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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比起其它自然科學三大發現,孟德爾遺傳定律還不夠格:
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即:
1、細胞學說(1838-1839)
2、能量守恆定律(1842-1847)
3、生物進化論(1859)
19世紀的自然科學三大發現是指證明了自然界的各種物質運動形式,都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相轉化的重大發現,同時證明了自然界中物質運動的統一性,為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首先是孟德爾是一個身份十分卑微的人,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從師有名望的導師。他只是一家小鎮上修道院的一名業餘生物愛好者,說得好聽點,就是一名有知識的園藝工作者,難聽一點,就是一名種菜的。他是進入修道院後,依靠自己的聰明和勤奮,獲得修道院院長的賞識,有機會進入大學進修。他一個人在菜園中辛苦耕作了八年,利用豌豆,發現了遺傳的規律性。
其次是孟德爾並不是一個熱衷於發表論文的人。他在宣讀論文後,也只是該年會出版了會刊按傳統郵寄到各大研究機構,同時給他出了四十本論文單行本。他把單行本送給了當時世界最有名的生物學家。結果沒有收到科學家的回信,也就是杳無音信,可想而知,他當時是多麼的讓人看不起。他並沒有想到把論文再次轉投其它會刊發表。
第三是他認錯了人。孟德爾寫出的論文,這是他八年辛苦試驗的結晶,他還是想把自己的成果介紹給學術界。可是沒有人理睬來自小地方修道士寄來的論文呢?他一次又一次給當時著名生物學家拿格里寫信,把自己的實驗過程以及實驗中思考都給他做了介紹,甚至於還郵寄了豌豆種子給他。著名生物學家拿格里在信中不但不鼓勵支援他,反而傲慢地教訓孟德爾:你的實驗還遠遠沒有完成,其實只是一個開端,建議改用“山柳菊”重複此實驗。拿格里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影響力大的專家,他是一個融合遺傳的堅定支持者,而孟德爾雜交試驗是第一個推翻和否定“融合遺傳”的實驗,創立新的遺傳理論“顆粒遺傳”。這對拿格里來說,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他在1884年出版有關遺傳與進化的大部頭著作,總結了他所知道的有關植物雜交的所有實驗,唯獨沒有一個字提到孟德爾,可見他是如此地輕視。
第四是他最糟糕的是聽從了拿格里的建議,用山柳菊做雜交試驗。山柳菊根本不適合用來做雜交實驗,因為他的花非常小,不利於人工去雄和傳粉,而且當時還不為人知的是它有時進行有性生殖,有時進行無性繁殖,這樣是根本不可能在它的後代中出現穩定的數量關係。孟德爾在山柳菊材料了耗費了幾年時間,寫出相關山柳菊雜交試驗論文,結果讓孟德爾大失所望,因為無法得到與豌豆實驗相似的結果,從而使得孟德爾不得不懷疑他用豌豆試驗得出的規律缺乏普遍性,這使得他不再堅持推廣他的科學,正好此時,他被推選為修道院院長,從而精力轉向行政管理,放棄了科學研究工作。
第五是他出生在錯誤的時代,出生在巨人的陰影之下。這個巨人就是達爾文。因為《物種起源》在生物界引發了一場革命,在哲學領域也掀起了一場大討論大變革。從事遺傳的工作者,他們的興趣都轉向了物種間的雜交,而不是物種內的雜交。孟德爾也不例外,他同樣研究過菜豆與山柳菊種間雜交的試驗,十分好笑的是,這些種間雜交試驗常常被植物學家提到包括拿格里,而他的著名的豌豆試驗卻是不值得一提。不知孟德爾是否給達爾文郵寄過他的論文?按當時的情況,他肯定郵寄過,那達爾文為什麼沒有看到過呢?至今還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