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是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嚴重戕害的農民形象。他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盡壓迫和屈辱，但他不能正視自己被壓迫的悲慘地位，反而自我安慰，即使是在受汙辱甚至要被殺頭的情況下，他也以為自己是精神上的“勝利者”。後來人們就常把阿Q作為這種用假想的勝利來自我安慰的“精神勝利法”的代稱。 阿Q（Ākiū），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的主人公，是“精神勝利者”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視，反而用自我安慰的辦法，說自己是“勝利者”。 阿Q精神 即“精神勝利法”，作為一種普遍的精神現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烙上了民族恥辱的極深印記。在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不斷衝擊下，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現實環境使他產生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理。“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表現。與此同時，農民本身的階級弱點，小生產者在私有制社會里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經濟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築，物質決定著精神。阿Q面臨著一切生存的困境，並且地位低下，連名字都說不上來。雖然他作過一些努力，包括投機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敗而告終，阿Q依然是阿Q。物質上的絕望，必然要用精神來安慰。我認為《阿Q正傳》所映射出中國民族的多種劣根性和醜態,主要有下列數種： 一、自私卑怯、偷雞摸狗 阿Q是喜與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與王胡打架輸了時，便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假洋鬼子哭喪棒才舉起來，他已伸出頭顱以待了。對更瘦小更窮的小D，則揎拳擄臂擺出挑戰的態度，對毫無抵抗力的小尼姑則動手動腳，或者偷老尼姑的蘿蔔，要求和寡婦吳媽睡覺，輕薄孤單老弱和貧窮，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現。徐旭生與魯迅討論華人的民族性，結果說華人的大毛病是聽天任命與中庸，這毛病大約是由惰性而來的。魯迅回答他道；這不是由於惰性，是由於卑怯性。“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以自慰，倘他有了權力別人奈何他不得時，則兇殘橫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並不中庸。”阿Q並沒有像楊白勞那麼窮。莊裡的窮人並不只他一個。但是，趨炎赴勢、欺負窮人老弱孤寡，又偏愛偷雞摸狗，這是阿Q在未莊特別受歧視的原因。 阿Q不單趨炎附勢，欺負比他窮和弱的小D，還特別貪財，他的口頭禪總是在比家裡“闊”，“先前闊”、“兒子闊”，或者他發財了，也是來路不正。為此他常常做小偷。“阿Q這回的回來，卻與先前大不同，確乎很值得驚異。天色將黑，他睡眼蒙朧的在酒店門前出現了，他走近櫃檯，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在櫃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穿的是新夾襖，看去腰間還掛著一個大搭連，沉鈿鈿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線。”於是未莊人都道他發財了，一時連趙太爺、鄒七嫂、秀才娘子全都來找他買舊衣物，後來才知他是做了個小偷，而且只是配合同夥，在偷兒中“不過是一個小腳色，不但不能上牆，並且不能進洞，只站在洞外接東西”。 二、自欺欺人 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他長期受封建階級的剝削、壓迫，被剝奪了作為一個人的正常權力的結果，他生活在被侮辱被損害的環境中，心猶未甘又無力反抗，只好以妥協求生存，以自欺欺人的思想方法達到精神上的自我滿足。“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裡，甚而至於對於兩位“文童”也有以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趙太爺，錢太爺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錢之外，就因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獨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這一段描寫，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典型。阿Q連自己的姓氏都沒人知道，卻獨獨不拿一般人的價值觀當回事，還自我感覺良好，以為將來兒子賺的錢能夠給他帶來地位。如：阿Q常捱打。阿Q與人家打架吃虧時，心裡就想道：“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真不像樣，兒子居然打起老子來了。”阿Q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又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你算是什麼東西”呢！？於是他也心滿意足儼如得勝地回去了。當趙太爺的兒子中了秀才時，阿Q自稱姓趙而去祝賀，卻被看不起而打了一頓。這時候他也想“投降革命”了，為的是夢想平時對他不屑一顧欺負他的人都紛紛下跪求饒，所有的女人財物歸他挑選。林毓生說：“阿Q……的精神勝利法，僅只是他的表面特徵，而更為基本的特徵則是他缺乏內在的自我……如果我們把阿Q透過社會所獲得的傳統文化體系的因素，也包括進去作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麼，阿Q便可以稱為幾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為的動物了。”