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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持之以恆分秒必爭幸福

    白居易去長安考試那年是806年,唐憲宗剛剛登基,關中糧價高昂。事實上,貫穿整個唐朝,只要漕運出現問題,別說關中的百姓,就算皇帝不被餓死,卻極有可能死於因為缺糧而導致的兵變……


    所以, 只要關中年景不好,哪怕是盛唐的玄宗,也得移駕東都洛陽找食吃。而統攝全國的政治重心,從長安轉移至洛陽,再從洛陽轉移至汴州(開封),從五代十國起一直定都在開封。要知道開封的地理位置實在算不上好,一馬平川無險可守,但中央政府搬到這裡的原因,就是因為運糧成本比到長安大幅度減少了,可見這麼多年來,糧食壓力有多重。


    但是, 困擾唐宋百年的糧食危機,卻在一個十幾年裝神弄鬼如一日的皇帝手上解決了——宋真宗趙恆。


    說起來,這個宋真宗趙恆,整了很多自導自演的神仙顯靈,而且三降天書封禪泰山。在很多歷史愛好者的眼裡,這個皇帝實在太不靠譜,但是在農業生產上,他還真是一把好手。 從理論到實踐,推出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經濟的措施,終於解決了人民群眾吃飽飯的問題。為北宋進入經濟繁榮期打下了基礎,史稱“鹹平之治”。


    一、 提拔重視農業的官員


    宋真宗這樣一個“神棍”皇帝,為什麼會對農業感興趣?


    後世公認的一條原因,就是“家教因素”。宋真宗的老師邢昺,是北宋年間以精通“農事”著稱的學問家。“重農”的意識,小小年紀就在心裡紮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時的大宋,正是農業壓力極重的時期。


    大宋定都開封,糧食轉運的壓力大大減輕,但生產壓力卻極大。唐代時曾是中國第二大產糧區的河北地區,《澶淵之盟》前一直是宋遼戰爭的主戰場,多年來“丁壯斃於傳輸,膏血塗於原野”。外加宋朝“田制不立”,普通農民的賦役負擔極重,農民起義也不斷,堪稱內憂外患。


    以宋太宗至道元年(這年距離宋太宗駕崩只有兩年),北宋三司使陳恕給宋太宗的叫苦說:此時大宋的國用軍需,處處都要用錢糧,就算是桑弘羊耿壽昌等理財大師再生,也解決不了這難題啊——這,就是宋真宗登基後,“接盤”過來的“缺糧”江山。 不“重農”?不用遼國打來,大宋就得“斷頓”了。


    所以,自宋真宗登基起,“重農”就是一條重要國策。就連選拔任用官員時,“重農”也是基本要求。就以宋真宗年間,那幾位深得宋真宗信任,卻被《宋史》“尊稱”為“五鬼”的幾位奸臣來說,那其中,就不乏“農業高手”。


    典型一位,就是“五鬼”裡一位極品奸臣,留下“溜鬚”典故的丁謂。此人雖奸,卻有“硬核”的農業水平。 在其親手締造的“南京後湖工程”,更堪稱古代“農業綜合治理工程”的典範。


    當時的丁謂,一度擔任升州(南京)知州。那時的南京後湖,由於多年疏於管理,已經成了一片爛地。丁謂到任後勘察一番,果斷上演了神操作:把後湖上的農田全部“退耕”,爛泥重新挖掉,重新蓄水養魚種菱,旱時更可用後湖湖水灌溉。 如此創造性的“多種生態經營”,迅速提升了南京周邊農業產量。這場“綜合治理”奇蹟,也成為了這位一代奸相,早年飛黃騰達的重要資本。


