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登上了《新青年》的頁面，一時間，舉國轟動。標誌著中國文學由告別古典，走向現代的文學革命，吹響它的第一聲號角。
在今天看來如此莊重，嚴肅的文學革命，在其發動的時候，卻帶有一些戲劇性的成分。
當初文學革命的先行者胡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受到了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觀點的影響，開始嘗試著用白話文寫詩，卻慘遭同學任叔永等人的嘲笑。
胡適這可不樂意了，他放下豪言，要用白話寫出最好的詩，並把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寫成一篇文章，也就是後來的文學革命的第一發聲——《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了美國的留學生雜誌上。
於是文學革命就這樣浩浩蕩蕩地開展了嗎？
答案是，沒有。不僅沒有，胡適在美國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甚至可以說是連一絲水花都沒有濺起。
《文學改良芻議》首次在美國發表時的影響，為何與後來在《新青年》上發表時差距如此之大？
這就涉及到了本篇文章想要討論的重點——前期準備工作的重要性。
若要挖掘“五四”文學革命成功的原因，我們必將我們的目光在時空上放長遠，落到先前進行的晚清文學上，看這一前期文學到底是如何影響文學革命的程序的。
那麼，晚清文學是如何為文學革命做鋪墊，使得革命可以信心百倍，大步前行的呢？
01能力者的覺醒，為革命準備了思想基礎
“五四”新文學自然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更非神秘的“天外來客”，他是從晚清文學的濫觴中，從文學傳統中進一步放大，延伸，拓展而成的。
在新文學開始前的晚清之際，政治黑暗，國勢衰微，外有帝國主義強權，內有清政府腐朽軟弱，總體上中國是處在一個危機四伏的環境中。
但有句話也說的好，“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當帝國主義和清政府腐朽的社會現狀，如大石一般壓在了華人民身上的時候，總有一部分憂國憂民的先覺者爆發了。
梁啟超就是其中之一。
梁啟超尋找救國良策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器物變革受挫，到戊戌維新變法的制度層面變革失敗，梁啟超越發感到啟蒙的重要性，企圖透過文學啟蒙解決“文學根本”的問題，這個時候，改革的傾向轉向了思想精神層面的變革。
而思想精神的改革，須得從文學層面起，利用文學的特質，轉變人的觀念，從而達到轉變人的行動。
而當時的文學境況又是如何的呢？
因為正規化理論的作用，曾經輝煌的古典文學已經至晚清時節已經容納不進更多的新事物了，逐步走上萎縮之態，埋下了不滿的奔突的種子。
在此現狀下，就像是歷史的呼喚一般，梁啟超開始倡言“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而正是這三界革命的啟迪，使得文壇上各個魔鬼蛇神都撕開了假善的偽裝，高舉著刀槍棍棒，將矛頭直指社會的黑暗。
曾樸在《孽海花》中這樣寫道：
“君相的斧鉞，威行百年；文～人的筆墨，威行千年。”
講的是文人的筆桿啊，比軍相的權勢更厲害。而有關與文學的此般論述，在當時可謂是數不勝數。
孽海花
曾樸這些人的筆像刀劍一樣，大膽，直截了當地點出了文學作品的重要，這文學啊，不像是刀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粗暴的很，文學是藥，治腦子的藥，慢慢的，溫柔的，就把你頭腦中的思想轉變了。
要知道，人的思想一通透了，就什麼都不怕了。
文學革命的發聲，正需要的就是通透的思想。
正是這些或鼓吹人權，批判專治，或呼喚民族精神，民主共和，或書寫民生苦難的文章，帶著民主與科學的光輝，為後來“五四”文學革命的誕生奠定了寶貴的思想基礎和文學實踐。
這也正是契合了“五四”文學革命的觀念，欲新一國之民，先新一國之思想，文學革命的思想觀也並不是憑空得來的，而是依靠前期歷史人民的奮鬥成果得來的，文學革命思想觀的前期準備，便也由此可知了。
02民智的啟迪，為革命準備了群眾基礎
古語有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說的就是老百姓的重要性，得民心者的天下，沒有一項革命的推進和成功，是不需要老百姓的擁護支援的。
文學革命亦然。
在文學革命發起的前期，有個非常有利的因素出現了——印刷術和傳媒工具的發展。
而這兩項因素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將開明的文人作品，傳遞給了各地百姓。
在當時，隨著科舉制的廢除，新式學堂可謂是遍地開花，孕育了一大批飽含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紛紛赴歐美日本留學，中外文化的碰撞，使得文學觀念不斷推進現代，而這些因素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為文學革命儲備了源源不斷的作家主體。
而作家一多，作品自然就多了。有供給就有需求，商業市場立馬嗅到了這個商機，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出版，印刷行業快速發展，直到1911年，國內的報紙已經多達500多家。
