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點：
都是借詠蟬來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題為詠蟬，實為自詠。由於他們的身世、遭遇、感情、氣質的不同，雖吟詠的是同一個物件，卻出現迥然各異的面貌，極富個性特徵和審美情趣。
不同點：
虞世南筆下之蟬，是清雅華貴之蟬，駱賓王筆下是絕望吶喊之蟬。詩如其人，蟬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輝映。正如清代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所說：“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虞世南以“垂緌”來形容蟬的觸鬚，這一形象便帶有特定的象徵意義。駱賓王的“無人信高潔”，為蟬打抱不平，為自己的處境而悲傷。
附：託物言志 各臻奇妙——讀唐人詠蟬三絕
唐代虞世南有《蟬》、駱賓王有《在獄詠蟬》、李商隱也有《蟬》詩。
這三首詠物詩，吟詠的物件都是蟬。但由於作者的身世、處境不同，三首詩所表現的感情、蘊含意境就迥然不同，思想藝術、個性特徵也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全無雷同之嫌，因 而被人稱之為唐人詠蟬三絕。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虞世南《蟬》)
詩人以蟬自喻，亦是自勉自勵。蟬聲之所以遠揚，一般人都認為是藉秋風傳送之故。虞氏強調的則是蟬的生性高潔，是“居高聲自遠”的結果。正如修養完美的人，並不需要過多借助外因，他的名聲就會遠播千里，受到人們的愛戴一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詩人讚頌的正是植根於人心靈深處的那種內在的品格和人格力量。讀完該詩，我們不難想象詩人自身清廉純正的人品、雍容不疲的風度和高雅脫俗的氣韻。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霜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駱賓王《在獄詠蟬》)
這是駱賓王因上書議政，觸犯武則天而被誣陷入獄，在獄中聞蟬聲有感而作。詩人將遭受不白之冤的悲憤與悽楚孤寂的思鄉之情融在一起，更增添了感情悲憤的分量。“誰為表予心”，有誰來為我表明一個清白之心呢？卒章顯其志，希望有知己的朋友出來講幾句公道的話，為自己洗清冤獄。這絕望中的吶喊，憤懣中的期待，深沉而激烈，蒼涼而悲壯，有極強的感染力。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李商隱《蟬》)
讀完全詩我們自然會發現，詩人在這裡有一層言外之意。蟬的怨恨還能得到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處境又有誰來同情和理解呢？自己的悲哀要遠勝於秋蟬。
縱觀三首詠蟬詩，他們都在詠蟬，但都不單純是詠蟬，而是借詠蟬來寄寓自己內心的獨特感受。詠物僅僅是藉端，抒情言志才是本意。我們說，單純的詠物，僅停留於物體外部的表面上，儘管這種描繪有時能達到逼真的程度，但因缺乏內心深處的感情內涵，所詠之物，往往有形無神，有我無情，是見物不見人。蘇軾曾經說過，如果寫詠物詩沒有寄託，那便和兒童的猜謎詩差不多。
這三首詩的共同點，都是借詠蟬來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題為詠蟬，實為自詠。由於他們三人的身世、遭遇、感情、氣質的不同，雖吟詠的是同一個物件，卻出現迥然各異的面貌，極富個性特徵和審美情趣。
虞世南筆下之蟬，是清雅華貴之蟬，駱賓王筆下是絕望吶喊之蟬，李商隱筆下是窘迫無援之蟬。詩如其人，蟬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輝映。正如清代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所說：“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
