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有堅定的信念和果斷的決心。如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為例。本質是好的，如若成功能極大地改善朝廷的財政問題，也能減輕低層百姓負擔，但是卻連懲治貪腐，和對因循守舊的頑固派都不能去除！所以在改革與依循舊制反覆倒騰。反而讓改革虎頭蛇尾，更讓國家積弊更加嚴重

北宋的經濟改革，相比唐朝或其他朝代，最主要的變化在於“重商”，提升商人地位，同時給予商人足夠的自由度，所以北宋雖然是農業帝國，但半數以上的稅收來自於商業。

在宋朝以前，商人必須在固定商業區做生意，而且商人的戶籍叫市籍，是被人看不起的，而在北宋，市籍被取消，徵收交易稅的機關也被移到了城門，於是整座城市都變成了商業區，所有城內居民都在理論上成為了“市民”，街道兩側都可以佈置攤位，甚至皇城跟上也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商品。

如此一來，被士人階層看不起的商人地位得到了提高，城市變得空前繁榮。

再者，在唐代，商人後代是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的，這也是一項巨大的歧視政策，但在北宋，商人子女也有讀書受教育並參加科考的權力，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談到北宋的經濟改革，不得不說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且不論這次改革的最終成敗，其爭議的背後其實是兩種不同價值觀的碰撞。

王安石認為改善財政赤字的方式在於“開源”，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透過一些創造性的措施去增加稅收渠道。

反對一方的司馬光認為改善經濟在於“節流”，一個國家的財富用量是有限的，不在民間則在官家，那些吹噓不加稅就可以充盈國庫的說法不可能實現，只是變著花樣剝削百姓而已。

這就是兩種不同思想，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碰撞，而這樣的碰撞是沒有結果的，無論是王安石一方還是司馬光一方，其實都有有道理的一面，其理論都值得今天的人去思考，對今人是有借鑑意義的。