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
註釋：
督郵：魏晉時，代表太守巡視縣城，檢查官員和郵驛，傳達政令和追捕犯人的官員。
白：通知，告知，報告。
束帶：束好衣帶，這裡指要穿正式的官服。
拳拳：誠心誠意
譯文：
郡的太守派了個督郵來到縣裡視察，陶潛的下屬告訴他應該穿戴整齊去拜見，陶潛嘆了口氣說：“我不能為了區區五斗米的俸祿而放下尊嚴，去誠心誠意地伺候一個鄉下的小人！”
解讀：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中國膾炙人口，可謂婦孺皆知；一般大家都認為這是五柳先生蔑視權貴，不願與汙濁官場同流合汙，追求人格尊嚴的高尚品德的表現。這麼認為，當然不錯，但還不夠全面。事實上，五柳先生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魅力正是魏晉士族社會的一個投影，以及魏晉風度的具體體現。下文中，筆者將在魏晉士族社會的大背景下，為讀者抽絲剝繭，詳細分析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客觀社會原因和主觀情感原因。
首先，陶淵明出身的潯陽陶氏在東晉後期計程車族社會中，既非琅邪王氏、陳郡謝氏這樣的甲等士族，也絕非寒微低賤的庶族，而是中等士族。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初期的股肱之臣，曾手握強兵坐鎮長江中游，都督八州軍事，封爵長沙郡公，與琅邪王氏的王導、潁川庾氏的庾亮分庭抗禮，共治東晉王朝；並將潯陽陶氏由一個出身低微的少數民族家庭（潯陽陶氏原屬散佈在江南各省，主要以捕魚為業的“溪族”；兩晉時，“溪族”很快融入漢族）一舉提高到了士族名門的行列。陶侃去世後，潯陽陶氏雖因子弟間的自相殘殺，以及受到甲等士族特別是潁川庾氏的打壓，失去了長江中游的地盤，從而門弟衰落，但還是保留住了中等士族的社會地位。這點也可以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東晉士族社會里，陶侃後人如陶弘（光祿勳）、陶範（光祿勳）、陶夔（太常）皆做到三品以上的官員中得到印證。
其次，陶淵明這一支雖然在潯陽陶氏這個家族裡，並不顯達，但這並不妨礙到陶潛計程車族子弟的身份和他對家族門弟的自豪。長沙郡公陶侃有十七個兒子，其中九人在《晉書》中有傳，但陶潛的祖父陶茂並不再其列；可見，陶茂並沒有繼承多少陶侃的家業。此外，陶潛的父親陶逸在其年幼時便以去世，這也造成了陶潛幼年生活的相對“清貧”。所以，陶淵明這支在潯陽陶氏這個大家族裡相對沒落。可是，即便如此，在“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下，陶潛的起家官階“州祭酒”和“參軍”也表明了他中等士族子弟的社會身份。有晉一代，“州祭酒”和“參軍”是典型的中等士族子弟的起家官階；事實上，即便是王徽之、謝玄這樣的王謝子弟，他們的起家官階也只是“參軍”、“司馬”而已；而真正的庶族子弟如大才子鮑照，要經過數年坎坷的宦海沉浮才可以升遷到“州祭酒”和“參軍”。
再者，陶潛出仕彭澤縣令也還是得益於門閥制度和家族的裙帶關係。公元405年，陶淵明時任太常（三品官）的叔父陶夔推薦陶淵明到他們潯陽陶氏的郡望所在潯陽郡彭澤縣作縣令。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那位來彭澤縣視察工作的督郵，是一個靠賄賂才當上官的庶族子弟。
所以，在當時門閥制度森嚴計程車族社會下，又是在潯陽陶氏的大本營，郡望所在的潯陽郡裡，陶潛以他當地大族子弟的身份，不願意穿戴整齊去會見那個出身低微的上司，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反之，如果陶潛真的必恭必敬地去拜見那個督郵，那到才是有辱門楣的醜事，會受到族內長者的訓斥，以及其他士族子弟的恥笑。事實上，陶潛也沒有因為這次怠慢上司而受到任何處分，在士族社會下他也根本不可能因此而受到處分（王徽之“一問三不知“的傲慢遠甚陶潛，不也照樣沒事）；陶潛是在事後不久，自己主動辭職的（原因會在下文中論述）。
另外還有重要，不可忽視的一點，陶潛的生活質量理論上並不會因為缺少那五斗米的俸祿而有所下降。陶潛在家鄉有自己的莊園和僕僮，如果善於經營莊園，即便不做官，不耕地，那生活也還是很滋潤的（陶淵明從他29歲任江州祭酒，到42歲辭去彭澤縣令的這斷斷續續做官的13年裡，家境的確有了改善，外加他本來就不是庶族貧農；所以，在陶潛最後辭官時，他已經在潯陽柴桑縣有了屬於自己的田園。至於，陶潛晚年生活的貧困，除了堅持不肯做官和天災的因素外，恐怕主要還是因為五柳先生不善經營田莊的緣故）。
