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去長安考試那年是806年，唐憲宗剛剛登基，關中糧價高昂。事實上，貫穿整個唐朝，只要漕運出現問題，別說關中的百姓，就算皇帝不被餓死，卻極有可能死於因為缺糧而導致的兵變……
所以， 只要關中年景不好，哪怕是盛唐的玄宗，也得移駕東都洛陽找食吃。而統攝全國的政治重心，從長安轉移至洛陽，再從洛陽轉移至汴州（開封），從五代十國起一直定都在開封。要知道開封的地理位置實在算不上好，一馬平川無險可守，但中央政府搬到這裡的原因，就是因為運糧成本比到長安大幅度減少了，可見這麼多年來，糧食壓力有多重。
但是， 困擾唐宋百年的糧食危機，卻在一個十幾年裝神弄鬼如一日的皇帝手上解決了——宋真宗趙恆。
說起來，這個宋真宗趙恆，整了很多自導自演的神仙顯靈，而且三降天書封禪泰山。在很多歷史愛好者的眼裡，這個皇帝實在太不靠譜，但是在農業生產上，他還真是一把好手。 從理論到實踐，推出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經濟的措施，終於解決了人民群眾吃飽飯的問題。為北宋進入經濟繁榮期打下了基礎，史稱“鹹平之治”。
一、 提拔重視農業的官員
宋真宗這樣一個“神棍”皇帝，為什麼會對農業感興趣？
後世公認的一條原因，就是“家教因素”。宋真宗的老師邢昺，是北宋年間以精通“農事”著稱的學問家。“重農”的意識，小小年紀就在心裡紮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時的大宋，正是農業壓力極重的時期。
大宋定都開封，糧食轉運的壓力大大減輕，但生產壓力卻極大。唐代時曾是中國第二大產糧區的河北地區，《澶淵之盟》前一直是宋遼戰爭的主戰場，多年來“丁壯斃於傳輸，膏血塗於原野”。外加宋朝“田制不立”，普通農民的賦役負擔極重，農民起義也不斷，堪稱內憂外患。
以宋太宗至道元年（這年距離宋太宗駕崩只有兩年），北宋三司使陳恕給宋太宗的叫苦說：此時大宋的國用軍需，處處都要用錢糧，就算是桑弘羊耿壽昌等理財大師再生，也解決不了這難題啊——這，就是宋真宗登基後，“接盤”過來的“缺糧”江山。 不“重農”？不用遼國打來，大宋就得“斷頓”了。
所以，自宋真宗登基起，“重農”就是一條重要國策。就連選拔任用官員時，“重農”也是基本要求。就以宋真宗年間，那幾位深得宋真宗信任，卻被《宋史》“尊稱”為“五鬼”的幾位奸臣來說，那其中，就不乏“農業高手”。
典型一位，就是“五鬼”裡一位極品奸臣，留下“溜鬚”典故的丁謂。此人雖奸，卻有“硬核”的農業水平。 在其親手締造的“南京後湖工程”，更堪稱古代“農業綜合治理工程”的典範。
當時的丁謂，一度擔任升州（南京）知州。那時的南京後湖，由於多年疏於管理，已經成了一片爛地。丁謂到任後勘察一番，果斷上演了神操作：把後湖上的農田全部“退耕”，爛泥重新挖掉，重新蓄水養魚種菱，旱時更可用後湖湖水灌溉。 如此創造性的“多種生態經營”，迅速提升了南京周邊農業產量。這場“綜合治理”奇蹟，也成為了這位一代奸相，早年飛黃騰達的重要資本。
所以說，別管宋真宗時期的大宋朝堂，充斥著多少“鬼”，以實際能力說，這確實是北宋歷史上，“農業專業化程度最高”的一屆大宋政府。
於是，宋真宗年間的農業國策，也是一條比一條接地氣，宋太宗年間徵到“天價”的“買賣農器稅”，被宋真宗盡數廢除，農民們購買使用新農具的成本更低 。從此大量先進的農具，開始在北宋民間陸續普及。買賣耕牛的稅額也大量減免，殺牛的禁令更嚴。明清古典名著裡“想吃就吃”的牛肉，放在宋真宗年間“開吃”？絕對是高風險的事兒。
