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是思想和文化最為燦爛輝煌的時代，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據《漢書· 藝文志》的記載，數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後的《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記載“諸子百家”實有上千家。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較為著名的不過十家。
它們分別是：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前面我們分別介紹了儒家和道家，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名家”。其代表人物包括：鄧析、公孫龍、惠施、宋鈃、尹文。其中以公孫龍和惠施最為著名。接下來，讓我們分別聊聊諸子百家中“名家”的代表人物和思想精華。
名家以思維的形式、規律和名實關係為研究物件的哲學派別，所以稱之為："名家"，也稱“辯者”、“察士”。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將其與“儒家”、“道家”等並列為“六家”。名家在英文中是“詭辯家”，也成為“邏輯家”或者“辯證家”的意思。名家以擅長論辯著稱，他們在論辯中比較注重分析名詞與概念的同異，重視名與實的關係，開創了中國的邏輯思想探究，這跟西方哲學中的“主觀”和“客觀”有點類似。
名家的人在古代以“辯者”而聞名，《呂氏春秋》還有個故事。說是洧水發了大水，淹死了鄭國的一個富人，屍首被人撈去了。富人的家屬要求贖屍，撈得屍首的人要錢太多，富人的家屬就找鄧析出主意。鄧析說：“不要急，他不賣給你，賣給誰呢？”撈得屍首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鄧析出主意。鄧析又回答說：“不要急，他不找你買，還找誰呢？”。故事沒有說這件事最後的結局，我們也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見，辯者本來是訟師，類似古代的律師，鄧析顯然是最早的訟師之一。不過他僅只是開始對於名進行分析的人，對於哲學本身並沒有做出真正的貢獻，真正建立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和公孫龍。
名家的思想精神是注重“名”而不是“實”。惠施、公孫龍代表名家中的兩種趨勢：一種是強調實用性，而另外一種是強調名的絕對性。比如“這是桌子”，其中的“這”指的是具體的實物，它是可變的，有生有滅。可是“桌子”是一個抽象的事物，它是“名稱”，它是不變的。永遠都是那個名稱。“名”是絕對的，“實”是相對的。就像“美”是這個詞是絕對的，而“美好的事物”只能是相對的一樣。
惠施的相對論
惠施是公元前350年左右的宋華人，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政治家。他曾任魏惠王的相，是當時有大學問的人。他的著作不幸失傳了，莊子和惠施私交甚好，在《莊子·天下》一書中儲存有惠施的“十事”，我們所知道的惠施的思想，僅只是從此“十事”推演出來的。
其中第一事是：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這兩句話都是現在所謂的“分析命題”。“大一”是說整個空間大到無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說物質最小的單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內部。這和後期墨家一樣認為物質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質粒子所構成。萬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質粒子構成，同樣基於“小一”，所以說“萬物畢同”；但是由“小一”構成的萬物形態千變萬化，在“大一”中所處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說“萬物畢異”。他把事物的異同看作相對的，但又是統一在一起的，這裡包含有辯證的因素。在惠施的思想中，大小都是相對的，在《莊子》中說：因而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意思是說按照物與物之間的差別來看，順著各種物體大的一面去觀察便會認為物體是大的，那麼萬物就沒有什麼不是大的；順著各種物體小的一面去觀察便會認為物體是小的，那麼萬物沒有什麼不是小的。它體現了樸素的相對論觀點，具有辯證思想。
萬物是相對的，不斷變化的。萬物之間沒有絕對的不同，絕對的界線。每個事物總是正在變成別的事物。所以得出邏輯的結論：萬物一體，因而應當泛愛萬物，不加區別。《莊子》中也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公孫龍的共相論
公孫龍是名家另外一位主要領袖，出生於公元前284年左右，是戰國時期趙華人，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公孫龍不像惠施那樣強調“實”是相對的、變化的，而強調“名”是絕對的、不變的。他由此得到與柏拉圖的理念論相同的概念，柏拉圖的理念或共相在西方哲學是極著名的。
公孫龍有一個“白馬非馬”論，據說，他有一次騎馬過關，關吏說：“馬不準過。”公孫龍回答說：“我騎的是白馬，白馬非馬。”說著就連馬一起過去了。白馬非馬是古代思想史上的著名命題。公孫龍的論證是這樣的：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一詞是指馬的形態，凡是具有馬的形態的都命名為馬。白一詞是指白的顏色，凡是白顏色的都命名為白。白馬是馬的形態再加上白的顏色，亦即白顏色的馬。可見，馬與白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以他說：白馬非馬。或者說，白是一切白色的共性，而不是馬，馬是一切馬的共性，而不是白。白馬指白色的共性加上馬的共性。所以白馬並不是馬。這也體現了公孫龍“共相論”的哲學思想。
名家的哲學家透過分析名、分析名與實的關係和區別，發現了中國哲學中稱為“超乎形象”的世界。在中國哲學中，有“在形象之內”與“在形象之外”的區別。在形象之內者，是“實”。譬如大小方圓，長短黑白，都是一種形象。凡可為某種經驗的物件，或某種經驗的可能的物件者，都是有形象的，也可以說都是在形象之內的，都存在於實際世界之內。也可以反過來說，凡是有形象的，在形象之內的，存在於實際世界之內的，都是某種經驗的物件，或是可能的物件。
名家在戰國中期卻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學派，標誌著中國古代人思想學與邏輯學大融合也是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名家的地位在秦朝以後就逐漸退出政治舞臺，名家的後世傳人的影響也不及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影響面廣，但名家的思想在不同程度的被融入到諸家文化的精髓中。其中道家既是名家的反對者，又是名家真正的繼承者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是思想和文化最為燦爛輝煌的時代，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據《漢書· 藝文志》的記載，數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後的《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記載“諸子百家”實有上千家。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較為著名的不過十家。