綜上所述，在魏晉南北朝士族社會的背景下，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並不是一件怪異或者叛逆的事情，而是附和當時主流社會的行為準則，也是受到當時人普遍認可的。實際上，陶淵明在魏晉南北朝一直被看成是隱逸高士，而非狂放之徒（被編入《晉書.隱逸列傳》）。
至於陶潛之後主動辭去官職，並再也沒有出仕，則才是五柳先生在黑暗現實中達身貴我，委化自然的人生態度的體現。眾所周知，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為盟主平定了蘇峻之亂，為延續東晉的國阼立下大功，而陶淵明身為東晉元勳之後，自然對東晉王朝同樣忠心耿耿，他的內心極度厭惡劉裕的殺戮異己，把持朝政和不臣之跡。可是，與陶侃不同的是，陶淵明手上沒兵，沒地盤，根本不可能像曾祖父那樣吊名伐罪，為國除害。所以，帶著對曾祖陶侃無限的敬仰，和對東晉王朝無限的忠誠，陶潛只有選擇隱逸，才能無愧君父。
“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陶潛《形影神之神釋》）隱藏在五柳先生靜穆悠遠，淡泊樸素，委化自然的人生境界追求下的，恰恰是一個忠臣孝子高度焦著不安的拳拳赤子之心。
最後，在綜合了前文分析的，士族社會的門閥制度和當時的歷史背景之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陶潛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並不僅僅像很多老師所說的那樣是陶淵明蔑視權貴，不願與汙濁官場同流合汙，從而追求樸素自然的田園生活那麼簡單。事實上，五柳先生的拂袖而去，歸去來兮，既是士族社會門閥制度特點的體現，同時也是靖節先生反感劉裕擅權卻又無能為力的表現。在此我想說的是，在評述歷史人物高風亮節的時候，如果脫離了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的的大背景，那麼就很容易把古人的精神風貌，給人為的簡單化和政治化了。
原文：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
註釋：
督郵：魏晉時，代表太守巡視縣城，檢查官員和郵驛，傳達政令和追捕犯人的官員。
白：通知，告知，報告。
束帶：束好衣帶，這裡指要穿正式的官服。
拳拳：誠心誠意
譯文：
郡的太守派了個督郵來到縣裡視察，陶潛的下屬告訴他應該穿戴整齊去拜見，陶潛嘆了口氣說：“我不能為了區區五斗米的俸祿而放下尊嚴，去誠心誠意地伺候一個鄉下的小人！”
解讀：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中國膾炙人口，可謂婦孺皆知；一般大家都認為這是五柳先生蔑視權貴，不願與汙濁官場同流合汙，追求人格尊嚴的高尚品德的表現。這麼認為，當然不錯，但還不夠全面。事實上，五柳先生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魅力正是魏晉士族社會的一個投影，以及魏晉風度的具體體現。下文中，筆者將在魏晉士族社會的大背景下，為讀者抽絲剝繭，詳細分析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客觀社會原因和主觀情感原因。
首先，陶淵明出身的潯陽陶氏在東晉後期計程車族社會中，既非琅邪王氏、陳郡謝氏這樣的甲等士族，也絕非寒微低賤的庶族，而是中等士族。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初期的股肱之臣，曾手握強兵坐鎮長江中游，都督八州軍事，封爵長沙郡公，與琅邪王氏的王導、潁川庾氏的庾亮分庭抗禮，共治東晉王朝；並將潯陽陶氏由一個出身低微的少數民族家庭（潯陽陶氏原屬散佈在江南各省，主要以捕魚為業的“溪族”；兩晉時，“溪族”很快融入漢族）一舉提高到了士族名門的行列。陶侃去世後，潯陽陶氏雖因子弟間的自相殘殺，以及受到甲等士族特別是潁川庾氏的打壓，失去了長江中游的地盤，從而門弟衰落，但還是保留住了中等士族的社會地位。這點也可以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東晉士族社會里，陶侃後人如陶弘（光祿勳）、陶範（光祿勳）、陶夔（太常）皆做到三品以上的官員中得到印證。
