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下半葉是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內戰結束後，美國國內市場實現了進一步整合與擴大，新的企業模式迅速發展，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又及時來到。多種因素的幸運結合，使美國的經濟實力快速趕超了英法等老牌歐洲大國，並把同樣新近崛起的德國拋在了後面。
在農業方面，美國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被一場轟轟烈烈的西進運動所激發。內戰以後，東部地區的大批人口潮水般湧向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進行墾荒拓殖，廣袤的西部大平原被開發為大規模農場，並以資本主義的方式運營起來，推動了美國農業的騰飛。1866年到1900年，美國雖然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但全國耕地面積仍然實現了大幅增長，由4.07億英畝（約1.64億公頃）增加到8.79億英畝（約3.56億公頃）。農產品產值也從22億美元增加到58億美元。小麥等農產品還出現了大量剩餘，很快成為美國出口貿易的主要產品。到1875年，僅小麥和棉花兩項的出口就達2.51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43%，到1881年這兩項更是達到4.16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47%。就在這一階段，美國牢牢奠定了世界農業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
美國在工業上的發展更令人矚目。以當時衡量工業能力最重要的指標——鋼為例，美國1875年的鋼產量不足40萬噸；1880年為130萬噸，與英國並列世界第一；1890年為430萬噸，超過位居第二的英國約20%；1900年則達到1000萬噸，超過位居第二的德國近50%。美國鋼產量的激增與鐵路的大規模鋪設正好形成了供需雙方的相互促進。在1869年到1893年間，美國先後建成了5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線，鐵路建設成為中國產鋼鐵的主要消費市場，1875年時鐵路建設消耗的鋼甚至佔到國內鋼消費的一半以上。而全國性鐵路網的建成又為工業擴張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設施，刺激了國內市場的進一步發育，帶動了其他領域部門的連鎖反應。隨著機械製造業、石油工業、交通業和通訊業等關鍵領域的快速發展，美國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了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並形成了較好的區域佈局。1890年，美國的工業產值已經躍居世界第一。這種工業擴張的速度、深度和規模都是空前的。
然而，美國非比尋常的經濟擴張背後也醞釀著非比尋常的經濟危機。當生產能力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推動下突飛猛進的時候，美國的社會結構卻決定了國內需求難以出現質的飛躍，從而使經濟上升週期的逆轉變得不可避免。1890年前後，美國的經濟增長已經顯出疲態，超量的農業生產使農產品價格普遍下跌，由此引發了中西部農民的還貸問題，廣大農業區開始出現騷動。更重要的是，隨著5條橫貫大陸鐵路線的建成，大規模鐵路建設也接近尾聲，引起鋼鐵工業產能的大量過剩，築路工人和鋼鐵工人的失業率迅速增長。從全國來看，工人平均工資從1890年開始顯著下降，大規模罷工的次數明顯增多。更重要的是，由於農產品價格下跌和大批農場破產，原先象徵著無限機會的西部“邊疆地帶”的吸引力也在減弱，向西部移民的人數明顯減少。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他們引以為自豪的巨大生產能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國內消費的需求，並且開始引發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美國國內的焦慮情緒開始逐漸上升，有些人指出“美利堅共和國的青年時代已經過去了，伴隨著負擔、困難和焦慮的成熟期到來了”。
真正的危機在1893年到來。1893年5月，美國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產能過剩與國內消費不足的矛盾集中爆發。完成橫跨大陸鐵路線的兩大巨型鐵路公司——北太平洋鐵路公司和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先後宣告破產。象徵“美國天才”的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也被迫解僱其公司近70%的員工，抱怨美國“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瘋人院”。更重要的是，以往發生危機時，美國可以採取向歐洲超量出口農產品的辦法來加以擺脫，但1893年歐洲的糧食出現了豐收，所以這一傳統戰略根本無從實施，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危機的衝擊力度，美國經濟由此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衰退。
到了年底，美國破產銀行達624家，破產總額近3.5億美元，聯邦黃金儲備則僅剩餘7000萬美元。失業人口也急劇增加。到1893年底，119個城市中的失業工人已達300萬人。1894年春，西部地區一些失業工人集結起來前往華盛頓請願，比較著名的有俄亥俄州商人科克西（Jacob Coxey）率領的“飢餓大軍”和失業鐵路工人組成的“霍根大軍”（Hogan’s Army）。這種自西向東的運動對美華人來說極具象徵意義，這表示一度代表著無限機會的西部“邊疆地帶”不再吸引大規模的勞動力，而是開始排斥他們。美國一個世紀以來的人口流動方向似乎正在發生逆轉，“邊疆關閉”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了。
尤其令美國上層社會恐懼的是，危機催動了工人運動的迅猛發展，而且社會主義的色彩越來越重。
