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大一統的形成期，也是中國封建經濟從全盛走向成熟的時期。而這時期的繁盛和大一統的局面，首先是由隋朝建立的。隋朝的統一，是建立在南北朝以來民族大融合的基礎之上，因而這種統一比以前更加鞏固，更加提高了。這種統一的出現及隋朝大運河的開鑿，加速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黃河流域飲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為唐宋經濟文化的昌盛和市肆飲食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於隋唐的統一是建立在多民族融合基礎上的大統一，所以胡飲、胡姬酒肆與胡舞、胡樂一道成為中原一時之風。北方黃河流域的飲食文化進入了對異族飲食文化消化、吸收、融匯發展的時期。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水陸交通的發達，郵傳的頻繁，內地和邊疆貿易的進展，中外貿易的發達和信使往來，興起了一些規模較為龐大的城市。



一是京都，如隋唐的長安、洛陽，北宋的汴京（開封），遼的臨潢府，西夏的興慶府（寧夏銀川市）、金的上京會寧府（黑龍江網城南），都是當時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王城的外廓，都有繁盛的市場，如唐代的長安，省東、西二市，共有120個行業，各行各業在市內分佈集中，四面都有貨棧、即店和酒康，供來往冬商存貨、住宿和就餐；



二是邊疆城市，如張家口、包頭、庫侖、玉門、張按、酒泉、敦煌，蘭州、伊梨號魯木齊等，這些城市，都由各自的腹地供應大量的飲食物資成與飲食有關的各類物質的集被地，是漢族地區的糧、鹽、茶、海味、銅、鐵炊具和銀、瓷食器等與少數民族地區交換品、生。草、奶品和皮毛、藥材、磨站、木耳、駝峰、熊掌等的基地。特別是五代、遼，宋、西夏，金時期備表族的受流與融合，使唐米以來的市肆飲食風格有了更為多樣化的豐富內涵。



唐詩人李白曾詩云：“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蹈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這是市肆飲食風格的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服務專案的豐富化。又據杜估《通典》載：唐代興起大批居營驛道食店，在以長安為中心的通向四方發達的驛道網上，沿路“皆有店肆，以供商旅”，且“東至宋汴，西到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饅豐溢”。由此可見，市肆飲食在社會飲食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現存宋代畫家張擇端所繪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北宋開封商業繁榮情況的寫照。從這些特徵看，市肆飲食風格與先秦宮廷飲食及漢魏六朝之莊園飲食風格不同，且更具有流通性、開放性。這在謝楓的《食徑》、韋巨源的《燒尾宴食單》和段成式的《西陽雜姐》中多有表述。雖然隋唐的高速發展極大地豐富了中國飲食文化的內容，但還沒有形成程式化的特徵。



中國北方菜在黃河流域各民族飲食文化的相互交叉滲透中，仍在極自由地發展著。時至兩宋，中國飲食文化在融合發展中達到更高層次的統一。在市肆生活中，中國食品地方風味化日趨明朗，“胡食”之名日減，代之而起的是南北之食稱謂大倡。

陸游也曾有詩云：“南烹北撰妄相高，常笑紛紛兒女曹。未必鱸魚筆孤菜，便勝羊酪薦櫻桃”。這裡陸游將鱸魚、菱白與羊酪、櫻桃分別視為南北風味的代表。《夢梁錄》則進一步記載了南食、北食及川食在社會流通中平面展開，兼收幷蓄交融發展的情景：“曏者，汴京開南食麵店、川菜分飯以備江南往來大夫，謂其不便北食故耳。”

兩宋的飲食文化，猶如宋代流行的鬥茶遊戲，時而端莊於廟堂，時而傳遞在販夫走卒手中，在亦雅亦俗間讓人回味無窮。

宋朝是一個屬於吃貨輩出的朝代，也是一個美食薈萃的朝代，中華民族從宋朝起，可以說是積澱了其深厚的飲食文化。

食之清淡。先從蘇東坡說起。蘇東坡，是有名的饞人和絕對的美食家。在今天，我們看來平泛的豬肉，在他心裡卻是人間美味“富者不解吃，貧者不解煮”。可見蘇東坡所謂的會吃也不過是將豬頭肉煮得稀爛，在上面澆一勺杏酪而已，用酸味的杏酪解膩罷了！

宮廷飲食流風之下，讓羊肉成為宋時矜貴而美味的象徵，也讓看盤在民間公私宴會上得以流傳。但真正影響宋代飲食卻並非宮廷，而是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