另外還有景德二年 (1 0 0 5 ) 十月編成的《景德農田敕》，此後長期沿用，“民間鹹以為便”。這個農業法令對宋代整個農業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
甚至就連宋真宗一生槽點滿滿的“天書封禪”活動，別看多麼荒唐加勞民傷財，“農業”都是其中不二的底線： 每次“天書封禪”活動，都要避開農時，期間修路修宮殿等工程，能用軍兵就用軍兵，就怕“傷農”。
當然，宋真宗也更明白，要提高農業產量，與其指望老天爺，不如指望另一個靠譜的學科：科學。
二、技術型皇帝在皇宮親自引種
宋真宗的“重農”國策裡，“科技興農”這話，他雖沒說過，卻是做得實實在在。典型一樣，就是引進佔城稻。
比起中國傳統稻種來，產自東南亞的“占城稻”，以抗旱早熟著稱。但在北宋初期時，占城稻僅在福建地區有少量種植。但這款高產的稻種，卻也早早引來了宋真宗的興趣。 他特意派人用珍寶，從占城天竺等國換來高產糧種，然後在皇宮裡試驗種植。有時種高興了，還把大臣們拉來欣賞。電視機《知否》裡那位拉著“顧二爺”種稻子的大宋皇帝，確實很有宋真宗的影子。
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更成了北宋農業史上重要的一年。宋真宗正式下詔，把三萬斛“占城稻”運到江淮與兩浙，在當地推廣種植。還專門貼榜，詳細介紹占城稻的耕作種植方法，手把手教百姓種稻。 這場“綠色革命”，對中國古代的農業版圖，產生了深遠影響。
有宋真宗這一“帶頭”，各級官員都開動腦筋，拼命提升農業科技。比如新型的“圩田”和“山田”，就在東南大地普遍推廣起來。北宋的耕地數量因此大幅提升。同樣是宋真宗年間，名臣李溥主持了“錢塘江堤改造工程”，以新型的“竹籠堆石塊”與“堤外打樁”技術，令錢塘江堤從此固若金湯。
同樣是在宋真宗年間，憑著北宋強大的印刷技術， 《齊民要術》《四時纂要》等經典農書，得以大量印刷普及。地方官們更幾乎人手一冊。在繁榮的北宋文化裡，這件事不太起眼，意義卻大過多少篇優美的宋詞。
三、刷爆大唐的各項資料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農業在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時期處於恢復階段，然後遇到宋真宗這樣一個極度重視農業的皇帝， 因此農業得到空前發展，終於解決了延續數百年的“糧食危機”，各種資料也直接刷爆：比如戶口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400萬戶，發展到鹹平六年(1003年)的686萬戶，增長了46%。
至於國家賦稅收入, 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為8000多萬，而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總額已達15000萬，增長近一倍。以學者漆俠的估算， 整個兩宋時代，宋代的墾田數量突破七百五十萬畝，是漢唐盛世的兩倍，單位畝產量近兩石。宋朝的經濟發達地區，一畝到一畝半土地，就足以養活一個成年人。放在中世紀，這是一個領先全世界的生產水平。
外有強敵內有四百多次農民起義的兩宋，能夠撐過三個世紀，甚至締造繁榮的城市商業文明，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來自這空前強大的農業水平。 而“神棍”皇帝宋真宗，就是北宋農業發展史上，一位無比重要的人物。單以農業成績說，這“神棍”，真比多少大宋“仁君”靠譜得多。畢竟，比起文人筆下的千好萬好，叫老百姓手裡有糧，餐桌上有飯，才是真的好。