報紙多了，印刷的份數多了，新文學的思想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機會也就多了。
晚清印刷車間
如果一個新觀念如果直接擺在你的眼前，想必很多人定是不屑一顧的，但若是很多人每天都來你的面前談論贊揚這個觀點，久而久之，你的觀點也就變了——至少不會那麼抗拒了。
所以在當時，人民大眾其實都是比較傾向於去接受新文學的，這也直接促成了《文學改良芻議》一經刊出，反響熱烈的狀況。
清末文學為文學革命的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使得人民可以很快的接受文學革命的理念，助力文學革命的推行。
反觀今日，每一項重大改革措施實施前，都是要運用各種媒體途徑讓人們進行學習瞭解，原因為何，也就清晰了。
03挖掘前期準備的精華，是革命成功之利器
正如劉勰所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的興衰和時代的變遷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不同時代孕育出來的文學雖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認的是，若是沒有前期文學的儲備和經驗的積累，後期文學革命哪裡能進行的如此水到渠成，好戲連臺呢？
同樣的，有了文學，思想，群眾的鋪墊，文學革命才能以勢如破竹之勢展開，但同樣的，革命者們也需要從漫長的時代長河中，尋找出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條件，並加以利用。
1920年3月，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白話文新詩集——胡適的《嘗試集》出版了，這篇小說集正是吸收了詩界革命中黃遵憲“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主張，並加以發揚，使之為白話文全國推廣，為全華人民文化理解，文化啟蒙做了傑出貢獻。
“啟蒙”一個古老的民族，是現代中國文學正式走出第一步時就要背上的重負，“亡國滅種”的焦慮感，也是現代中國文學誕生之時便先天帶有的情感基因，因此詩情才筆也罷，文學革命也罷，心之所繫，皆極沉重，千呼萬喚，盡是啼血之音。
也正是這些先人們的字字箴言，浴火奮鬥，換來了今天的光明，如果我們可以從先人的言語中體味感悟出什麼對今日有益之處，由古觀近，取其精華加以利用，便也不負先人們數百年奮鬥的期望了。
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登上了《新青年》的頁面，一時間，舉國轟動。標誌著中國文學由告別古典，走向現代的文學革命，吹響它的第一聲號角。
在今天看來如此莊重，嚴肅的文學革命，在其發動的時候，卻帶有一些戲劇性的成分。
當初文學革命的先行者胡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受到了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觀點的影響，開始嘗試著用白話文寫詩，卻慘遭同學任叔永等人的嘲笑。
胡適這可不樂意了，他放下豪言，要用白話寫出最好的詩，並把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寫成一篇文章，也就是後來的文學革命的第一發聲——《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了美國的留學生雜誌上。
於是文學革命就這樣浩浩蕩蕩地開展了嗎？
答案是，沒有。不僅沒有，胡適在美國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甚至可以說是連一絲水花都沒有濺起。
《文學改良芻議》首次在美國發表時的影響，為何與後來在《新青年》上發表時差距如此之大？
這就涉及到了本篇文章想要討論的重點——前期準備工作的重要性。
若要挖掘“五四”文學革命成功的原因，我們必將我們的目光在時空上放長遠，落到先前進行的晚清文學上，看這一前期文學到底是如何影響文學革命的程序的。
那麼，晚清文學是如何為文學革命做鋪墊，使得革命可以信心百倍，大步前行的呢？
01能力者的覺醒，為革命準備了思想基礎
“五四”新文學自然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更非神秘的“天外來客”，他是從晚清文學的濫觴中，從文學傳統中進一步放大，延伸，拓展而成的。
在新文學開始前的晚清之際，政治黑暗，國勢衰微，外有帝國主義強權，內有清政府腐朽軟弱，總體上中國是處在一個危機四伏的環境中。
但有句話也說的好，“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當帝國主義和清政府腐朽的社會現狀，如大石一般壓在了華人民身上的時候，總有一部分憂國憂民的先覺者爆發了。
梁啟超就是其中之一。
梁啟超尋找救國良策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器物變革受挫，到戊戌維新變法的制度層面變革失敗，梁啟超越發感到啟蒙的重要性，企圖透過文學啟蒙解決“文學根本”的問題，這個時候，改革的傾向轉向了思想精神層面的變革。