    所以說,別管宋真宗時期的大宋朝堂,充斥著多少“鬼”,以實際能力說,這確實是北宋歷史上,“農業專業化程度最高”的一屆大宋政府。


    於是,宋真宗年間的農業國策,也是一條比一條接地氣,宋太宗年間徵到“天價”的“買賣農器稅”,被宋真宗盡數廢除,農民們購買使用新農具的成本更低 。從此大量先進的農具,開始在北宋民間陸續普及。買賣耕牛的稅額也大量減免,殺牛的禁令更嚴。明清古典名著裡“想吃就吃”的牛肉,放在宋真宗年間“開吃”?絕對是高風險的事兒。


    另外還有景德二年 (1 0 0 5 ) 十月編成的《景德農田敕》,此後長期沿用,“民間鹹以為便”。這個農業法令對宋代整個農業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


    甚至就連宋真宗一生槽點滿滿的“天書封禪”活動,別看多麼荒唐加勞民傷財,“農業”都是其中不二的底線: 每次“天書封禪”活動,都要避開農時,期間修路修宮殿等工程,能用軍兵就用軍兵,就怕“傷農”。


    當然,宋真宗也更明白,要提高農業產量,與其指望老天爺,不如指望另一個靠譜的學科:科學。


    二、技術型皇帝在皇宮親自引種


    宋真宗的“重農”國策裡,“科技興農”這話,他雖沒說過,卻是做得實實在在。典型一樣,就是引進佔城稻。


    比起中國傳統稻種來,產自東南亞的“占城稻”,以抗旱早熟著稱。但在北宋初期時,占城稻僅在福建地區有少量種植。但這款高產的稻種,卻也早早引來了宋真宗的興趣。 他特意派人用珍寶,從占城天竺等國換來高產糧種,然後在皇宮裡試驗種植。有時種高興了,還把大臣們拉來欣賞。電視機《知否》裡那位拉著“顧二爺”種稻子的大宋皇帝,確實很有宋真宗的影子。


    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更成了北宋農業史上重要的一年。宋真宗正式下詔,把三萬斛“占城稻”運到江淮與兩浙,在當地推廣種植。還專門貼榜,詳細介紹占城稻的耕作種植方法,手把手教百姓種稻。 這場“綠色革命”,對中國古代的農業版圖,產生了深遠影響。


    有宋真宗這一“帶頭”,各級官員都開動腦筋,拼命提升農業科技。比如新型的“圩田”和“山田”,就在東南大地普遍推廣起來。北宋的耕地數量因此大幅提升。同樣是宋真宗年間,名臣李溥主持了“錢塘江堤改造工程”,以新型的“竹籠堆石塊”與“堤外打樁”技術,令錢塘江堤從此固若金湯。


    同樣是在宋真宗年間,憑著北宋強大的印刷技術, 《齊民要術》《四時纂要》等經典農書,得以大量印刷普及。地方官們更幾乎人手一冊。在繁榮的北宋文化裡,這件事不太起眼,意義卻大過多少篇優美的宋詞。


    三、刷爆大唐的各項資料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農業在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時期處於恢復階段,然後遇到宋真宗這樣一個極度重視農業的皇帝, 因此農業得到空前發展,終於解決了延續數百年的“糧食危機”,各種資料也直接刷爆:比如戶口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400萬戶,發展到鹹平六年(1003年)的686萬戶,增長了46%。


    至於國家賦稅收入, 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為8000多萬,而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總額已達15000萬,增長近一倍。以學者漆俠的估算, 整個兩宋時代,宋代的墾田數量突破七百五十萬畝,是漢唐盛世的兩倍,單位畝產量近兩石。宋朝的經濟發達地區,一畝到一畝半土地,就足以養活一個成年人。放在中世紀,這是一個領先全世界的生產水平。


    外有強敵內有四百多次農民起義的兩宋,能夠撐過三個世紀,甚至締造繁榮的城市商業文明,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來自這空前強大的農業水平。 而“神棍”皇帝宋真宗,就是北宋農業發展史上,一位無比重要的人物。單以農業成績說,這“神棍”,真比多少大宋“仁君”靠譜得多。畢竟,比起文人筆下的千好萬好,叫老百姓手裡有糧,餐桌上有飯,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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