本來，美國工人在政治上一直以保守著稱，像“勞工騎士團”“勞聯”等主要工會組織都持改良主義立場，這一點曾經讓恩格斯感到驚奇。而美華人自己則相信美國的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緩解勞工階層的不滿並避免社會主義革命，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就是工人可以“向他們官僚吐唾沫”，而不是像在德國那樣“被官僚階層吐唾沫”。但1893年的危機似乎使這些社會和政治調節功能都失靈了。1894年5月，普爾曼鐵路工人舉行罷工，這一美國曆史上規模空前的大罷工使整個西部的鐵路運輸陷於癱瘓。各種罷工和騷亂擴充套件到美國全國各地，有的刊物甚至稱整個加利福尼亞州都“落入了奧克蘭、薩克拉門託和洛杉磯的暴民之手，而奉命執法的國民軍也放下武器，站到了暴民一邊”。
在很多人看來，美國當時就像進入了國內革命的前夜，軍隊取消軍官休假，處於全面戒備狀態。1894年7月，聯邦政府派遣軍隊進入普爾曼鐵路工人罷工的中心區——芝加哥，與當地政府的民兵和警察共同鎮壓了罷工，造成較大規模的流血事件。這種公開使用軍隊對付社會問題的做法馬上引起了另一種恐懼。在不少美華人看來，政府的強力鎮壓手段雖然可以暫時平息事態，但其本身的危險性和危害性絲毫不亞於大規模罷工和社會騷亂。很多人擔心，這種做法開啟了政府在國內政治中動用軍隊的危險先例。如果社會持續動盪，政府又不斷採取這種做法的話，那麼政府的權力將越來越不受限制並形成中央集權，從而終結由美國開國元勳們按權力制衡和民主原則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
這樣，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又引起了更深層次的危機——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懷疑。上層社會的一些人開始擔心，一個多世紀前制定的民主憲政能否適用於一個工業化的、領土大大擴充套件了的現代美國。1893年出任克利夫蘭政府國務卿的沃爾特·昆廷·格雷沙姆（Walter Quintin Gresham）早先就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的國父們在關於民治政府的問題上走得太遠了……民主現在是法律、秩序和社會本身的敵人，這樣的民主應該取消。”到1894年，隨著危機與騷亂的蔓延，這種懷疑更深了。對美國來說，這可能比經濟衰退和社會騷亂更危險，因為這種懷疑所動搖的是美華人長期以來最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是對美國核心價值觀的信心。進入19世紀的最後十年，一向不關心國外事務的美華人也開始頻繁談論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的恐怖時期”和“羅馬帝國的最後歲月”，彷彿要從中尋找一種歷史類比。總體上看，歷史學家霍夫施塔得的觀點是站得住腳的，那就是19世紀90年代的美國陷入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危機”，整個社會處於恐慌和迷惘狀態，對未來的命運感到擔憂。
19世紀下半葉是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內戰結束後，美國國內市場實現了進一步整合與擴大，新的企業模式迅速發展，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又及時來到。多種因素的幸運結合，使美國的經濟實力快速趕超了英法等老牌歐洲大國，並把同樣新近崛起的德國拋在了後面。
在農業方面，美國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被一場轟轟烈烈的西進運動所激發。內戰以後，東部地區的大批人口潮水般湧向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進行墾荒拓殖，廣袤的西部大平原被開發為大規模農場，並以資本主義的方式運營起來，推動了美國農業的騰飛。1866年到1900年，美國雖然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但全國耕地面積仍然實現了大幅增長，由4.07億英畝（約1.64億公頃）增加到8.79億英畝（約3.56億公頃）。農產品產值也從22億美元增加到58億美元。小麥等農產品還出現了大量剩餘，很快成為美國出口貿易的主要產品。到1875年，僅小麥和棉花兩項的出口就達2.51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43%，到1881年這兩項更是達到4.16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47%。就在這一階段，美國牢牢奠定了世界農業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
美國在工業上的發展更令人矚目。以當時衡量工業能力最重要的指標——鋼為例，美國1875年的鋼產量不足40萬噸；1880年為130萬噸，與英國並列世界第一；1890年為430萬噸，超過位居第二的英國約20%；1900年則達到1000萬噸，超過位居第二的德國近50%。美國鋼產量的激增與鐵路的大規模鋪設正好形成了供需雙方的相互促進。在1869年到1893年間，美國先後建成了5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線，鐵路建設成為中國產鋼鐵的主要消費市場，1875年時鐵路建設消耗的鋼甚至佔到國內鋼消費的一半以上。而全國性鐵路網的建成又為工業擴張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設施，刺激了國內市場的進一步發育，帶動了其他領域部門的連鎖反應。隨著機械製造業、石油工業、交通業和通訊業等關鍵領域的快速發展，美國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了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並形成了較好的區域佈局。1890年，美國的工業產值已經躍居世界第一。這種工業擴張的速度、深度和規模都是空前的。