其次，詠物詩既然要抒情言志，詠物又見人，那就必須正確處理好人與物的關係。而詠物詩畢竟以所詠之物為物件，如果離開所詠之物去抒發感情，那必失去依託，就不像詠物詩了。如果太粘於物上，不能自拔那又會成為謎語詩。因此古人認為，寫好詠物詩的關鍵是不即不離，不溼不粘。即說，既要不遊離於物，又不要太粘於物。這三首詩的另一個特點正是不即不離。在曲盡事物妙處的基礎上來寫人物的情似。
如虞世南詩的前兩句，寫蟬，在寫蟬的外形、叫聲、習性，既簡練又傳神。如果三四兩句再多費筆墨潑灑，必累贅、重複太粘著於物了。於是詩人突然將詩意翻上一層，表達了自己對於“居高”的獨特感受。這種感受又是與“流響出疏桐”緊緊地聯絡在一起，既沒丟掉蟬的形象，又沒粘於物上。人的思想感情與蟬的形象水乳交融。
李商隱詩的前四句著重描寫蟬的悲苦形象，暗喻了自己的處境，轉而直抒胸臆，歸結又回到詠蟬上。其中詠物和詠人，分分合合，時隱時顯，既不粘於物又不離開物。至於駱賓王的“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將詠物和寫人結合得渾然一體，既是賦物又是言情，達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再次，這三首詩為了託物言情，採用了許多的藝術手法，如移情、擬人、襯托、巧遇等。其中最為成功的手法是比興。所謂“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興”就是先吟他物引起所詠之詞。詠物詩託物言情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巧妙的比興。這三首詩都是以蟬起興的，以蟬來自比。反過來，作者又將自身之情移之於蟬，賦予蟬獨特的神情、性靈。因此在這三首詩中，人與蟬的比擬是雙向的，不是被動地以此物比之於彼物，而是由蟬及人，又由蟬及人的雙向流動，最後達到物我相融的境界。
詩人在描繪蟬時，往往抓住最切合自己特點的形象，如虞世南以“垂緌”來形容蟬的觸鬚，這一形象便帶有特定的象徵意義。李商隱聽蟬聲，突出了蟬的怨恨之聲。怨恨之聲又暗喻著自己的憤懣不平之情。駱賓王的“無人信高潔”，為蟬打抱不平，為自己的處境而悲傷。可以說，在這三首詩中，有什麼樣的感情詩人，就有什麼樣的蟬；有什麼樣的蟬就象徵著什麼樣的詩人。比興手法中的象徵作用和移情作用，在這裡得到了高度的統一。這也是這三首詩的共同特點。
相同點：
都是借詠蟬來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題為詠蟬，實為自詠。由於他們的身世、遭遇、感情、氣質的不同，雖吟詠的是同一個物件，卻出現迥然各異的面貌，極富個性特徵和審美情趣。
不同點：
虞世南筆下之蟬，是清雅華貴之蟬，駱賓王筆下是絕望吶喊之蟬。詩如其人，蟬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輝映。正如清代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所說：“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虞世南以“垂緌”來形容蟬的觸鬚，這一形象便帶有特定的象徵意義。駱賓王的“無人信高潔”，為蟬打抱不平，為自己的處境而悲傷。
附：託物言志 各臻奇妙——讀唐人詠蟬三絕
唐代虞世南有《蟬》、駱賓王有《在獄詠蟬》、李商隱也有《蟬》詩。
這三首詠物詩，吟詠的物件都是蟬。但由於作者的身世、處境不同，三首詩所表現的感情、蘊含意境就迥然不同，思想藝術、個性特徵也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全無雷同之嫌，因 而被人稱之為唐人詠蟬三絕。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虞世南《蟬》)
詩人以蟬自喻，亦是自勉自勵。蟬聲之所以遠揚，一般人都認為是藉秋風傳送之故。虞氏強調的則是蟬的生性高潔，是“居高聲自遠”的結果。正如修養完美的人，並不需要過多借助外因，他的名聲就會遠播千里，受到人們的愛戴一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詩人讚頌的正是植根於人心靈深處的那種內在的品格和人格力量。讀完該詩，我們不難想象詩人自身清廉純正的人品、雍容不疲的風度和高雅脫俗的氣韻。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霜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駱賓王《在獄詠蟬》)