白居易去長安考試那年是806年，唐憲宗剛剛登基，關中糧價高昂。事實上，貫穿整個唐朝，只要漕運出現問題，別說關中的百姓，就算皇帝不被餓死，卻極有可能死於因為缺糧而導致的兵變……
所以， 只要關中年景不好，哪怕是盛唐的玄宗，也得移駕東都洛陽找食吃。而統攝全國的政治重心，從長安轉移至洛陽，再從洛陽轉移至汴州（開封），從五代十國起一直定都在開封。要知道開封的地理位置實在算不上好，一馬平川無險可守，但中央政府搬到這裡的原因，就是因為運糧成本比到長安大幅度減少了，可見這麼多年來，糧食壓力有多重。
但是， 困擾唐宋百年的糧食危機，卻在一個十幾年裝神弄鬼如一日的皇帝手上解決了——宋真宗趙恆。
說起來，這個宋真宗趙恆，整了很多自導自演的神仙顯靈，而且三降天書封禪泰山。在很多歷史愛好者的眼裡，這個皇帝實在太不靠譜，但是在農業生產上，他還真是一把好手。 從理論到實踐，推出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經濟的措施，終於解決了人民群眾吃飽飯的問題。為北宋進入經濟繁榮期打下了基礎，史稱“鹹平之治”。
一、 提拔重視農業的官員
宋真宗這樣一個“神棍”皇帝，為什麼會對農業感興趣？
後世公認的一條原因，就是“家教因素”。宋真宗的老師邢昺，是北宋年間以精通“農事”著稱的學問家。“重農”的意識，小小年紀就在心裡紮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時的大宋，正是農業壓力極重的時期。
大宋定都開封，糧食轉運的壓力大大減輕，但生產壓力卻極大。唐代時曾是中國第二大產糧區的河北地區，《澶淵之盟》前一直是宋遼戰爭的主戰場，多年來“丁壯斃於傳輸，膏血塗於原野”。外加宋朝“田制不立”，普通農民的賦役負擔極重，農民起義也不斷，堪稱內憂外患。
以宋太宗至道元年（這年距離宋太宗駕崩只有兩年），北宋三司使陳恕給宋太宗的叫苦說：此時大宋的國用軍需，處處都要用錢糧，就算是桑弘羊耿壽昌等理財大師再生，也解決不了這難題啊——這，就是宋真宗登基後，“接盤”過來的“缺糧”江山。 不“重農”？不用遼國打來，大宋就得“斷頓”了。
所以，自宋真宗登基起，“重農”就是一條重要國策。就連選拔任用官員時，“重農”也是基本要求。就以宋真宗年間，那幾位深得宋真宗信任，卻被《宋史》“尊稱”為“五鬼”的幾位奸臣來說，那其中，就不乏“農業高手”。
典型一位，就是“五鬼”裡一位極品奸臣，留下“溜鬚”典故的丁謂。此人雖奸，卻有“硬核”的農業水平。 在其親手締造的“南京後湖工程”，更堪稱古代“農業綜合治理工程”的典範。
當時的丁謂，一度擔任升州（南京）知州。那時的南京後湖，由於多年疏於管理，已經成了一片爛地。丁謂到任後勘察一番，果斷上演了神操作：把後湖上的農田全部“退耕”，爛泥重新挖掉，重新蓄水養魚種菱，旱時更可用後湖湖水灌溉。 如此創造性的“多種生態經營”，迅速提升了南京周邊農業產量。這場“綜合治理”奇蹟，也成為了這位一代奸相，早年飛黃騰達的重要資本。
所以說，別管宋真宗時期的大宋朝堂，充斥著多少“鬼”，以實際能力說，這確實是北宋歷史上，“農業專業化程度最高”的一屆大宋政府。
於是，宋真宗年間的農業國策，也是一條比一條接地氣，宋太宗年間徵到“天價”的“買賣農器稅”，被宋真宗盡數廢除，農民們購買使用新農具的成本更低 。從此大量先進的農具，開始在北宋民間陸續普及。買賣耕牛的稅額也大量減免，殺牛的禁令更嚴。明清古典名著裡“想吃就吃”的牛肉，放在宋真宗年間“開吃”？絕對是高風險的事兒。
另外還有景德二年 (1 0 0 5 ) 十月編成的《景德農田敕》，此後長期沿用，“民間鹹以為便”。這個農業法令對宋代整個農業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