其次，陶淵明這一支雖然在潯陽陶氏這個家族裡，並不顯達，但這並不妨礙到陶潛計程車族子弟的身份和他對家族門弟的自豪。長沙郡公陶侃有十七個兒子，其中九人在《晉書》中有傳，但陶潛的祖父陶茂並不再其列；可見，陶茂並沒有繼承多少陶侃的家業。此外，陶潛的父親陶逸在其年幼時便以去世，這也造成了陶潛幼年生活的相對“清貧”。所以，陶淵明這支在潯陽陶氏這個大家族裡相對沒落。可是，即便如此，在“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下，陶潛的起家官階“州祭酒”和“參軍”也表明了他中等士族子弟的社會身份。有晉一代，“州祭酒”和“參軍”是典型的中等士族子弟的起家官階；事實上，即便是王徽之、謝玄這樣的王謝子弟，他們的起家官階也只是“參軍”、“司馬”而已；而真正的庶族子弟如大才子鮑照，要經過數年坎坷的宦海沉浮才可以升遷到“州祭酒”和“參軍”。
再者，陶潛出仕彭澤縣令也還是得益於門閥制度和家族的裙帶關係。公元405年，陶淵明時任太常（三品官）的叔父陶夔推薦陶淵明到他們潯陽陶氏的郡望所在潯陽郡彭澤縣作縣令。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那位來彭澤縣視察工作的督郵，是一個靠賄賂才當上官的庶族子弟。
所以，在當時門閥制度森嚴計程車族社會下，又是在潯陽陶氏的大本營，郡望所在的潯陽郡裡，陶潛以他當地大族子弟的身份，不願意穿戴整齊去會見那個出身低微的上司，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反之，如果陶潛真的必恭必敬地去拜見那個督郵，那到才是有辱門楣的醜事，會受到族內長者的訓斥，以及其他士族子弟的恥笑。事實上，陶潛也沒有因為這次怠慢上司而受到任何處分，在士族社會下他也根本不可能因此而受到處分（王徽之“一問三不知“的傲慢遠甚陶潛，不也照樣沒事）；陶潛是在事後不久，自己主動辭職的（原因會在下文中論述）。
另外還有重要，不可忽視的一點，陶潛的生活質量理論上並不會因為缺少那五斗米的俸祿而有所下降。陶潛在家鄉有自己的莊園和僕僮，如果善於經營莊園，即便不做官，不耕地，那生活也還是很滋潤的（陶淵明從他29歲任江州祭酒，到42歲辭去彭澤縣令的這斷斷續續做官的13年裡，家境的確有了改善，外加他本來就不是庶族貧農；所以，在陶潛最後辭官時，他已經在潯陽柴桑縣有了屬於自己的田園。至於，陶潛晚年生活的貧困，除了堅持不肯做官和天災的因素外，恐怕主要還是因為五柳先生不善經營田莊的緣故）。
綜上所述，在魏晉南北朝士族社會的背景下，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並不是一件怪異或者叛逆的事情，而是附和當時主流社會的行為準則，也是受到當時人普遍認可的。實際上，陶淵明在魏晉南北朝一直被看成是隱逸高士，而非狂放之徒（被編入《晉書.隱逸列傳》）。
至於陶潛之後主動辭去官職，並再也沒有出仕，則才是五柳先生在黑暗現實中達身貴我，委化自然的人生態度的體現。眾所周知，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為盟主平定了蘇峻之亂，為延續東晉的國阼立下大功，而陶淵明身為東晉元勳之後，自然對東晉王朝同樣忠心耿耿，他的內心極度厭惡劉裕的殺戮異己，把持朝政和不臣之跡。可是，與陶侃不同的是，陶淵明手上沒兵，沒地盤，根本不可能像曾祖父那樣吊名伐罪，為國除害。所以，帶著對曾祖陶侃無限的敬仰，和對東晉王朝無限的忠誠，陶潛只有選擇隱逸，才能無愧君父。
“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陶潛《形影神之神釋》）隱藏在五柳先生靜穆悠遠，淡泊樸素，委化自然的人生境界追求下的，恰恰是一個忠臣孝子高度焦著不安的拳拳赤子之心。
最後，在綜合了前文分析的，士族社會的門閥制度和當時的歷史背景之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陶潛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並不僅僅像很多老師所說的那樣是陶淵明蔑視權貴，不願與汙濁官場同流合汙，從而追求樸素自然的田園生活那麼簡單。事實上，五柳先生的拂袖而去，歸去來兮，既是士族社會門閥制度特點的體現，同時也是靖節先生反感劉裕擅權卻又無能為力的表現。在此我想說的是，在評述歷史人物高風亮節的時候，如果脫離了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的的大背景，那麼就很容易把古人的精神風貌，給人為的簡單化和政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