫助，並說：“你們挖的地，不算我的勞動，親手幹才算自己的勞動。”
就這樣，毛主席用了幾個下午的時間，親手挖了兩畝多地，並在地上澆了水，上了肥，種上了西紅柿、辣椒等蔬菜。綠油油的蔬菜、豐碩的果實綴在枝頭上，把棗園的後山坡裝點得更加美麗了。
二、有轎車不做
延河畔響起的隆隆馬達聲和清脆的喇叭聲，吸引著延安軍民。警衛戰士們更是有說不出的高興：“這回毛主席外出開會再也不用騎馬走路了！”
老紅軍楊辛克，貴州松桃人。抗日戰爭時期，曾擔任毛主席的警衛員。後任抗大學員、八路軍129師358旅教育幹事、指導員、公安總局科長、豫西地區副專員、貴州省工業廳副廳長、省經委副主任。1983年6月，楊辛克同志向我回憶起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車還是騎馬而引發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抗戰時期的延安，中央領導到哪裡都是騎馬或步行。一位華僑送給延安兩輛小轎車，警衛戰士們有說不出的高興：“這回毛主席外出開會再也不用騎馬、走路了！”可是沒料到，在分配車時，毛主席提出要考慮軍事工作的需要，照顧年齡較大的同志。
儘管大家都希望配給毛主席一輛轎車，可在他的一再堅持下，一臺配給了主管軍事工作的朱老總，另一臺配給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林伯渠、吳玉章）。
三、毛主席對毛岸英“約法三章”
“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是毛主席對自己兒子的“約法三章”。一些領導幹部的腐敗，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發的，如果他們也用毛澤東的這個“約法三章”，黨內又何來因子女而產生的腐敗呢？田志芳，四川廣安人。
1933年參加紅軍，抗日戰爭時期曾任營長、團參謀長，建國後，曾任東北軍區後勤部車管處處長、瀋陽軍區後勤部軍事代辦處顧問。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說的延安時期毛主席對兒了毛岸英嚴格要求的故事，對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機關大食堂吃晚飯時，田志芳發現新來了一位同志，高個、寬肩、體格健壯，著一身洗得乾乾淨淨的藍布軍裝，顯得很精幹。他發現這人有些面熟，在哪見過呢？尋思半天，可怎麼也沒想起來。吃完晚飯，田志芳來到楊家嶺溝口的花園。這裡原來是個墓地，叫楊家墳。
中央機關搬到楊家嶺後，就在這裡種上花草、瓜菜，便成了個小花園。這會兒，紅茸茸的雞冠花、紫幽幽的牽牛花、黃橙橙的南瓜連成一片，別有一番情趣。田志芳在一個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風檔案準備看上兩頁。這時，只見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和一個青年慢慢走來，細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們一邊走，一邊親切交談，從他身旁走過。他連忙問身邊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誰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剛從蘇聯回來。”“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兒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腦門，怪不得面熟呢，原來是毛主席的兒子。
可他又有了疑問：“怎麼毛主席的兒子還和咱們一起吃大灶？他剛從蘇聯回來，能吃慣咱這小米飯、山藥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說：“毛主席一向對自己要求嚴格，給毛岸英‘約法三章’，要他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啊，原來是這樣。過了一段時間，看不到毛岸英同志來大食堂吃飯了。
後來，在國民黨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來了。他的臉變黑了，身體也瘦了。一打聽，原來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兒子派到最艱苦的山區，上“勞動大學”去了。
在那兒，他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身為領袖的毛澤東同志，對自己的子女嚴格要求，使邊區軍民很受教育。由於黨的領導同志都這樣以身作則，所以，艱苦奮鬥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風。
四、董存瑞
1948年5月1日，第11縱隊從朝陽地區西進，兵鋒直指熱河省會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25日，隆化戰鬥打響。董存瑞所在連隊擔負攻擊國民黨守軍防禦重點隆化中學的任務，他擔任爆破組長。
在全連戰鬥動員會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決心：“我就是死後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學的外壕裡去，讓大家踩著我們把隆化拿下來。”戰鬥開始後，他帶領戰友們接連炸燬4座炮樓、5座碉堡，勝利完成了規定的任務。連隊隨即發起衝鋒，突然遭敵一隱蔽的橋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鎖。
部隊受阻於開闊地帶，二班、四班接連兩次對暗堡爆破均未成功。此時，離發起總攻僅15分鐘。在這關鍵時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連長請戰：“我是共產黨員，請准許我去！”毅然抱起炸藥包，衝向暗堡。
前進中他左腿負傷，仍頑強堅持衝至橋下。由於橋型暗堡距地面超過身高，兩頭橋臺又無法放置炸藥包，他毫不猶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藥包，右手拉燃導火索，高喊：“為了新中國，衝呀！”將暗堡炸燬。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為部隊開闢了前進的道路，年僅19歲。
五、張思德
1944年初，張思德響應黨中央大生產運動的號召，主動報名參加中央機關組織的生產小分隊，到離延安70多里的安塞縣生產農場，被選為農場副隊長。同年7月，進安塞縣山中燒木炭。他處處起模範帶頭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裡最苦最累，他就出現在哪裡，每到出炭時總是最先鑽進窯中作業。
9月5日，天下著雨，張思德帶著突擊隊的戰友們照常進山趕挖新窯。中午時分，炭窯在雨中發生崩塌。危急時刻，張思德一把將戰士小白推出窯口，自己卻被埋在坍塌的土裡，戰友得救了，張思德卻獻出了年僅29歲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