甚至就連宋真宗一生槽點滿滿的“天書封禪”活動，別看多麼荒唐加勞民傷財，“農業”都是其中不二的底線： 每次“天書封禪”活動，都要避開農時，期間修路修宮殿等工程，能用軍兵就用軍兵，就怕“傷農”。
當然，宋真宗也更明白，要提高農業產量，與其指望老天爺，不如指望另一個靠譜的學科：科學。
二、技術型皇帝在皇宮親自引種
宋真宗的“重農”國策裡，“科技興農”這話，他雖沒說過，卻是做得實實在在。典型一樣，就是引進佔城稻。
比起中國傳統稻種來，產自東南亞的“占城稻”，以抗旱早熟著稱。但在北宋初期時，占城稻僅在福建地區有少量種植。但這款高產的稻種，卻也早早引來了宋真宗的興趣。 他特意派人用珍寶，從占城天竺等國換來高產糧種，然後在皇宮裡試驗種植。有時種高興了，還把大臣們拉來欣賞。電視機《知否》裡那位拉著“顧二爺”種稻子的大宋皇帝，確實很有宋真宗的影子。
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更成了北宋農業史上重要的一年。宋真宗正式下詔，把三萬斛“占城稻”運到江淮與兩浙，在當地推廣種植。還專門貼榜，詳細介紹占城稻的耕作種植方法，手把手教百姓種稻。 這場“綠色革命”，對中國古代的農業版圖，產生了深遠影響。
有宋真宗這一“帶頭”，各級官員都開動腦筋，拼命提升農業科技。比如新型的“圩田”和“山田”，就在東南大地普遍推廣起來。北宋的耕地數量因此大幅提升。同樣是宋真宗年間，名臣李溥主持了“錢塘江堤改造工程”，以新型的“竹籠堆石塊”與“堤外打樁”技術，令錢塘江堤從此固若金湯。
同樣是在宋真宗年間，憑著北宋強大的印刷技術， 《齊民要術》《四時纂要》等經典農書，得以大量印刷普及。地方官們更幾乎人手一冊。在繁榮的北宋文化裡，這件事不太起眼，意義卻大過多少篇優美的宋詞。
三、刷爆大唐的各項資料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農業在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時期處於恢復階段，然後遇到宋真宗這樣一個極度重視農業的皇帝， 因此農業得到空前發展，終於解決了延續數百年的“糧食危機”，各種資料也直接刷爆：比如戶口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400萬戶，發展到鹹平六年(1003年)的686萬戶，增長了46%。
至於國家賦稅收入, 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為8000多萬，而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總額已達15000萬，增長近一倍。以學者漆俠的估算， 整個兩宋時代，宋代的墾田數量突破七百五十萬畝，是漢唐盛世的兩倍，單位畝產量近兩石。宋朝的經濟發達地區，一畝到一畝半土地，就足以養活一個成年人。放在中世紀，這是一個領先全世界的生產水平。
外有強敵內有四百多次農民起義的兩宋，能夠撐過三個世紀，甚至締造繁榮的城市商業文明，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來自這空前強大的農業水平。 而“神棍”皇帝宋真宗，就是北宋農業發展史上，一位無比重要的人物。單以農業成績說，這“神棍”，真比多少大宋“仁君”靠譜得多。畢竟，比起文人筆下的千好萬好，叫老百姓手裡有糧，餐桌上有飯，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