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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不是“武則夫”,而是“武則天”。  唐太宗和武則天統治的共同點:在他們的統治下唐朝國力增強,經濟繁榮與發展,都大力推行科舉制,都進行了改革。  唐太宗虛心納諫,選賢用能,減輕了百姓負擔,完善三省六部制,制定《唐律疏議》。唐太宗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在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勵臣下直諫,魏徵前後諫事二百餘件,直陳其過,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武則天:貞觀遺風。  武則天對歷史發展做出的第一個貢獻是,她打擊了保守的門閥世族。武則天被立為皇后以後,把反對她做皇后的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一個一個的都趕出了朝廷,貶逐到邊遠地區。這對於武則天來說,是殺雞儆猴,但這些關隴集團和他們的依附者,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們趕出政治舞臺標誌著關隴集團從北周以來長達一個多世紀統治的終結,也為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條件。  促進經濟發展  第二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武則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建議“勸農桑,薄賦役”。在她掌權以後,又編撰了《兆人本業記》頒發到州縣,作為州縣官勸農的參考。她還注意地方吏治,加強對地主官吏的監察。對於土地兼併和逃亡的農民,也採取比較寬容的政策。因此,武則天統治時期,社會是相當安定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戶口也由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的380萬戶增加到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的615萬戶,平均每年增長0.721%。這在中古時代,是一個很高的增長率,也是反映武則天時期經濟發展的客觀資料。  穩定了邊疆形勢。武則天執政後,邊疆並不太平。西方西突厥攻佔了安西四鎮,吐蕃也不斷在青海一帶對唐展開進攻。北邊一度臣服的突厥叛亂並且和東北的契丹一直打到河北中部。武則天一方面組織反攻,恢復了安西四鎮,打退了突厥、契丹的進攻,同時在邊地設立軍鎮,常駐軍隊,並把高宗末年在青海屯田的做法推廣到縣甘肅張掖,武威、內蒙古五原和新疆吉木薩爾一帶。以溫和的文化政策,接納多元文化的發展。對在屯田工作上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婁師德,武則天特更致書嘉勉。書中特別指出,由於屯田,使得北方鎮兵的糧食“數年鹹得支給”。  推動文化發展  第三個貢獻是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唐人沈既濟在談及科舉制度時說到:“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已成風”。沈既濟的這些話包含了豐富的內容。一是武則天重視科舉,大開志科。有一次策試製科舉人時,她親臨考場,主持考試。二是當時進士科和制科考試主要都是考策問,也就是申論。文章的好壞是錄取的主要標準。三是武則天用人不看門第,不問是否為高階官吏的子孫,而是看有否政治才能。因此特別注意從科舉出身者中選拔高階官吏。科舉出身做到高階官吏的越來越多。這就大大刺激了仕人參加科舉的積極性,更刺激了一般人讀書學習的熱情。這就是沈既濟所說的“浸已成風”。開元、天寶年間“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的社會風氣,就是從武則天時期開始的。正是文化的普及,推動了文化的全面發展。著名的詩人和文學家崔融、李喬都是這個時期湧現出來的。雕塑、繪畫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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