（《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215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阿Q並非沒有平等和民主的潛意識，當他巴結趙太爺受挫後，他會自己給自己找心理平衡，不但不自視為渺小，反而把權威與貴人們看得不值一提。這又反映了他自尊的一面。從這一點上說，阿Q身上也並不是沒有一點可愛之處。這正是魯迅塑造的人物的生動真實之處。 三、愚昧投機 阿Q本來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盪到未莊，趙太爺父子都盤起辮子贊成革命，阿Q看得眼熱，也想做起革命黨來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過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於革命意義，實絲毫沒有了解。所以一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門裡去告他謀反的罪名，好讓他滿門抄斬。《華蓋集·忽然想到》那一條道：“華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決不會吃苦的；因為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這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遠存在。在中國唯有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了反覆著先前的命運。”善於投機似乎成為中國民族劣根性之一。 阿Q的耳朵裡，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裡來的意見，以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殊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寫阿Q先認為“革命便是造反”而一向“深惡”，後來革命使“舉人老爺”怕而“神往”，“鳥男女”慌張而“快意”。這段直接描述心理的文字，直接反映了阿Q的落後愚昧和對革命的不理解而盲從得意。阿Q的“革命暢想曲”，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①他對革命的理解僅僅停留在“造反”認識上，形式也僅僅只是“結夥”打劫。他設想的革命黨的衣飾和兵器等也都反映了他思想意識的落後、對革命理解的荒謬與無知。②他認為革命就是報復欺負過他的人，他設想殺人也就不分青紅皂白，而把同樣受壓迫的小D和王胡也包括在其中，說明他根本不知道革命的目的、不明確革命的物件。③他把革命當作佔有金錢的手段，心目中只有“東西”——錢和物，搶財物是他的目的，而且是自己“不動手”。④他的另一目的，就是對女人的態度——找女人。他在對女人的選擇上：有的嫌醜，有的嫌小，有的嫌作風不正，有的嫌眼上長疤，有的又可惜腳太大，這充分反映了他在得意忘形之後的心理狀態，也充分表現了他的“精神勝利法”的性格特徵。 阿Q的種種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長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還佔統治地位時期，他連簡單的生存技能都沒有，只能做著最低階的短工，住在偏僻的土穀祠，沒有人願意瞭解他的姓名，他經常受到趙太爺、假洋鬼子甚至一般人的蔑視，對這些他都以“精神勝利法”一笑了之。他又除了財物與女人之外，沒有任何的精神追求。由於他在政治上承受著沉重的壓迫，經濟上遭受著殘酷的剝削，精神上蒙受著長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著種種屈辱，所以他有自發的革命要求，希望透過抗爭，改變自己的現狀，但是由於長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陝隘、封建、保守等落後思想。自發的革命要求和落後的思想意識，在阿Q身上始終是矛盾著的，他是這種矛盾性格的統一體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個落後而不覺悟的農民典型、縮影。 阿Q給人們留深刻的印象，具體如下： 一、阿Q這個形象令人笑中帶淚。對於失敗、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難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會悲傷之後繼續奮鬥；憤怒之後難以忘懷；不滿之後努力改變困境。但阿Q卻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獨特的、但同時又是病態心理表現的對付方法，那便是“精神勝利法”。而阿Q的“精神勝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帶淚的原因所在。 二、阿Q這個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他在未莊人的眼裡根本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料而已。阿Q地位低下，想巴結趙秀才的父親趙太爺，可趙太爺家不願意與他同姓趙，阿Q不懂愛情，也沒有任何精神追求，他追求寡婦吳媽只是因為捏小尼姑觸動了他本能的需要，卻遭到懲罰。這就使阿Q愈發人不像人。他從沒有想過習得一技之長或者出外投奔革命，也沒有一個社會上公民的責任感和道德感，想要改變命運只能寄希望於他所誤解了的、令舉人老爺們懼怕的革命。而到最後，阿Q還是被趙家告狀而枉殺，結束了他短暫而不幸的一生。所有這些，無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時，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許多的陋習：賭博、喝酒、偷了東西還耍賴，更甚至明裡、暗裡地耍流氓，調戲婦女。 三、阿Q這個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後被壓迫、落後、不覺悟農民的縮影。 總之，阿Q是個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過目難忘的辛亥革命前後不覺悟、被壓迫的農民形象。
