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第一個以遺址地命名的考古學文化是仰韶文化。

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仰韶村遺址被發現後，先後經過1921年、1951年、1980年共三次發掘，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在第一次發掘之後，按照當時國際上考古學慣例，該文化被命名為“仰韶文化”。第一次發掘，1921年10月27日開始，12月1日結束，歷時36天。發掘由瑞典人安特生和地質學者袁復禮主持。

仰韶文化對於中國考古學意義非凡——這是中國考古第一個以遺址地命名的考古學文化，這種命名方法後來也成為中國考古學文化命名的通則。仰韶村遺址的發掘，也被視為近代田野考古學傳入中國的標誌性事件。

仰韶文化之廟底溝型別彩陶

仰韶文化之大河村彩陶

　　1921年4月18日，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從澠池縣城徒步來到仰韶村，在村南約1公里的地方，他發現了一些被流水沖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還有夾雜著灰燼和遺物的地層，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他想起了西方的安諾文化中的彩陶，產生了兩相比較的興趣。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他和中國的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的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等一道再次來到仰韶遺址進行發掘，發現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還在一塊陶片上發現了水稻粒的印痕。

　　在20世紀初，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石器時代。這也是安特生髮現仰韶遺址時感慨萬端的原因。他以歐洲著名的丹麥遺址為例，“長為100至300公尺，其廣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為960公尺，東西480公尺，灰土層厚1至5公尺不等。“則可知在石器古人時代其地當為一大村落無疑矣。” 1923年安特生的《中國遠古之文化》正式發表，把仰韶文化確立為中國史前文化，這不僅使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論調不攻自破，而且讓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安特生先後在中國的甘肅、青海、陝西等地，系統發掘了約50個文化遺蹟，並獲得了一個赫赫有名的稱號——“仰韶文化之父”。

　　仰韶村出土的精美彩陶，在當時考古發掘很少的中國，由於沒有其他參照物，安特生認為不可能是中國本土的，而是受西方的安諾文化的彩陶影響，透過這樣簡單的推理，他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安特生的“西來說”刺激了中國考古學家。他們努力開展更多考古工作，尋找仰韶文化的來源與去向。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現一處仰韶文化遺址。1931年，考古學家梁思永發現了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它的下層是以紅陶和少量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遺存，中層是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上層是以灰陶和繩紋陶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遺存。這個三疊層證明了文化的連續性，有力地駁斥了西來說。

　　新中國成立後的不同時期，中國考古學家對多個仰韶文化遺址進行了正規的考古發掘，我們熟悉的有陝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河南淅川下王崗、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等。這些遺址大多在距今7000—5000年間，前後延續了約兩千年，主要分佈在河南、陝西、山西三省，內蒙古、甘肅、青海、河北、湖北甚至四川等臨近中原的省區也有分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陳星燦所長稱仰韶文化為生命力最強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

　　從仰韶文化不同的遺址中，考古學家逐步瞭解到仰韶時期人們的生存環境、居住模式、村落形態、經濟手段、日常生活，乃至社會組織、意識形態、婚姻關係、喪葬習俗等內容，將這些內容疊加，幾乎可以完整再現母系氏族社會的生活方式。比如生產工具以發達的磨製石器為主，常見有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骨器也相當精緻。各種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紅陶和夾砂紅褐陶為主，主要呈現紅色，紅陶器上常彩繪有幾何型圖案或動物型花紋。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是刀耕火種的代表，農耕的石器包括石斧、石鏟、磨盤等。除農耕外，仰韶文化時期人們顯然還進行漁獵。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魚鉤、魚叉、箭頭等，在一些陶器上，也有大量的與魚相關的圖案。先民們過著比較穩定的定居生活，已經出現具有一定規模和佈局的村落，其村落或大或小，村落外有墓地和製陶的窯場。房屋的牆壁是泥做的，也有用草混在裡面的，也有用木頭做骨架的。牆的外部多被裹草後燃燒過，來加強其堅固度和耐水性。

　　不同地區的仰韶文化，由於來源不同，去向也不一樣，被學者命名為不同的文化，比如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西王村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崗文化、後岡一期文化和大司空文化等等。原來單一命名的仰韶文化，現在成了既有聯絡又有區別且名字各自不同的仰韶文化群。這些不同的仰韶文化大致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半坡是早期的代表。中期則以廟底溝文化為代表。晚期的仰韶文化以山西芮城縣西王村遺址上層為代表，彩陶數量已經減少，帶狀網格紋成為基本圖案。

　　中期的廟底溝文化是當時中國文化圈中最強勢的文化。它不僅遍佈整個黃河中游地區，在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游地區的大溪文化和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中，都有發現；它的影響，向西遠抵青海，西南則深入川西北，向北越過河套，東南則進入蘇北，範圍之大，差不多遍及半個中國，是任何中國史前文化所不及的。廟底溝的彩陶是其標誌性器物，在傳播的過程中，攜帶了文化傳統，將廣大區域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標誌著華夏曆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融合，是一個偉大文明的醞釀與準備。

　　從1999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和河南省文物局先後七次對河南靈寶西坡進行了考古發掘。在2004年至2006年的發掘中，更是發現了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建築面積達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說明聚落內部結構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佈局開始轉變為開放式佈局，大型公共建築和公共場所的出現，也昭示著仰韶文化晚期社會複雜化程度的提高。

　　雖然有數以千計的仰韶文化遺址被發現，有數以百計的仰韶文化遺址被髮掘，總體看，不同地區的仰韶文化，在距今5000年後，大致都演變成龍山文化，而龍山文化則是夏商文明或者說華夏文明形成的基礎。有一段時期，也有部分學者將仰韶文化認定為夏文化，不過隨著二里頭等與夏文化更為貼近的遺址的出現，這一觀點就被放棄了。

　　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一直伴隨著對仰韶文化的不斷認識。從上個世紀20年代的仰韶文化來說，到後來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東西二元對立說，再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仰韶龍山一元發展說，發展到現在的多地區多元起源說，應該說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