這是駱賓王因上書議政，觸犯武則天而被誣陷入獄，在獄中聞蟬聲有感而作。詩人將遭受不白之冤的悲憤與悽楚孤寂的思鄉之情融在一起，更增添了感情悲憤的分量。“誰為表予心”，有誰來為我表明一個清白之心呢？卒章顯其志，希望有知己的朋友出來講幾句公道的話，為自己洗清冤獄。這絕望中的吶喊，憤懣中的期待，深沉而激烈，蒼涼而悲壯，有極強的感染力。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李商隱《蟬》)
讀完全詩我們自然會發現，詩人在這裡有一層言外之意。蟬的怨恨還能得到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處境又有誰來同情和理解呢？自己的悲哀要遠勝於秋蟬。
縱觀三首詠蟬詩，他們都在詠蟬，但都不單純是詠蟬，而是借詠蟬來寄寓自己內心的獨特感受。詠物僅僅是藉端，抒情言志才是本意。我們說，單純的詠物，僅停留於物體外部的表面上，儘管這種描繪有時能達到逼真的程度，但因缺乏內心深處的感情內涵，所詠之物，往往有形無神，有我無情，是見物不見人。蘇軾曾經說過，如果寫詠物詩沒有寄託，那便和兒童的猜謎詩差不多。
這三首詩的共同點，都是借詠蟬來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題為詠蟬，實為自詠。由於他們三人的身世、遭遇、感情、氣質的不同，雖吟詠的是同一個物件，卻出現迥然各異的面貌，極富個性特徵和審美情趣。
虞世南筆下之蟬，是清雅華貴之蟬，駱賓王筆下是絕望吶喊之蟬，李商隱筆下是窘迫無援之蟬。詩如其人，蟬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輝映。正如清代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所說：“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
其次，詠物詩既然要抒情言志，詠物又見人，那就必須正確處理好人與物的關係。而詠物詩畢竟以所詠之物為物件，如果離開所詠之物去抒發感情，那必失去依託，就不像詠物詩了。如果太粘於物上，不能自拔那又會成為謎語詩。因此古人認為，寫好詠物詩的關鍵是不即不離，不溼不粘。即說，既要不遊離於物，又不要太粘於物。這三首詩的另一個特點正是不即不離。在曲盡事物妙處的基礎上來寫人物的情似。
如虞世南詩的前兩句，寫蟬，在寫蟬的外形、叫聲、習性，既簡練又傳神。如果三四兩句再多費筆墨潑灑，必累贅、重複太粘著於物了。於是詩人突然將詩意翻上一層，表達了自己對於“居高”的獨特感受。這種感受又是與“流響出疏桐”緊緊地聯絡在一起，既沒丟掉蟬的形象，又沒粘於物上。人的思想感情與蟬的形象水乳交融。
李商隱詩的前四句著重描寫蟬的悲苦形象，暗喻了自己的處境，轉而直抒胸臆，歸結又回到詠蟬上。其中詠物和詠人，分分合合，時隱時顯，既不粘於物又不離開物。至於駱賓王的“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將詠物和寫人結合得渾然一體，既是賦物又是言情，達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再次，這三首詩為了託物言情，採用了許多的藝術手法，如移情、擬人、襯托、巧遇等。其中最為成功的手法是比興。所謂“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興”就是先吟他物引起所詠之詞。詠物詩託物言情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巧妙的比興。這三首詩都是以蟬起興的，以蟬來自比。反過來，作者又將自身之情移之於蟬，賦予蟬獨特的神情、性靈。因此在這三首詩中，人與蟬的比擬是雙向的，不是被動地以此物比之於彼物，而是由蟬及人，又由蟬及人的雙向流動，最後達到物我相融的境界。
詩人在描繪蟬時，往往抓住最切合自己特點的形象，如虞世南以“垂緌”來形容蟬的觸鬚，這一形象便帶有特定的象徵意義。李商隱聽蟬聲，突出了蟬的怨恨之聲。怨恨之聲又暗喻著自己的憤懣不平之情。駱賓王的“無人信高潔”，為蟬打抱不平，為自己的處境而悲傷。可以說，在這三首詩中，有什麼樣的感情詩人，就有什麼樣的蟬；有什麼樣的蟬就象徵著什麼樣的詩人。比興手法中的象徵作用和移情作用，在這裡得到了高度的統一。這也是這三首詩的共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