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0年到1976年，這7年的時間裡，所有的高校幾乎都是按照教育部的“自願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查”的十六字方針進行招生。

 自願報考，統一考試，擇優錄取”。

在迄今為止的高考中，1977年的高考是最為特殊的一屆。因為這一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唯一一次在冬季進行的高考。而當時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高考已經被擱置了十一年之久，所以這也是恢復之後的第一屆。

而這第一屆，本來是要在1978年才進行的，而且還是按照傳統的“自願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原則進行的。不過，因為一個人的勸說，卻讓當時剛剛恢復工作不久的鄧小平改變了主意。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要說高考，自然得簡單聊聊它的前身：在中國延續了一千五百年的科舉制度。這一偉大的創舉來自於隋文帝和隋煬帝父子。他們採用這種方法，使全華人民有了統一的考核標準，終於成功擺脫了魏晉以來憑藉高官給自家子弟隨便評等級就能做官的“九品中正制”的束縛。終於寒門也可以出貴子了，這才能讓李世民看到春風得意的考生，開心大喊：“天下英雄盡入朕彀中！”

從此以後，“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的科舉考試的民間熱情被廣泛調動了起來。世家大族，豪門權貴再也不能隨意把持朝政了。因此中國在科舉制產生後，無數的寒門透過這條路最終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和命運。

新中國成立以後，科舉制度變成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只要能獲得好的成績，就能在理想的大學開始新的人生，成為國家的棟樑。而國家更是為了考慮到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將考試分為了文科和理科（就如同古代有文舉和武舉一樣）兩部分。以便更方便地尋找到可用的人才。

但是，全國的高考在1966年停止了。因為時代背景的影響，從1966年—1970年這段時間之內，全國的大學是並沒有進行招生的——因為此時，所有的大學老師因為政策原因，前往了“五七幹校”進行新的思想學習，而尚在讀書的學生們則開始響應中央號召開始開展革命運動，因此在這四年的時間裡，是新中國高校教育的空白時期。

不過，到了1970年，毛主席在發現了苗頭不對之後，發出了“大學還是要辦得”批示。不過大學學生的選拔政策倒發生了一些改變——因為與此幾乎同時進行的，還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學生能參加高考的數量實在不足，因此新的辦法是就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從這個時候開始，諸如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而在1971年，有關於高校工作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最終決定：高校恢復招生。招生的物件為初中畢業，同時經過兩年或以上，參與過勞動鍛鍊的工農兵學員。從1970年到1976年，這7年的時間裡，所有的高校幾乎都是按照教育部的“自願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查”的十六字方針進行招生。

誠然，無數優秀的工農兵學員有機會在學府經過修學之後，他們不管是在專業知識還是理論水平都有了巨大的進步。可是這也造成了很多問題。由於當時進行的是“群眾推薦，領導批准”的方針進行招生。

因此也有不少的人便利用了這點魚目混珠，透過各方的打點成功混入了高等學府進行學習。在這裡，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學習的熱情，可是他們在一些理論的理解方面，確實不大擅長，而是更專注於實踐。這就使得當時高校招收的很多學生在進入高校之後的第一件事情，是瘋狂補習中小學基礎課程的奇特景象常常出現。這也讓鄧公十分惱火。

在鄧公重新主持工作後，便立即開始開會進行恢復高考的討論。在一次會議中，清華大學的黨委負責人談到了目前學校的情況：“現在，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是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得知這個情況後，鄧公有些生氣地揶揄道：“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好了，還叫什麼大學！”

這句話立刻使得在場的一位學者心中百感交集，於是也再顧不上自己身份，立即舉手：“鄧副主席，我要發言！”

這位學者，便是在不久前（2019年8月1日）去世的電化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院士。

查全性院士出生於安徽的一個書香世家，他們“查”（讀zhā）這個姓是很罕見的，像著名的清代詩人查慎行便是他們這一家族中所出。查全性先生的祖父查秉鈞，還是清代的翰林。他的父親叫查謙，早年作為清朝的公派學生，赴美留學，專門攻讀物理方面的知識，回國後擔任了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的第一任院長。

而查全性自己則在1950年時從武漢大學畢業，隨後還作為人才被派往蘇聯的莫斯科大學進行進一步學習。

對了，他們查家還出過一位著名的武俠小說家：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鏞）。若論起輩分，二人還可能是遠房親戚！

雖說查全性的父親就在武漢大學擔任院長，但是查全性自己可完全是憑著自己出色的天賦和刻苦的努力學習才進入的大學，並留校成為了教授。

據《人民日報》對他的一些報導：

“他的本職工作是從事電極過程動力學的研究和教學，是新中國成立後，這一學科發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一屆‘中國電化學成就獎’的獲得者。他的科研成果，在1987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他撰寫的《電極過程動力學導論》一書，1976年出版，此後30年，一直是中國研究生用的主要教材之一，被研究生們稱之為中國電化學的‘聖經’。”