阿Q是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嚴重戕害的農民形象。他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盡壓迫和屈辱，但他不能正視自己被壓迫的悲慘地位，反而自我安慰，即使是在受汙辱甚至要被殺頭的情況下，他也以為自己是精神上的“勝利者”。後來人們就常把阿Q作為這種用假想的勝利來自我安慰的“精神勝利法”的代稱。 阿Q（Ākiū），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的主人公，是“精神勝利者”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視，反而用自我安慰的辦法，說自己是“勝利者”。 阿Q精神 即“精神勝利法”，作為一種普遍的精神現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烙上了民族恥辱的極深印記。在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不斷衝擊下，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現實環境使他產生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理。“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表現。與此同時，農民本身的階級弱點，小生產者在私有制社會里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經濟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築，物質決定著精神。阿Q面臨著一切生存的困境，並且地位低下，連名字都說不上來。雖然他作過一些努力，包括投機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敗而告終，阿Q依然是阿Q。物質上的絕望，必然要用精神來安慰。我認為《阿Q正傳》所映射出中國民族的多種劣根性和醜態,主要有下列數種： 一、自私卑怯、偷雞摸狗 阿Q是喜與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與王胡打架輸了時，便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假洋鬼子哭喪棒才舉起來，他已伸出頭顱以待了。對更瘦小更窮的小D，則揎拳擄臂擺出挑戰的態度，對毫無抵抗力的小尼姑則動手動腳，或者偷老尼姑的蘿蔔，要求和寡婦吳媽睡覺，輕薄孤單老弱和貧窮，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現。徐旭生與魯迅討論華人的民族性，結果說華人的大毛病是聽天任命與中庸，這毛病大約是由惰性而來的。魯迅回答他道；這不是由於惰性，是由於卑怯性。“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以自慰，倘他有了權力別人奈何他不得時，則兇殘橫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並不中庸。”阿Q並沒有像楊白勞那麼窮。莊裡的窮人並不只他一個。但是，趨炎赴勢、欺負窮人老弱孤寡，又偏愛偷雞摸狗，這是阿Q在未莊特別受歧視的原因。 阿Q不單趨炎附勢，欺負比他窮和弱的小D，還特別貪財，他的口頭禪總是在比家裡“闊”，“先前闊”、“兒子闊”，或者他發財了，也是來路不正。為此他常常做小偷。“阿Q這回的回來，卻與先前大不同，確乎很值得驚異。天色將黑，他睡眼蒙朧的在酒店門前出現了，他走近櫃檯，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在櫃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穿的是新夾襖，看去腰間還掛著一個大搭連，沉鈿鈿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線。”於是未莊人都道他發財了，一時連趙太爺、鄒七嫂、秀才娘子全都來找他買舊衣物，後來才知他是做了個小偷，而且只是配合同夥，在偷兒中“不過是一個小腳色，不但不能上牆，並且不能進洞，只站在洞外接東西”。 二、自欺欺人 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他長期受封建階級的剝削、壓迫，被剝奪了作為一個人的正常權力的結果，他生活在被侮辱被損害的環境中，心猶未甘又無力反抗，只好以妥協求生存，以自欺欺人的思想方法達到精神上的自我滿足。“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裡，甚而至於對於兩位“文童”也有以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趙太爺，錢太爺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錢之外，就因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獨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這一段描寫，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典型。阿Q連自己的姓氏都沒人知道，卻獨獨不拿一般人的價值觀當回事，還自我感覺良好，以為將來兒子賺的錢能夠給他帶來地位。如：阿Q常捱打。阿Q與人家打架吃虧時，心裡就想道：“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真不像樣，兒子居然打起老子來了。”阿Q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又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你算是什麼東西”呢！？於是他也心滿意足儼如得勝地回去了。當趙太爺的兒子中了秀才時，阿Q自稱姓趙而去祝賀，卻被看不起而打了一頓。這時候他也想“投降革命”了，為的是夢想平時對他不屑一顧欺負他的人都紛紛下跪求饒，所有的女人財物歸他挑選。林毓生說：“阿Q……的精神勝利法，僅只是他的表面特徵，而更為基本的特徵則是他缺乏內在的自我……如果我們把阿Q透過社會所獲得的傳統文化體系的因素，也包括進去作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麼，阿Q便可以稱為幾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為的動物了。”