然而，美國非比尋常的經濟擴張背後也醞釀著非比尋常的經濟危機。當生產能力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推動下突飛猛進的時候，美國的社會結構卻決定了國內需求難以出現質的飛躍，從而使經濟上升週期的逆轉變得不可避免。1890年前後，美國的經濟增長已經顯出疲態，超量的農業生產使農產品價格普遍下跌，由此引發了中西部農民的還貸問題，廣大農業區開始出現騷動。更重要的是，隨著5條橫貫大陸鐵路線的建成，大規模鐵路建設也接近尾聲，引起鋼鐵工業產能的大量過剩，築路工人和鋼鐵工人的失業率迅速增長。從全國來看，工人平均工資從1890年開始顯著下降，大規模罷工的次數明顯增多。更重要的是，由於農產品價格下跌和大批農場破產，原先象徵著無限機會的西部“邊疆地帶”的吸引力也在減弱，向西部移民的人數明顯減少。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他們引以為自豪的巨大生產能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國內消費的需求，並且開始引發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美國國內的焦慮情緒開始逐漸上升，有些人指出“美利堅共和國的青年時代已經過去了，伴隨著負擔、困難和焦慮的成熟期到來了”。
真正的危機在1893年到來。1893年5月，美國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產能過剩與國內消費不足的矛盾集中爆發。完成橫跨大陸鐵路線的兩大巨型鐵路公司——北太平洋鐵路公司和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先後宣告破產。象徵“美國天才”的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也被迫解僱其公司近70%的員工，抱怨美國“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瘋人院”。更重要的是，以往發生危機時，美國可以採取向歐洲超量出口農產品的辦法來加以擺脫，但1893年歐洲的糧食出現了豐收，所以這一傳統戰略根本無從實施，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危機的衝擊力度，美國經濟由此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衰退。
到了年底，美國破產銀行達624家，破產總額近3.5億美元，聯邦黃金儲備則僅剩餘7000萬美元。失業人口也急劇增加。到1893年底，119個城市中的失業工人已達300萬人。1894年春，西部地區一些失業工人集結起來前往華盛頓請願，比較著名的有俄亥俄州商人科克西（Jacob Coxey）率領的“飢餓大軍”和失業鐵路工人組成的“霍根大軍”（Hogan’s Army）。這種自西向東的運動對美華人來說極具象徵意義，這表示一度代表著無限機會的西部“邊疆地帶”不再吸引大規模的勞動力，而是開始排斥他們。美國一個世紀以來的人口流動方向似乎正在發生逆轉，“邊疆關閉”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了。
尤其令美國上層社會恐懼的是，危機催動了工人運動的迅猛發展，而且社會主義的色彩越來越重。
本來，美國工人在政治上一直以保守著稱，像“勞工騎士團”“勞聯”等主要工會組織都持改良主義立場，這一點曾經讓恩格斯感到驚奇。而美華人自己則相信美國的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緩解勞工階層的不滿並避免社會主義革命，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就是工人可以“向他們官僚吐唾沫”，而不是像在德國那樣“被官僚階層吐唾沫”。但1893年的危機似乎使這些社會和政治調節功能都失靈了。1894年5月，普爾曼鐵路工人舉行罷工，這一美國曆史上規模空前的大罷工使整個西部的鐵路運輸陷於癱瘓。各種罷工和騷亂擴充套件到美國全國各地，有的刊物甚至稱整個加利福尼亞州都“落入了奧克蘭、薩克拉門託和洛杉磯的暴民之手，而奉命執法的國民軍也放下武器，站到了暴民一邊”。
在很多人看來，美國當時就像進入了國內革命的前夜，軍隊取消軍官休假，處於全面戒備狀態。1894年7月，聯邦政府派遣軍隊進入普爾曼鐵路工人罷工的中心區——芝加哥，與當地政府的民兵和警察共同鎮壓了罷工，造成較大規模的流血事件。這種公開使用軍隊對付社會問題的做法馬上引起了另一種恐懼。在不少美華人看來，政府的強力鎮壓手段雖然可以暫時平息事態，但其本身的危險性和危害性絲毫不亞於大規模罷工和社會騷亂。很多人擔心，這種做法開啟了政府在國內政治中動用軍隊的危險先例。如果社會持續動盪，政府又不斷採取這種做法的話，那麼政府的權力將越來越不受限制並形成中央集權，從而終結由美國開國元勳們按權力制衡和民主原則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
這樣，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又引起了更深層次的危機——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懷疑。上層社會的一些人開始擔心，一個多世紀前制定的民主憲政能否適用於一個工業化的、領土大大擴充套件了的現代美國。1893年出任克利夫蘭政府國務卿的沃爾特·昆廷·格雷沙姆（Walter Quintin Gresham）早先就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的國父們在關於民治政府的問題上走得太遠了……民主現在是法律、秩序和社會本身的敵人，這樣的民主應該取消。”到1894年，隨著危機與騷亂的蔓延，這種懷疑更深了。對美國來說，這可能比經濟衰退和社會騷亂更危險，因為這種懷疑所動搖的是美華人長期以來最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是對美國核心價值觀的信心。進入19世紀的最後十年，一向不關心國外事務的美華人也開始頻繁談論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的恐怖時期”和“羅馬帝國的最後歲月”，彷彿要從中尋找一種歷史類比。總體上看，歷史學家霍夫施塔得的觀點是站得住腳的，那就是19世紀90年代的美國陷入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危機”，整個社會處於恐慌和迷惘狀態，對未來的命運感到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