在特殊時期，與我們的印象不同的是，大部分“斯文掃地”的都是文科類學者。理工類學者幾乎都沒怎麼受到牽連。在此期間我們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7），發射了“東方紅”一號衛星（1970），修通了成昆鐵路（1970），發現了青蒿素（1971），下海了核潛艇（1974）——這麼多成就，沒有他們的努力是萬萬不可能的。因此查全性先生也僅僅是失去了在大學裡的講課資格，但是他的實驗室完全沒有受到破壞，他還可以安心進行他的實驗和學術研究的總結，也才能在1976年發表《電極過程動力學導論》一書。

在1977年的一天，還在進行研究的查全性先生接到了去北京開會的通知。但是不知道是誰要求召開的，也不知道有誰，更不知道是為什麼召開。就這樣稀裡糊塗地來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會議名叫“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科學界領頭的是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教育界領頭的是教育部長劉西堯！而會議開始之後他才知道，原來召開的是關於恢復高考的討論！

因此，在他聽到清華大學的報告後，結合自己這幾年的經歷，不勝唏噓，百感交集，於是才果斷舉手，便有了剛剛說到的那一幕。他對鄧公說道：

“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原因呢？一是中小學的教育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但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的問題。”

見鄧公聽得非常認真，查全性便繼續說道：

“不是沒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們改進了招生制度，每年從600多萬名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大量知識青年中，招收20多萬合格的學生是完全可能的。”

“現行的招生制度，有四個嚴重弊端：一、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那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佔去了招生名額，這是極不合理的。二、現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沒有特殊關係的工農子弟上大學。群眾反映說：解放前上大學靠錢，特殊運動前17年靠分，現在靠權。解放前，我們沒有錢，現在沒有權，靠分還能有份。三、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不當之風，而且越演越烈。據我所知，今年招生還沒有開始，已經有人開始請客送禮，走後門。制度不改，走後門不正之風剎不住。四、嚴重影響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現在，甚至連小學生都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要憑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

說到這裡，查全性已經趨於慷慨，言語中不無怒氣。

鄧公聽著他的發言，不斷地進行點頭——因為在他還在基層工作的時候，就已經看見了因為這樣的政策而衍生出的很多亂象：正如之前所說，工農兵學員總體而言是比較積極的，因為他們成功在七年沒有高考的日子裡填補了高校教育的空缺部分。目前很多學員也變成了主要的骨幹成員。可是，按照當時進行選拔標準的“十六字方針”的問題也非常明顯。

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無賴兒混蛋”。這就是赤裸裸的“血統論”，對自己的身份進行刻意的標榜。因此很多“黑五類”這樣非工農兵家庭出身的成員們即使是想透過接受高等教育來挽回自己的聲譽，可是卻被這一句話給直接噎回去了。而選上來的工農兵學員們則文化差異非常大（因為沒有筆試，只有推薦）。其中只有中小學文化的學員數量竟然在此前1972年的一次統計之中佔到了80%以上。這也就意味著，這些學員在大學裡還得補習中學課程。實在是鬧了不少笑話。

與此同時，雖然說的是要群眾推薦，但是實際上的操作情況，不就是群眾們被迫推薦，只需要領導同意，走個過場就行的事情嗎？這樣的制度，最後不就又重新回到了魏晉時期，那“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樣的“九品中正制”了嗎？這對於社會的發展，人民參與的積極度都是極大的打擊！

因此，在鄧公第一次復出的1975年，那時他便想著，高考是時候被恢復了。於是他一邊整頓，一邊試點。嘗試的方式就是從高中畢業生中進行招生，這樣就至少避免了大部分的推薦中的不公平。

可是沒想到，剛剛恢復工作不久，他又被打倒了。這一行動也就無疾而終。

直到1977年，鄧公才又一次主持了工作。因此這一次，他一分鐘也不想再等了，他甚至直接表示：“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誰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後門’！”。

在得到鄧公的認可之後，查全性接著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一，應該建立全國統一的招生報考制度，招生名額不要下到基層，由省、市、自治區掌握。現在名額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後門很嚴重，名額分配上，多得脹死，少的餓死。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嚴防洩露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重點考語文、數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三，要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能按自己志願選擇專業。大學生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也可以從社會青年中招。有些人沒有上過高中，但實際上達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資歷的限制。只要採取了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質量，就會大為改觀，收到十分顯著的效果。”

