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就史書應該遵守的規律而言，描述事件應該儘可能簡略，而考據求證則應該儘可能詳盡，沒有比《春秋》描述更簡略，沒有比《左傳》考據更詳實的了。
魯國史書中記載了每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孔子透過這些描述判斷其中的是非，然後才能用一兩個字暗寓褒貶。這就是寫史書需要考證的。
左丘明撰寫《左傳》，後人閱讀事情的始末，判定是非，然後才能理解字裡行間暗寓的褒貶，這就是讀史書需要考證的。如果沒有這些事情的記錄，即使是孔聖人也寫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這些事蹟，即使是孔聖人來讀春秋，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對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貶。
儒者喜歡大言，動不動就捨棄史傳來求讀經典，這樣必然是不通的。有些人能讀通，也必然是私下裡閱讀史傳，然後假稱沒有借鑑。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後世稱為絕作，卻不知道它的前身先是《長編》，然後是《考異》。
高似孫《緯略》，記載在他的《與宋敏求書》中，說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晉、宋、齊、梁、陳、隋六個朝代。
關於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編輯為草稿，把四丈作為一卷的話，總數不六七百卷。也有人說，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個出處才編纂成，用了二百二十個人所著的各種雜史和參考書。
李燾《巽巖集》中也說張新甫曾經看到洛陽有《資治通鑑》的草稿，塞滿了兩間屋子。（李燾的這本集子現在已經失傳了，這裡是根據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中轉述他父親馬廷鸞的話。）現在看這本書，例如「淖方成『禍水』」的話是出自《飛燕外傳》，「張彖冰山」的話則出自《開元天寶遺事》，還有一些小說也沒有落下。但是從古至今的著錄，在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分配目錄，必然有緣故。現在總括各種書籍，分為十五類，開頭的是《正史》，也就是大綱。
其次是《編年》《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都是參考紀傳的。還有《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這些都是參考各種傳志的。《史評》的是參考各種評論的。
過去還有《譜牒》這一項，但是從唐朝之後，譜學就幾乎沒有了。玉牒不對外頒佈，家乘也不上報，只有虛目而已，所以刪掉。私家記載，只有宋明兩個朝代最多，因為宋明兩個朝代的人都喜歡議論，議論有不一樣的意見就產生了門戶之分，有了門戶流派的區別就有了朋黨，有了朋黨就會產生恩怨，彼此有了恩怨，得志的時候就在朝廷上排擠意見不同者，不得志了就用筆墨文章來報復，中間難免是非顛倒，迷惑視聽。但即使有疑問和曲解，有大家的力量考證對質，也一定能得到正解。即使有虛假的言辭，參考大家的說法來核實，也一定能瞭解到真情。
張師棣《南遷錄》的妄言，是鄰國的事情，沒法對質。趙與峕《賓退錄》用金國官制作佐證就可以知道。《碧雲騢》一書汙衊誹謗文彥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認為是梅堯臣寫的，王銍認為是魏泰寫的，邵博又考證說確實是梅堯臣寫的，可以算得上是羅圈架了。然後李燾參考幾種說法而分辨定論，到現在也就沒有別的說法了。這也是考證一定要詳盡的驗證。
所以史部的這些書，除了確實非常冗長繁雜沒什麼可藉鑑的之外，凡是對正史有補充的，都應該選擇精華留存下來啊。
譯文
就史書應該遵守的規律而言，描述事件應該儘可能簡略，而考據求證則應該儘可能詳盡，沒有比《春秋》描述更簡略，沒有比《左傳》考據更詳實的了。
魯國史書中記載了每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孔子透過這些描述判斷其中的是非，然後才能用一兩個字暗寓褒貶。這就是寫史書需要考證的。
左丘明撰寫《左傳》，後人閱讀事情的始末，判定是非，然後才能理解字裡行間暗寓的褒貶，這就是讀史書需要考證的。如果沒有這些事情的記錄，即使是孔聖人也寫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這些事蹟，即使是孔聖人來讀春秋，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對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貶。
儒者喜歡大言，動不動就捨棄史傳來求讀經典，這樣必然是不通的。有些人能讀通，也必然是私下裡閱讀史傳，然後假稱沒有借鑑。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後世稱為絕作，卻不知道它的前身先是《長編》，然後是《考異》。
高似孫《緯略》，記載在他的《與宋敏求書》中，說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晉、宋、齊、梁、陳、隋六個朝代。
關於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編輯為草稿，把四丈作為一卷的話，總數不六七百卷。也有人說，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個出處才編纂成，用了二百二十個人所著的各種雜史和參考書。
李燾《巽巖集》中也說張新甫曾經看到洛陽有《資治通鑑》的草稿，塞滿了兩間屋子。（李燾的這本集子現在已經失傳了，這裡是根據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中轉述他父親馬廷鸞的話。）現在看這本書，例如「淖方成『禍水』」的話是出自《飛燕外傳》，「張彖冰山」的話則出自《開元天寶遺事》，還有一些小說也沒有落下。但是從古至今的著錄，在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分配目錄，必然有緣故。現在總括各種書籍，分為十五類，開頭的是《正史》，也就是大綱。
其次是《編年》《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都是參考紀傳的。還有《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這些都是參考各種傳志的。《史評》的是參考各種評論的。
過去還有《譜牒》這一項，但是從唐朝之後，譜學就幾乎沒有了。玉牒不對外頒佈，家乘也不上報，只有虛目而已，所以刪掉。私家記載，只有宋明兩個朝代最多，因為宋明兩個朝代的人都喜歡議論，議論有不一樣的意見就產生了門戶之分，有了門戶流派的區別就有了朋黨，有了朋黨就會產生恩怨，彼此有了恩怨，得志的時候就在朝廷上排擠意見不同者，不得志了就用筆墨文章來報復，中間難免是非顛倒，迷惑視聽。但即使有疑問和曲解，有大家的力量考證對質，也一定能得到正解。即使有虛假的言辭，參考大家的說法來核實，也一定能瞭解到真情。
張師棣《南遷錄》的妄言，是鄰國的事情，沒法對質。趙與峕《賓退錄》用金國官制作佐證就可以知道。《碧雲騢》一書汙衊誹謗文彥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認為是梅堯臣寫的，王銍認為是魏泰寫的，邵博又考證說確實是梅堯臣寫的，可以算得上是羅圈架了。然後李燾參考幾種說法而分辨定論，到現在也就沒有別的說法了。這也是考證一定要詳盡的驗證。
所以史部的這些書，除了確實非常冗長繁雜沒什麼可藉鑑的之外，凡是對正史有補充的，都應該選擇精華留存下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