而思想精神的改革，須得從文學層面起，利用文學的特質，轉變人的觀念，從而達到轉變人的行動。
而當時的文學境況又是如何的呢？
因為正規化理論的作用，曾經輝煌的古典文學已經至晚清時節已經容納不進更多的新事物了，逐步走上萎縮之態，埋下了不滿的奔突的種子。
在此現狀下，就像是歷史的呼喚一般，梁啟超開始倡言“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而正是這三界革命的啟迪，使得文壇上各個魔鬼蛇神都撕開了假善的偽裝，高舉著刀槍棍棒，將矛頭直指社會的黑暗。
曾樸在《孽海花》中這樣寫道：
“君相的斧鉞，威行百年；文～人的筆墨，威行千年。”
講的是文人的筆桿啊，比軍相的權勢更厲害。而有關與文學的此般論述，在當時可謂是數不勝數。
孽海花
曾樸這些人的筆像刀劍一樣，大膽，直截了當地點出了文學作品的重要，這文學啊，不像是刀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粗暴的很，文學是藥，治腦子的藥，慢慢的，溫柔的，就把你頭腦中的思想轉變了。
要知道，人的思想一通透了，就什麼都不怕了。
文學革命的發聲，正需要的就是通透的思想。
正是這些或鼓吹人權，批判專治，或呼喚民族精神，民主共和，或書寫民生苦難的文章，帶著民主與科學的光輝，為後來“五四”文學革命的誕生奠定了寶貴的思想基礎和文學實踐。
這也正是契合了“五四”文學革命的觀念，欲新一國之民，先新一國之思想，文學革命的思想觀也並不是憑空得來的，而是依靠前期歷史人民的奮鬥成果得來的，文學革命思想觀的前期準備，便也由此可知了。
02民智的啟迪，為革命準備了群眾基礎
古語有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說的就是老百姓的重要性，得民心者的天下，沒有一項革命的推進和成功，是不需要老百姓的擁護支援的。
文學革命亦然。
在文學革命發起的前期，有個非常有利的因素出現了——印刷術和傳媒工具的發展。
而這兩項因素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將開明的文人作品，傳遞給了各地百姓。
在當時，隨著科舉制的廢除，新式學堂可謂是遍地開花，孕育了一大批飽含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紛紛赴歐美日本留學，中外文化的碰撞，使得文學觀念不斷推進現代，而這些因素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為文學革命儲備了源源不斷的作家主體。
而作家一多，作品自然就多了。有供給就有需求，商業市場立馬嗅到了這個商機，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出版，印刷行業快速發展，直到1911年，國內的報紙已經多達500多家。
報紙多了，印刷的份數多了，新文學的思想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機會也就多了。
晚清印刷車間
如果一個新觀念如果直接擺在你的眼前，想必很多人定是不屑一顧的，但若是很多人每天都來你的面前談論贊揚這個觀點，久而久之，你的觀點也就變了——至少不會那麼抗拒了。
所以在當時，人民大眾其實都是比較傾向於去接受新文學的，這也直接促成了《文學改良芻議》一經刊出，反響熱烈的狀況。
清末文學為文學革命的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使得人民可以很快的接受文學革命的理念，助力文學革命的推行。
反觀今日，每一項重大改革措施實施前，都是要運用各種媒體途徑讓人們進行學習瞭解，原因為何，也就清晰了。
03挖掘前期準備的精華，是革命成功之利器
正如劉勰所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的興衰和時代的變遷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不同時代孕育出來的文學雖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認的是，若是沒有前期文學的儲備和經驗的積累，後期文學革命哪裡能進行的如此水到渠成，好戲連臺呢？
同樣的，有了文學，思想，群眾的鋪墊，文學革命才能以勢如破竹之勢展開，但同樣的，革命者們也需要從漫長的時代長河中，尋找出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條件，並加以利用。
1920年3月，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白話文新詩集——胡適的《嘗試集》出版了，這篇小說集正是吸收了詩界革命中黃遵憲“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主張，並加以發揚，使之為白話文全國推廣，為全華人民文化理解，文化啟蒙做了傑出貢獻。
“啟蒙”一個古老的民族，是現代中國文學正式走出第一步時就要背上的重負，“亡國滅種”的焦慮感，也是現代中國文學誕生之時便先天帶有的情感基因，因此詩情才筆也罷，文學革命也罷，心之所繫，皆極沉重，千呼萬喚，盡是啼血之音。
也正是這些先人們的字字箴言，浴火奮鬥，換來了今天的光明，如果我們可以從先人的言語中體味感悟出什麼對今日有益之處，由古觀近，取其精華加以利用，便也不負先人們數百年奮鬥的期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