這一番言論，可謂是立刻激起了在場所有人的熱情——因為在此前幾天的時間之內，儘管參會的人員很多，但是大家都只是不痛不癢地發表了一些一板一眼的話，從來沒有談及這個問題的根源。原因也很簡單，這些高校工作者在一段時間之內都被打倒過，因此他們依然還抱著階級鬥爭的思維。即使知道問題，但是第一時間反省的竟然是自己是不是思想出了問題。

所以，儘管大家都知道問題，不過也都不敢說。而這時查全性先生做出了第一個這樣的發言，且對面的鄧公還顯然沒有一點要發怒的意思。這無疑使得眾人紛紛放下了心中的芥蒂，紛紛表示了贊同。

日後在談及這件事時，查全性認為：“我能夠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並不是因為我特別有創見，當時大家都是這樣想的。只是我有這個機會講真話，這個機會難得。我敢於說，主要覺得小平同志親臨會議，如果說了，可能解決問題。冒一點風險是值得的；如果不說，錯過這個機會太可惜了。”

正是這樣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不僅感染了與會者，也使得“實事求是”成為了此後我們工作的原則。

隨後，查全性又鄭重建議：“一定要當機立斷，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辦！”

這句話再一次觸動了鄧公，因為在這次發言之前，鄧公其實已經和教育部部長劉西堯進行過商討。劉西堯部長的意見是，用1977年一年的時間進行準備，到了1978年的時間正式恢復。其中主要招收的，有將近一半都是屬於“老三屆”成員（即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學停止招生的三屆高中生）——他們錯過了那個時候，等待了十年的時間，應該給予他們一個相應的交代！

所以聽完查全性的慷慨陳詞，鄧公轉頭問向劉西堯：“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

“來得及！來得及！寧可推遲兩個月高考，不然，（今年）又招來20多萬人，好多不合格，浪費損失可就大了！”查全性急忙在旁邊插話說。

“來得及！”劉西堯也堅定地說。

鄧公一錘定音：“改嘛！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就堅決改嘛！把太原招生會議（此前擬定的，依舊以十六字方針為主的1977年的招生報告）的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這涉及到幾百萬人的問題。今年開始就改，不要等了！”

因此，1977年的高考，時間定在了11月21日。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考試，當年全國高校招生共20餘萬。

而在關於高考的要求之中，還有一個新的十六字方針：“自願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

新十六字方針送與鄧公稽核後，他看完大筆一揮，刪去了“單位同意”四個字。

刪去這四個字有什麼意義？

因為當時許多“老三屆”成員都已經工作很久了，聽說恢復高考的訊息，很多人都會為了圓自己的一個大學夢而放棄工作前去考試。但是他們很多人已經成為了公司的中流砥柱，因此有了這四個字，很多單位都可以完全不放人。與此同時，當時的“血統論”依然存在，很多非工農兵出生的學員得不到重視，因此單位不同意，他們也根本無法前往。

隨著去掉“單位同意”的硬性條件，高考真正變成了所有人都向往，都願意，都甘心為之付出努力的一次進入大學的，目前為止最為公平的試金石！而時至今日，每一年的高考都能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因為這是寒門最為直接公平的上進之路！

與此同時，在1977年的高考中，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小事。

教育部部長劉西堯的小兒子劉江漢聽聞高考已經恢復，於是也躍躍欲試準備參加這一年的考試，可是卻被劉西堯攔住了。

因為那年的高考，由於準備得非常倉促，而且還沒有進行全國統一命題這一概念。所以各地的題目都是由當地教育部臨時出的。因此劉西堯知道所有的題。他對自己的小兒子說：“我知道這次考試所有的題。出於避嫌，這次你不能參加。”

這便是偉大的無私的共產主義精神所放射出的光芒！

查全性院士也並沒有因為此事所獲得的功勞而躺在功勞簿上再不起來，而是回到了武漢大學，繼續進行著他的研究。即使是《人民日報》對他進行採訪時，詢問到他的年齡，他的回答則是八十九歲零四個月——這是作為一個學者的嚴謹！

高考則也在不斷進行著完善，隨著奧賽、體育類加分，高校自主招生等政策被取消，它正朝著更加公平的路上，不斷前行。

自己感覺標準不高，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工廠不開工，學生不讀書，這十年造成了華人才的斷層，社會經濟不進步反倒退，使得中國和歐美燈國家差距越來越大。所以說，1977年剛剛恢復高考，應該是高中學生都可以來參加，包括中專學生，職業技術等學校學生。

自願報考，統一考試，擇優錄取”。

在迄今為止的高考中，1977年的高考是最為特殊的一屆。因為這一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唯一一次在冬季進行的高考。而當時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高考已經被擱置了十一年之久，所以這也是恢復之後的第一屆。

而這第一屆，本來是要在1978年才進行的，而且還是按照傳統的“自願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原則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