（《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215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阿Q並非沒有平等和民主的潛意識，當他巴結趙太爺受挫後，他會自己給自己找心理平衡，不但不自視為渺小，反而把權威與貴人們看得不值一提。這又反映了他自尊的一面。從這一點上說，阿Q身上也並不是沒有一點可愛之處。這正是魯迅塑造的人物的生動真實之處。 三、愚昧投機 阿Q本來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盪到未莊，趙太爺父子都盤起辮子贊成革命，阿Q看得眼熱，也想做起革命黨來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過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於革命意義，實絲毫沒有了解。所以一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門裡去告他謀反的罪名，好讓他滿門抄斬。《華蓋集·忽然想到》那一條道：“華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決不會吃苦的；因為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這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遠存在。在中國唯有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了反覆著先前的命運。”善於投機似乎成為中國民族劣根性之一。 阿Q的耳朵裡，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裡來的意見，以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殊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寫阿Q先認為“革命便是造反”而一向“深惡”，後來革命使“舉人老爺”怕而“神往”，“鳥男女”慌張而“快意”。這段直接描述心理的文字，直接反映了阿Q的落後愚昧和對革命的不理解而盲從得意。阿Q的“革命暢想曲”，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①他對革命的理解僅僅停留在“造反”認識上，形式也僅僅只是“結夥”打劫。他設想的革命黨的衣飾和兵器等也都反映了他思想意識的落後、對革命理解的荒謬與無知。②他認為革命就是報復欺負過他的人，他設想殺人也就不分青紅皂白，而把同樣受壓迫的小D和王胡也包括在其中，說明他根本不知道革命的目的、不明確革命的物件。③他把革命當作佔有金錢的手段，心目中只有“東西”——錢和物，搶財物是他的目的，而且是自己“不動手”。④他的另一目的，就是對女人的態度——找女人。他在對女人的選擇上：有的嫌醜，有的嫌小，有的嫌作風不正，有的嫌眼上長疤，有的又可惜腳太大，這充分反映了他在得意忘形之後的心理狀態，也充分表現了他的“精神勝利法”的性格特徵。 阿Q的種種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長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還佔統治地位時期，他連簡單的生存技能都沒有，只能做著最低階的短工，住在偏僻的土穀祠，沒有人願意瞭解他的姓名，他經常受到趙太爺、假洋鬼子甚至一般人的蔑視，對這些他都以“精神勝利法”一笑了之。他又除了財物與女人之外，沒有任何的精神追求。由於他在政治上承受著沉重的壓迫，經濟上遭受著殘酷的剝削，精神上蒙受著長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著種種屈辱，所以他有自發的革命要求，希望透過抗爭，改變自己的現狀，但是由於長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陝隘、封建、保守等落後思想。自發的革命要求和落後的思想意識，在阿Q身上始終是矛盾著的，他是這種矛盾性格的統一體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個落後而不覺悟的農民典型、縮影。 阿Q給人們留深刻的印象，具體如下： 一、阿Q這個形象令人笑中帶淚。對於失敗、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難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會悲傷之後繼續奮鬥；憤怒之後難以忘懷；不滿之後努力改變困境。但阿Q卻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獨特的、但同時又是病態心理表現的對付方法，那便是“精神勝利法”。而阿Q的“精神勝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帶淚的原因所在。 二、阿Q這個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他在未莊人的眼裡根本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料而已。阿Q地位低下，想巴結趙秀才的父親趙太爺，可趙太爺家不願意與他同姓趙，阿Q不懂愛情，也沒有任何精神追求，他追求寡婦吳媽只是因為捏小尼姑觸動了他本能的需要，卻遭到懲罰。這就使阿Q愈發人不像人。他從沒有想過習得一技之長或者出外投奔革命，也沒有一個社會上公民的責任感和道德感，想要改變命運只能寄希望於他所誤解了的、令舉人老爺們懼怕的革命。而到最後，阿Q還是被趙家告狀而枉殺，結束了他短暫而不幸的一生。所有這些，無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時，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許多的陋習：賭博、喝酒、偷了東西還耍賴，更甚至明裡、暗裡地耍流氓，調戲婦女。 三、阿Q這個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後被壓迫、落後、不覺悟農民的縮影。 總之，阿Q是個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過目難忘的辛亥革命前後不覺悟、被壓迫的農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