它們分別是：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前面我們分別介紹了儒家和道家，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名家”。其代表人物包括：鄧析、公孫龍、惠施、宋鈃、尹文。其中以公孫龍和惠施最為著名。接下來，讓我們分別聊聊諸子百家中“名家”的代表人物和思想精華。
名家以思維的形式、規律和名實關係為研究物件的哲學派別，所以稱之為："名家"，也稱“辯者”、“察士”。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將其與“儒家”、“道家”等並列為“六家”。名家在英文中是“詭辯家”，也成為“邏輯家”或者“辯證家”的意思。名家以擅長論辯著稱，他們在論辯中比較注重分析名詞與概念的同異，重視名與實的關係，開創了中國的邏輯思想探究，這跟西方哲學中的“主觀”和“客觀”有點類似。
名家的人在古代以“辯者”而聞名，《呂氏春秋》還有個故事。說是洧水發了大水，淹死了鄭國的一個富人，屍首被人撈去了。富人的家屬要求贖屍，撈得屍首的人要錢太多，富人的家屬就找鄧析出主意。鄧析說：“不要急，他不賣給你，賣給誰呢？”撈得屍首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鄧析出主意。鄧析又回答說：“不要急，他不找你買，還找誰呢？”。故事沒有說這件事最後的結局，我們也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見，辯者本來是訟師，類似古代的律師，鄧析顯然是最早的訟師之一。不過他僅只是開始對於名進行分析的人，對於哲學本身並沒有做出真正的貢獻，真正建立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和公孫龍。
名家的思想精神是注重“名”而不是“實”。惠施、公孫龍代表名家中的兩種趨勢：一種是強調實用性，而另外一種是強調名的絕對性。比如“這是桌子”，其中的“這”指的是具體的實物，它是可變的，有生有滅。可是“桌子”是一個抽象的事物，它是“名稱”，它是不變的。永遠都是那個名稱。“名”是絕對的，“實”是相對的。就像“美”是這個詞是絕對的，而“美好的事物”只能是相對的一樣。
惠施的相對論
惠施是公元前350年左右的宋華人，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政治家。他曾任魏惠王的相，是當時有大學問的人。他的著作不幸失傳了，莊子和惠施私交甚好，在《莊子·天下》一書中儲存有惠施的“十事”，我們所知道的惠施的思想，僅只是從此“十事”推演出來的。
其中第一事是：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這兩句話都是現在所謂的“分析命題”。“大一”是說整個空間大到無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說物質最小的單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內部。這和後期墨家一樣認為物質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質粒子所構成。萬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質粒子構成，同樣基於“小一”，所以說“萬物畢同”；但是由“小一”構成的萬物形態千變萬化，在“大一”中所處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說“萬物畢異”。他把事物的異同看作相對的，但又是統一在一起的，這裡包含有辯證的因素。在惠施的思想中，大小都是相對的，在《莊子》中說：因而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意思是說按照物與物之間的差別來看，順著各種物體大的一面去觀察便會認為物體是大的，那麼萬物就沒有什麼不是大的；順著各種物體小的一面去觀察便會認為物體是小的，那麼萬物沒有什麼不是小的。它體現了樸素的相對論觀點，具有辯證思想。
萬物是相對的，不斷變化的。萬物之間沒有絕對的不同，絕對的界線。每個事物總是正在變成別的事物。所以得出邏輯的結論：萬物一體，因而應當泛愛萬物，不加區別。《莊子》中也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公孫龍的共相論
公孫龍是名家另外一位主要領袖，出生於公元前284年左右，是戰國時期趙華人，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公孫龍不像惠施那樣強調“實”是相對的、變化的，而強調“名”是絕對的、不變的。他由此得到與柏拉圖的理念論相同的概念，柏拉圖的理念或共相在西方哲學是極著名的。
公孫龍有一個“白馬非馬”論，據說，他有一次騎馬過關，關吏說：“馬不準過。”公孫龍回答說：“我騎的是白馬，白馬非馬。”說著就連馬一起過去了。白馬非馬是古代思想史上的著名命題。公孫龍的論證是這樣的：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一詞是指馬的形態，凡是具有馬的形態的都命名為馬。白一詞是指白的顏色，凡是白顏色的都命名為白。白馬是馬的形態再加上白的顏色，亦即白顏色的馬。可見，馬與白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以他說：白馬非馬。或者說，白是一切白色的共性，而不是馬，馬是一切馬的共性，而不是白。白馬指白色的共性加上馬的共性。所以白馬並不是馬。這也體現了公孫龍“共相論”的哲學思想。
名家的哲學家透過分析名、分析名與實的關係和區別，發現了中國哲學中稱為“超乎形象”的世界。在中國哲學中，有“在形象之內”與“在形象之外”的區別。在形象之內者，是“實”。譬如大小方圓，長短黑白，都是一種形象。凡可為某種經驗的物件，或某種經驗的可能的物件者，都是有形象的，也可以說都是在形象之內的，都存在於實際世界之內。也可以反過來說，凡是有形象的，在形象之內的，存在於實際世界之內的，都是某種經驗的物件，或是可能的物件。
名家在戰國中期卻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學派，標誌著中國古代人思想學與邏輯學大融合也是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名家的地位在秦朝以後就逐漸退出政治舞臺，名家的後世傳人的影響也不及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影響面廣，但名家的思想在不同程度的被融入到諸家文化的精髓中。其中道家既是名家的反對者，又是名家真正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